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到科索沃已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1999 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支援阿爾巴尼亞裔的叛軍，對抗斯洛波丹‧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的塞爾維亞軍隊。我當時赴科索沃報導戰事。
北約的炸彈落地時，塞爾維亞軍隊展開種族清洗行動，幾乎有 100 萬阿爾巴尼亞裔的科索沃人流離失所，他們絕大多數是穆斯林。東正教居主流的塞爾維亞人不久便搖白旗、撤出軍隊。後來，科索沃有九年時間交由聯合國管理，成了國際監管的混沌地帶。
十年前的 2 月 17 日，多山、人口不足 200 萬的內陸區域宣布自塞爾維亞獨立。只是獨立遠非科索沃問題的終點，更疑似帶來一連串的新麻煩。
從 1998 年末首次拜訪的兩週旅行以來，我經常重返科索沃。1999 年 2 月，我返回當地、長駐首都普里斯提納，並待到 2005 年。之後，我大多時候至少一年一訪科索沃，而且通常要更頻繁些。
由於報導過科索沃衝突，我免不了會從戰時的角度審視當地的人民和景觀。開車駛過鄉間時，我都還記得當時哨站的位子、綿延的難民潮、無家可歸的人們尋找庇護、一柱柱的濃密黑煙從燃燒的村莊裡頭卷向天際。
這塊土地和上頭的人民都大不相同了。冬天返回當地時，我震驚地發現，科索沃人頑強的樂觀精神敵不過希望幻滅的情緒。人們似乎都垮了下來，扛不動認命的哀怨，以及普遍認定政府貪腐的厭惡感。
「我發誓，要不是太多人曾經拋頭顱灑熱血，我肯定會說，乾脆回到從前算了。」一名男子告訴我，「從前，我們過得比較好，機會比較多。」
他說的話是公認的異端言論，他不希望姓名見報，害怕會招致不愛國的罵名。恐懼依然是當地許多人生活的實際景況。
我抵達當地不過數日前，溫和派的塞族政治人物奧利佛‧伊萬諾維奇（Oliver Ivanovic）在米特羅維察的街頭中槍身亡。
由阿爾巴尼亞裔與塞族分治的城市米特羅維察，至今依然問題重重。恐懼瀰漫城北的塞族區。有位居民形容，警察就像花朵一樣，是擺設用的。
我多次攝影伊萬諾維奇。他曾經領導一支人們聞之色變的準軍事部隊，鎮守伊巴爾河的大橋，伊巴爾河隔開城市兩端的阿爾巴尼亞裔居民和塞族居民。
2003 年，在我列席的會議上，美國外交官理查‧霍布魯克（Richard C. Holbrooke）告訴伊萬諾維奇，假使他要死守鷹派主張，那麼「你有天醒來、看向鏡子時，會明白歷史的浪潮已經刷過你身旁了」。
日後，伊萬諾維奇放軟身段，成了比較務實的政治人物。他死前指控當地幫派把持城市。許多市民認為，幫派其實是塞爾維亞政府遙控的鷹犬，並揣想城市是否又將正式分劃給兩個國家分別治理。
在科索沃其他地方，阿爾巴尼亞裔與塞族人處得比較融洽。然而戰爭在國家外表留下的傷疤仍歷歷可見，即使生輝的高速公路、大型加油站和購物中心已然大幅改變當地風貌。
這條緊鄰阿爾巴尼亞國境的道路始於西部市鎮賈科維察、止於南部市鎮普里茲倫。這條路本身長得就像一道疤，尖銳地提醒來者戰時的多場屠殺。
這條長路沿著崎嶇的國界而行；戰時，科索沃解放軍利用道路作掩護後撤山區，道路行經的村莊均生靈塗炭。
我行經信奉天主教的阿爾巴尼亞裔村莊梅雅（Meja），該村莊是戰時最惡劣的屠殺現場，軍隊從難民潮和鄰近聚落抓出 373 名男人和男孩，槍斃於路邊。
