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納多‧貝托魯奇享壽 77 歲，以天才電影人聞名於世，又因《巴黎的最後探戈》性侵爭議而永遠聲譽蒙塵
貝納多‧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遺緒和名聲輝煌而複雜：他是歐洲影業的巨擘，是戰後文化中激勵人心的反法西斯戰士；他還是電影解放的神學家，致力於理解激進天主教與左派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競爭。他是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維斯康堤（Luchino Visconti）和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同代人。貝托魯奇早期的傑出電影《革命前夕》（1964）和《同流者》（1970）開創了獨特的義大利新浪潮，但真正讓他如此與眾不同的，是他得以將這份聲望轉化成在好萊塢的成功——一項只有少數歐洲電影人願意，且能夠達到的成就。
1987 年，他以《末代皇帝》叩關好萊塢，這部由傑瑞米‧湯瑪斯（Jeremy Thomas）製作的史詩巨作贏得多項大獎。故事內容講述年幼的溥儀如何在毛澤東主義革命將臨之際，在權力的陷阱中掙扎。貝托魯奇史無前例地獲中國當局准許拍攝，在北京紫禁城中完成了這部電影。我們無從得知，他是否曾為自己可能會成為菁英電影的末代皇帝之一而感到焦慮，或者變成專斷的男性創作者而有過一絲擔憂。
爭議不斷
他夠長壽，足以經歷大男子導演傳統特權與聲望受到挑戰的演變時代。他最知名的作品《巴黎的最後探戈》（1972）出於不同的原因，在兩個不同的時期受人唾棄。在那部露骨的電影中，由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飾演的中年男子癡迷於瑪麗亞‧施耐德（Maria Schneider）扮演的年輕女子，而劇中涉及情感與性虐待的場面，卻可議地並非在演員完全同意的狀況下進行。
上映時，該作因違背傳統道德而飽受攻擊，卻又在自由、寬容和性革命的社會脈絡下得到及時的辯護。保琳‧凱爾（Pauline Kael）將《巴黎的最後探戈》視為自史特拉汶斯基（Igor Stravinsky）的《春之祭》之後最重要的文化事件。此間反動右翼和進步左翼的文化戰線相當清晰。
然而到了 2016 年，貝托魯奇的一段影片浮上檯面，暗示那場以奶油作為性道具的戲是在導演與白蘭度事先安排，卻並未告訴施耐德的狀況下拍攝的，只因為貝托魯奇希望女主角被羞辱的情節更加「真實」。就這樣，兩名有權勢的男人合謀侵害了一名年輕女子，從而引發了普遍的唾棄。我曾分析過這部電影，內容著重在白蘭度飾演的角色，在那場戲後段要求施耐德以手指替他肛交，在劇情上達到了某種「平衡」的效果。現在顯然必須重新評估此事，也就是根本沒有平衡。
雖然男性自我憎恨和自我毀滅的毒性是真實存在的，但情慾並不存在於相互解放和探索之中，而我仍然認為《巴黎的最後探戈》是一部強而有力的電影。但就貝托魯奇這個人來說，他仍然怙惡不悛。今年稍早，巴里國際電影節為了紀念《巴黎的最後探戈》修復而舉行了一場活動，貝托魯奇在場上明確表示，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應該對自己在電影《金錢世界》中用克里斯多夫‧柏麥（Christopher Plummer）取代凱文‧史貝西（Kevin Spacey）的決定感到「羞愧」，而他自己很樂意和凱文‧史貝西合作。
面對＃MeToo 運動，貝托魯奇沒有以自我質疑、悔恨或策略性的沉默回應，更沒有試圖為他作品中的自由意志解套，重新詮釋他在職業生涯中所表現的性別歧視與傲慢。他全然明白，作為一名電影業的老兵，他不必為自己辯解。事實上，在紀錄片《坎城完全製片指南》（2013）中，他顯得既疲憊又世俗。該片圍繞著電影業裡不受歡迎的老男人，呈現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導演是同樣不光彩的詹姆斯‧托巴克（James Toback）。
才華橫溢
