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風已經登陸、電力也已然中斷；此刻，除了一邊緊張地看著水位上升，一邊等待風雨退去之外，什麼也做不了。但也有可能，你得在風雨中蜷縮掙扎著講述暴風過境的故事。
《紐約時報》邀請編輯和記者們再一次分享他們報導颶風的經驗中，最生動的回憶。以下由他們現身說法，講述他們報導重大災害的工作，以及在災難來襲時，人們的重要故事
2005年，颶風卡崔娜
雪拉・德旺（Shaila Dewan），刑事司法編輯
「那是J.D.。」那人向我説道，手指著從廢墟中伸出來的一雙光腳ㄚ。「然後那個是蘇。」在颶風卡崔娜襲擊墨西哥灣沿岸後的那天早晨，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的每個人都在試圖消化眼前一整片徹底崩壞的景象。
我從這趟令人傻眼的海岸之旅抽身，前往一個緊急應變管理簡報會議，那裡的官員最初說沒有人員死亡。我舉起手告訴他們 J.D. 和蘇的事情。或許更多是出於記者的懷疑天性，而非手段，我問了他們，是否確定沒有任何死亡人數。一位發言人感到憤怒，她想知道：為什麼媒體對計算屍體數字這麼感興趣，我們只是禿鷹嗎？
她的反應讓我一下子愣住了——畢竟，這是他們的社區。這些屍體，也有可能是他們的屍體。作為一名911事件後，赴世貿中心遺址進行報導的紐約客，我怎麼可以忘記這個簡單的事實呢？
我坐下來寫了封信給她，試圖表達出我也是個人類。那封信是我那天寫出最長的東西。
1996年，熱帶風暴約瑟芬
莫妮卡・戴維（Monica Davey），芝加哥分社社長
水突然在我車子周圍漲起時，我熄掉引擎，腳踩在踏板上，還記得當時自己不明智地執著在一個問題上：如何保護我的記者筆記，那裡頭滿是和對抗風暴的人們的珍貴採訪。在我心愛的黑色本田思域（Honda Civic）即將被海水吞沒之際，筆記本正坐在副駕駛座上。
我當時在佛羅里達工作。我曾在颶風避難所內打地鋪睡覺、在國家颶風中心（National Hurricane Center）過了一宿，還曾在北卡州衝浪之都（Surf City）裡和一名男子坐在一起，弗蘭颶風吹走了他的家。他隔壁鄰居的家則幾乎毫髮無傷。
我學到的是，那些看似平凡無奇的風暴，會突如其來地造成可怕的破壞和奪去生命，而那些看似拔山倒樹而來的風暴，卻可能突然改變方向，隨著生活繼續而搖搖晃晃地遠去。
颶風不為傲慢讓路。
淹沒我車子的暴風雨甚至沒到颶風的強度；那只是場熱帶風暴，有個可愛的名字叫約瑟芬（Josephine）。我的本田思域在佛羅里達的聖彼得海灘被海水淹沒，它徹底地安息了。我的筆記本則大難不死，逃過一劫。
2017年，颶風哈維
奧德拉・伯奇（Audra Burch），國內通訊記者
洪水尚未完全退去，毀壞的規模也還未完全顯露出來，這時我在休士頓的一個教堂裡看到拉里・凱德（Larry Cade）正在一堆舊衣服裡東翻西找。他和妻子蘇賽特（Suzette）的東西早已所剩無幾。為了寫一篇關於屋主回到狀況不明的家裡的文章，我跟著凱德一家去了他們的房子。
這對夫婦手牽手站在自家磚瓦前面。自風暴造成洪水淹進室內足足五英尺深以來，他們第一次回家查看。他們從一扇窗戶往內窺探，看見他們過往生活的一些蛛絲馬跡，現在已經無力回天了。他只想拿回一樣東西：一張半世紀前凱德與母親一起拍的照片。他把照片放在七英尺高的架子上，他相信照片仍安然無恙。
找不到半點那張照片的蹤跡。
凱德哭了起來。在那一刻，這也成了一個關於無助、關於颶風從我們身邊奪走了什麼的故事。「我感到如此悲傷而空虛，」凱德這麼說道。
1988年，颶風吉爾伯特
彼得・艾波邦（Peter Applebome），前《紐時》編輯
墨西哥蒙特雷的《北方報》（El Norte）頭條新聞寫著「Es El Peor Desastre!」——「這是史上最慘的災難！」
報導颶風總是令人百感交集，既要在他人面臨的災難中航行，又要試圖為自己找到些許安慰與安全。很久很久以前，颶風吉爾伯特侵襲德州時，我跑到德州最南邊的布朗斯維爾去。但真正的悲劇發生在國境邊界之外，大約有200人死在被洪水圍困的公車上。
