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Gillian Slovo／南非小說家，前南非共產黨領袖喬‧史洛沃之女
1969 年，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漫長的 28 年牢獄生涯邁入第六年半，他在給妻子溫妮（Winnie Madikizela-Mandela）的信中寫道：「自有歷史以來，人類始終敬愛著⋯⋯像親愛的你這樣的男男女女——一位出身平凡的女孩，來自地圖上幾乎找不到的村落。」他寫了非常多信給溫妮，而正是他在信中對妻子流露的愛意，點亮了這本收錄獄中書信的迷人之作，其中許多內容從未公開。
當他被判處終身監禁時，依據當時的南非法律，刑期真的就是「終身」。最初，他只被允許半年寫一封 500 字的信件，收信人只能是親屬。在獄中，他將草稿寫在一本精裝筆記本裡，而當這本筆記本和一支貴重的筆雙雙不見時，他勃然大怒。由於獄方會延後他信件寄出的時間（有時甚至不寄送），同時把持或沒收回信，因此曼德拉無從得知那些信件究竟是否有送達。有一次，當他得知某人沒收到他的信時，便精心重寫了一封和十年前一模一樣的信。獄中的時間度日如年。
納爾遜‧曼德拉是一代人物，並在過世後被推崇為替南非帶來和平、實踐寬恕眾人的男人。今年是他 100 歲冥誕，他的話語透過這些信件再度響起，讓讀者瞭解到：正是他筆下承載的信念和人性，為南非的和平轉型奇蹟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我們也難得有機會一窺，這名男人和他的家人如何因這場轉變飽受折磨。
他寫信給「平凡女孩」的這一年，正是他鐵窗生涯最悲慘的日子。溫妮作為他與世界的聯繫，也正在獄中等候受審，留下他們的孩子孤苦無依。曼德拉的母親過世時，他卻無法出席葬禮，這股失落日後跟隨了他很長一段時間。在數封信中，有些即便距離事發已隔多年，他仍會想起母親探望他時的景象。他看著母親從監獄離開，搭上回到陸地的船，霎時間，他感覺到那將是他與母親的最後一面，而事實也是如此。低谷之際，他又收到了一封電報，是他與第一任妻子伊芙琳（Evelyn Mase）生下的兒子桑貝（Thembekile Mandela）在車禍中身亡的死訊，得年 24 歲。他描述自己的血液如何為之冰冷，以及最後他是如何走回自己的牢房，「那是悲痛欲絕之人最不應該出現的地方」。和喪母時的狀況一樣，獄方拒絕讓他為兒子下葬，也不得去墓前悼念。心碎的曼德拉在 1962 年寫下他與桑貝的最後一面：
當時他正值年輕力壯的 17 歲，無法與死亡扯上任何關係。他穿著我的褲子，而那對他來說實在太大了⋯⋯他自己的衣服很多，實在沒道理要穿我的衣服。但他的動機是如此顯而易見，讓我深深地為之動容。在之後的幾天裡，我的心緒久久無法平復。我意識到家庭因為我的缺席而承受了多少精神上的壓力。
在我們被迫離家之前，我的父母喬‧史洛沃（Joe Slovo）和蘿絲‧佛斯特（Ruth First）與曼德拉密切合作：喬和曼德拉都是非洲民族議會黨的新生軍。曼德拉服刑期間，大約也是喬流亡海外的時期，直到 1990 年才以非洲民族議會談判小組成員的身分歸來，並於 1994 年大選後擔任曼德拉政府的第一任住宅部長。一年後，當喬罹癌過世時，曼德拉是第一位前來慰問的人。他坐在喬的三個女兒對面，在寂靜的破曉時分訴說他唯一的遺憾——他自己的孩子，以及同志們的孩子，為父母的志業承擔了代價。當時，我以為他不過是在做他最拿手的事：慰問我們，肯認我們的損失。但現在，當我讀著這些信件時，我才明白他的悔恨有多麼深刻。