然而，這些都無法抹去人們對他傑出而大膽的創造力所留下的記憶。他在 22 歲時創作出《革命前夕》，一部混合了性愛和政治可能性的振奮人心之作——它當然是男性化的，探討天主教和馬克思主義的新舊衝突。在 1970 年的《同流者》中，尚 －路易‧特罕狄釀（Jean-Louis Trintignant）飾演一名出身富裕而年輕的男同志，尚未出櫃的他試圖透過加入法西斯來融入和順應社會。該作的主題是暴力和忠誠，並顯然影響了法蘭西斯‧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此外，劇中也有明顯的貴族氣質，以及強烈的悲劇和痛苦感。（《同流者》改編自阿爾貝托‧莫拉維亞（Alberto Moravia）的小說，他自己的作品對電影人來說意義非凡，啟發了高達（Jean-Luc Godard）的《輕蔑》、狄西嘉（Vittorio De Sica）的《烽火母女淚》和卡恩（Cédric Kahn）的《親密性關係》等電影。）
1976 年發行的《一九ＯＯ》是一部高尚而狂妄的歐洲史詩，其規模宛如華格納的歌劇，由勞伯‧狄尼洛（Robert De Niro）和傑哈‧德巴狄厄（Gérard Depardieu）擔綱，飾演一對來自社會兩端的朋友。該片片長極長，並引發了導演與資深製片人阿爾貝托‧格里馬爾迪（Alberto Grimaldi）之間的激烈爭執。格里馬爾迪曾與許多義大利電影界的大師合作，而大眾對這名自私自利的導演會如此狂熱崇拜，也有他的份。這部電影沒有貝托魯奇粉絲們喜歡的專注和針對性，因此也有點被遺忘。如今，我們或許應該重新檢視這部作品，就像重新評價麥可‧西米諾（Michael Cimino）的《天堂之門》一樣。
1979 年的《月亮》象徵著性侵主題的回歸，雖然許多人認為這部電影已然過時，而《巴黎的最後探戈》爭議更讓該作顯得有些古怪。接著，1996年時他又推出了《蘿莉塔》式的電影《偷香》，其中描述男性癡迷於女色的內容也同樣容易受到譴責。無論如何，1987 年的《末代皇帝》對貝托魯奇來說，乃是一部宏大而非典型的史詩，更像是李察‧艾登堡祿（Richard Attenborough）在 1982 年橫掃大獎的《甘地》中復興的大衛‧連（David Lean）風格，儘管《末代皇帝》中並沒有大明星（註）。憑著9項奧斯卡獎，該片鞏固了貝托魯奇的威望，並讓他在好萊塢獲得呼風喚雨的影響力，羨煞其他同時代的歐洲導演（或者其實他們不屑一顧）。這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且令人滿意的電影，具有真正的開拓精神。
在他後來的電影中，1990 年的改編作品《遮蔽的天空》講述了一對美國夫婦約翰‧馬克維奇（John Malkovich）和黛博拉‧溫姬（Debra Winger）前往北非，希望重燃婚姻的故事。對於我來說，這部作品不僅值得一提，甚至是十分傑出的。原因在於，其原著作者保羅‧鮑爾斯（Paul Bowles）的神祕客串反映了人性的本質。該作是電影史上最偉大的文學作品之一——堪與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在楚浮（François Truffaut）的《日以作夜》現身相提並論。
我最喜歡的後期作品是活潑而感性的《戲夢巴黎》（2003），該片劇本由傑出的英國影評家吉伯特． 艾達爾（Gilbert Adair）改編，取自他自己的小說《神聖的純真》（The Holy Innocents），講述了 1968 年巴黎的五月風暴以及法國電影新浪潮的誕生。貝托魯奇的最後一部作品是神采奕奕的《我和你》（2013），描繪兩名青少年男女的故事。
貝托魯奇是一名偉大的電影人，但毫無疑問，他也是因# MeToo 運動而蒙塵的那一代人，這令人難過，卻或許不可避免；他無法打從心底找到參與這些新思潮的機會。也許他覺得自己太老了、太傷痕累累了，無法卑躬屈膝；無法向新的反對者磕頭，也認為這種風潮會像其他時尚一樣，終究會泯沒，而非留下藝術永恒的真諦。
《巴黎的最後探戈》現在是一個受爭議又受人崇敬的對象。它保留了震撼的力量，也讓觀眾進入了怪誕的恍惚狀態，尤其是白蘭度角色死前靈光乍現的一景。崇拜者還會追溯《末代皇帝》的驕奢淫佚，以及《同流者》和《革命前夕》的才華洋溢——那些關於他革命不順從的激烈記憶。
註：《末代皇帝》的主要角色除飾演外籍老師莊士敦的彼得‧奧圖（Peter O’Toole）外，飾演主角溥儀的尊龍（John Lone）和飾演婉容皇后的陳沖，都是在參與這部電影演出後，才知名度大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