「1921年，女人穿上了長袍。」張愛玲在《更衣記》中，記下了旗袍出現的時間。那段時間，正好是清朝末期風雨飄搖的那幾年，一場辛亥革命，讓封建王朝在中國徹底瓦解，當時漢人排滿情緒特別強烈，滿族女人因為保住性命大都改穿漢服，沒想到民國以後，漢人婦女竟穿起了旗袍，這倒是出乎革命分子的意料。張愛玲同時提到「五族共和之後，全國女子突然一致採用旗袍，倒不是為了效忠于滿清，提倡復辟運動，而是因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人。」既然男人穿長袍，追求平等進步的女人也應該穿上長袍。旗袍，作為一種衣著，一如其他穿衣風格不僅反映了時代面貌，也帶出了穿衣者對自身的想法：與男人平起平坐。
在電影《花樣年華》裡，旗袍放大人與人之間的細微感受，當蘇麗珍（張曼玉飾）與周慕雲（梁朝偉飾）在狹窄的走廊上擦身而過時，那 0.01 公分的距離是如此貼近﹑曖昧，因為蘇麗珍那一身極度貼近身體的旗袍，是這樣無懼地﹑坦誠地展現自己，這是華人女性在過往數千年歷史中不曾得到過的自由。
「就是再沒有心肝的女人，說起她去年那件織錦緞夾袍的時候，也是一往情深的。」正如張愛玲在《更衣記》裡所說的，在老上海斑駁的光影中，穿旗袍的女人是城市裡最動人的笑容。你說不清，是女人的溫柔詮釋了旗袍的韻致，還是旗袍的韻致成全了女人的美。從 30 年代開始，旗袍在上海成為了中國女性的重要服裝，當時上海人口超過 315 萬，成為僅次於倫敦、紐約、巴黎和柏林的第五大城市，此時世界上最時髦的東西都紛紛在上海亮相，洋氣融入老上海的市井生活，形成了海派文化。
海派旗袍的工序可以分為量體、製版、裁剪、盤扣四個步驟，深受西方剪裁影響，海派旗袍尤其重視量身，老師傅通常要測量人體 26 個部位，其中又以胸、腰以及最細處的浪腰最為關鍵。在合身剪裁下，修長的旗袍更能展現東方女性的曲線，開衩起初是為了方便行走，從低衩到高衩及臀，在明星效應下也蔚為流行，更是當時少見的性感款式。在電影《色戒》中，湯唯飾演王佳芝時所穿的旗袍，大多開高衩及臀，符合她的貴婦身分，也隱含挑逗之意，而那極為貼身的海派版型總憋得她不敢喘氣，一旁的易先生（梁朝偉飾）開始上鉤，在她準備脫下袍子時終於發號施令「穿著！」，而王佳芝則從背叛組織的情慾中，得到了愛的救贖。
那，當時的男人又是如何著裝呢？在穿西裝已是每個男子必修課的現代，你一定很難想像，西裝在民國初年的漢人眼裡有多麼不討喜。有趣的是，五四一代的思想家像魯迅、林語堂以及徐志摩，他們雖然在思想上深刻西化，但說到西裝卻都頻頻搖頭。相較於長袍馬褂的寬鬆與舒適，西裝總顯得緊身、太多束縛，難以適應。魯迅在小說《阿Q正傳》裡，描述錢老太爺的兒子留洋回鄉，不僅剪去小辮子，還穿了一身西裝，被同鄉百姓嘲笑為假洋鬼子，他老婆為此想不開還投了三回井。徐志摩寫給陸小曼的信裡也提到了西裝的缺點：「脖子、腰、腳全上了鐐銬，行動感到拘束，那有我們的服裝合理，西洋就是這件事情欠通。」然而儘管徐志摩對西裝討厭歸討厭，該穿的時候還是會穿。學貫中西的文學家林語堂對西裝則完全不領情，他曾在《論西裝》一文說︰「西裝之所以成為一時風氣而為摩登士女所樂從者，唯一的理由是一般人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為效顰，在倫理上，美感上，衛生上是決無立足根據的。」
文人自然可以有這種偏見，不過政治家需要多一點變通才能統治天下，孫中山從實用主義出發，設計出一種翻領且擁有四個貼身口袋的「中山裝」。中山裝源於日本學生裝，日本海軍則是仿效歐洲軍裝製成，結合中西服裝的特色，穿起來舒適簡便，因此後來大部分的政治家都選擇穿著中山裝，包含毛澤東、蔣介石、鄧小平等。對於服裝，我一直認為它事小體大，孫中山自己大概也沒想到，中山裝後來成了民國男子時裝的絕對主流，穿西裝的不僅是非主流，還會被貼上「資本主義」的標籤，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後，西裝才重新回到中國人的身上。百年後，在愈來愈開放的文化薰染之下，很少再有人糾結於西裝的合宜，問題的焦點也逐漸變成西裝的剪裁、如何搭配等等，關於西裝的傲慢與偏見也逐漸放下。說到這，不禁想起服裝史學者詹姆斯‧拉弗（James Laver）的一段話：「一件衣服在流行那年穿出，你很時髦；流行前一年穿出，你很大膽；流行前五年穿出，你下流無恥；而在流行後一年穿出，你過時；流行後五年穿出，你荒唐；在流行之後一百、一百五十年穿出，你不但浪漫而且可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