他在 1971 年的信中寫道：「為了參與重大議題而忽略家庭是正當的嗎？為了拯救萬民於水深火熱的願景，而置自己的稚子與老伴於貧困挨餓的窘境是可以的嗎？」在另一封寫給溫妮叔叔的信中，他說他不忍心和溫妮談論太多關於女兒澤娜妮（Zenani）與津齊妮（Zindziswa，曼德拉上一次見到她時她還不到兩歲）的事。那讓他如坐針氈。
直到 16 歲，澤娜妮和津齊妮才被允許探望父親，所以曼德拉只能試著透過書信來履行為人父母的義務。儘管有時會流露八股的父權，但他寫給孩子們的家書仍讓人動容。
他在 1970 年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給二兒子馬克賈托（Makgatho），那是他和伊芙琳的第二個兒子。他在信中責備兒子缺乏自信、良知、意志和獨立性（他將兒子的軟弱歸因於自己的缺席，稍稍軟化了批評力道）； 1971 年，他在信封上潦草地告訴澤娜妮「學學貓王，動身出發」，並提到希望女兒也能聽聽米瑞安‧馬卡貝（Miriam Makeba）、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或貝多芬的音樂；1979 年，當津齊妮支氣管炎時，他建議溫妮給她服用熱茶和喉嚨軟膏。然而，即使身處獄中，曼德拉也意識到他有時聽起來太霸道了。他寫了一封充滿建言的信給素未謀面的桑貝遺孀，語調和緩：「請記得，不管妳是否接受我的建議，都不會影響我對妳的態度。妳是我的媳婦，我為妳感到驕傲，妳是我珍愛的家人。」
死亡貫穿了這些信件。「只有被關在牢裡的人，才會對死亡向你襲來時，那種令人癱軟的悲痛感到慶幸。」他如此寫道。與此同時，對於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事的讀者來說，曼德拉與溫妮令人遺憾的發展敲擊著他們。看著溫妮入獄（經歷 200 天無法洗澡）、被國家暴力和不明人士攻擊，並被流放到不毛之地的經歷，沒有讀者能不為之撼動。儘管後來她戰勝了迫害她的人，並成為她勇氣的象徵，但所付出的成本都是顯而易見的。這不僅從他們後來的離婚可知，也顯見於曼德拉當時的信件。他在溫妮最水深火熱時寫道：「我感覺自己好像被膽汁浸濕了，我的每一部分，我的肉體、血液、骨骼和靈魂，無法幫助妳的事實讓我極為痛苦。」他知道溫妮是因為與自己的關係而受到迫害。
曼德拉在獄中夢見了溫妮，並寫下了這些夢境。1970 年，他夢見溫妮正在「跳優美的夏威夷舞蹈」。 他寫道：「你轉向我，帶著我朝思暮想的迷人微笑。」然而到了 1981 年，夢境變得晦暗。在其中一個夢裡，溫妮低著頭走路，似乎在找什麼東西，曼德拉想去迎接她，卻發現「我在深入低谷的溝壑中失去了妳，只有當我回到小屋時才再次見到妳。這一次，小屋裡擠滿了同事，剝奪了我們的隱私。」
現在我們知道他確實在溝壑裡失去了她，那股悲傷直到他出獄都仍如影隨形。1962 年，溫妮以書寫表達了對曼德拉的支持：「再也沒有什麼，比參與一個國家歷史的形成更有價值的事了。」溫妮和曼德拉一起促成了這段歷史，但在各自艱困的難關中，他們的婚姻無以為繼。
在一封寫給非洲民族議會黨黨主席阿爾伯特‧盧蘇利（Albert Luthuli）遺孀的哀悼信中，曼德拉寫道：「一位偉大的戰士」已經「從舞台走入歷史」。如今，納爾遜‧曼德拉自己也走過了這段路，然而透過這些引人入勝的信件，他的思想、感情和愛意再度回到了我們身邊。
《曼德拉獄中書信》（The Prison Letters of Nelson Mandela，暫譯）英文版於 2018 年 7 月 10 日出版，尚無中譯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