屆戰爭尾聲時，這些受害者的遺體仍然不知所蹤。有待多年以後，許多遺體才在塞爾維亞特警部隊訓練場的百人塚出土，訓練場位在離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不遠的郊區巴塔伊尼察（Batajnica）。
許多年來，鄰近梅雅的屠殺遺址立了多座陽春墳塚，伊斯蘭教和天主教的墳墓比鄰而居。如今，當地正在興立挨得起時間考驗的紀念址。黑色大理石棺槨成列陳放，寬 18 具石棺、長 25 具石棺。
同一條路會通到賈科維察，當地連同可上溯鄂圖曼年代的老市集在內，已然悉數重建。接著，道路通過兩座破敗村莊、瑟爾澤（Xerxe）和庫什（Krushe），村里多數男子在戰爭中遭到處決。
根據國際失蹤人口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Missing Persons）2017年發表的報告，有 4,500 人在戰時失蹤——逾 1,600 人迄今仍無音訊。
我在賈科維察拜訪兩名女子、努斯黑蝶‧庫諾娃（Nusrete Kumnova）與芬敦尼耶‧伽科濟（Ferdonije Qerkezi）。戰時，庫諾娃的獨子遭擄、消失無蹤。伽科濟失去了丈夫和四個兒子。
伽科濟其中兩個兒子的遺體找了回來，並入土安葬。她的丈夫和另兩個兒子依然杳無痕跡。
這些女人心裡的時鐘停留在過去，靜止不前。
伽科濟改裝自家，整棟屋子布置成親人回憶的紀念館。孩子樓上的房間和他們離家時的樣子並無二致。玩具、足球和衣服都細心裹在塑膠袋裡頭。另一間房裡，陳列箱裡面擺著兩個找回的兒子的衣服，上頭彈痕累累，在在提醒著兩人在人生盡頭的遭遇。
問及科索沃獨立週年的感受時，她倉促打發問題：「哎！別煩啦！」
政治與經濟情勢確實讓人大失所望，然而該國仍有朝氣萌芽的角落。就藝術與文化發展觀之，科索沃現正欣欣向榮。
科索沃出生的歌手芮塔‧歐拉（Rita Ora）、杜娃‧黎波（Dua Lipa）和艾娃‧伊斯菲（Era Istrefi）都是國際音樂排行榜上常客。普里斯提納的夜店、酒吧和音樂展演舞台蓬勃發展，種族的隔閡在其間消弭近乎無形。
年輕藝術家培得里‧哈利埃（Petrit Halilaj）更在去年的威尼斯雙年展贏得特別評審團獎。
命運弄人，我曾拍下 11 歲難民哈利埃的身影，當時他在阿爾巴尼亞庫克斯的食物配給站排隊。戰時的遭遇，依然灌注在哈利埃的藝術創作之中。
我在科索沃的最後一天，新聞傳出總理拉姆詡‧哈拉迪納伊（Ramush Haradinaj）拜訪英國的簽證申請遭拒。普遍輿情都感到難堪恥辱，而在不久前，他的美國簽證申請也同樣遭到駁回。
自獨立宣言以來，聯合國 193 個成員國裡僅有 111 個國家承認科索沃的國家身分。俄國、中國、塞爾維亞和五個歐盟國的不承認尤其關鍵。
於是，科索沃仍舊是唯一未從歐洲簽證自由化政策受惠的歐洲國家，換句話說，科索沃國民要旅遊難如登天。該國還有全歐最年輕的人口年齡結構，據世銀資料，科索沃有 7 成國民不足 35 歲。
「只要我們還困在這個貧民窟一天，麻煩就一天不除。」科索沃的英超兵工廠球迷俱樂部主席艾本‧貝里沙（Arben Berisha）告訴我，「我們需要年輕人負笈國外學習，並帶著他們的所學歸國。」
我開車前往馬其頓搭班機返家，取道一條連接科索沃和阿爾巴尼亞的新建高速公路，我不禁要問：假使總理先生都不能踏出國門，這對其他科索沃人又代表什麼？
低薪、失業問題、停滯的經濟和旅行困難環伺，這些犖犖高速公路究竟會帶著他們去向何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