我和攝影師亞倫・維奈（Alan Weiner）徹夜驅車直到抵達一家中庭風格的旅館——我真的不知道我們怎麼辦到的。沒有東西吃。房間床鋪沒有整理。旅館大廳裡還有積水。
翌日，官員們帶著成堆的死亡證明抵達了。受難者家屬前來看遇難巴士的殘骸。警察開始從巴士殘骸中取出行李。第一個箱子裡有一包棒棒糖和一罐 Burt 的古龍水、兩本繽紛的兒童學校筆記本、一罐原裝人參、一本墨西哥護照。
那本護照的主人，是墨西哥薩爾蒂約市22歲的伊旺・阿吉雷・阿門達里茲（Ivan Aguirre Armendariz）。關於他的命運下落，官方沒有半點消息。
2012年，颶風艾薩克
坎貝爾・羅伯森（Campbell Robertson），國內通訊記者
颶風艾薩克襲捲了路易斯安那州南部，而當時正是該去看看那裡還剩下些什麼的時候。颶風從紐奧良離境了。但是普拉克明郡，這個護送密西西比河入海的泥濘半島，已經被洪水切成了兩半，沒有留下任何可以通往南部的明確道路。
阿希・庫柏（Acy Cooper）是一名捕蝦船船長，在教區的盡頭有一棟房子，風暴來襲時他在城市附近的碼頭避難。他要親自去看看破壞的情況，選了一個最原始、也因此最可靠的路線：那條河。
黃昏時分，我和攝影師在空蕩蕩渡船碼頭和他碰面，然後一起出發，沿著闃寂無聲到令人不安的密西西比河，一路顛簸了八個小時。我們知道，在河堤後面的黑暗中，是一片殘破廢墟。在艾薩克肆虐時，有許多普拉克明郡人的房屋遭洪水淹沒；有兩具屍體被發現漂浮在某間屋子的廚房裡。
我報導過一些破壞力遠超過艾薩克的颶風，那些颶風釀成數百人死亡，直接改變了城市地景與疆界。但我從未感受過那令人不安的意外插曲帶來的重量，那重量存在於風暴本身的喧囂混亂，以及緩慢但吵雜的恢復過程之間，就如同我在密西西比河上度過的那個午夜所感受到的一樣。
2005年，颶風卡崔娜
約翰・施瓦茨（John Schwartz），科學記者
颶風吵雜又可怕，你可以看到風雨從一側吹過來，然後在颶風眼經過之後，風雨又從另一個方向吹過來。
一切都很神奇，但我對颶風最深刻的記憶是風暴過後，在重建的困境中發生的事。回想起來最栩栩如生的是，在紐奧良6號抽水站和工人們度過的一個悶熱夜晚。這個抽水站是從這座東沖西決的城市排出洪水的關鍵角色，卻在卡崔娜颶風中被淹沒。
抽水站的工作人員當時與陸軍第249主力部隊的士官長托馬斯・布萊克（Thomas Black）一起工作。那些從風暴中逃生的人歷經地獄般的煎熬，他們告訴我，在颶風來襲期間，他們在離地30英尺高的狹小通道上，徹夜未眠。
他們用來判斷一個新啟動的抽水幫浦是否會過熱的「低科技」方法也讓我覺得有趣：「把手放在上面，數到五，」主管雷納多・羅伯森（Renauldo Robertson）對一名工人說道。「如果能忍那麼久，就沒問題了。」
2003年，颶風伊莎貝爾
史考特・多德（Scott Dodd），國內編輯
沒有人有辦法進到哈特拉斯村（Hatteras Village）。
颶風伊莎貝爾才剛在北卡州12號州際公路（N.C. 12）摧毀了一個寬1,000碼的入口，而12號公路是至外灘群島（Outer Banks）南端唯一的一條路。我們聽到謠言說，哈特拉斯村被10英尺高的風暴襲捲，破壞慘重，但去到村裡的唯一方法是搭船或直升機。
所以我拉了幾個當地記者湊錢，租了一艘船帶我們橫渡帕姆利科灣（Pamlico Sound）。碼頭照理說是禁止進入的，但因為我們的船長是當地人，他們讓他通行了。
我們一上岸，便發現了許多關於失落與生存、不可思議的故事。汽車旅館被一分為二，整棟房子拔地消失。能看到離岸幾百碼的一棟房子，屋頂在帕姆利科灣內的一片汪洋中探出頭來。
村民們描述洶湧的海浪如何在午夜淹沒了整座島嶼；許多人爬到閣樓或屋頂上求生。我和一對伴侶交談，他們爬上屋外的一棵大樹——然後發現自己和一條蛇共用樹枝。
他們向彼此道別，打從心底以為自己肯定要死了。
我又聽到六則相似的悲痛故事——直到美國國民兵到來，並認定我們不該出現在那。他們把我們趕上一輛小貨車時，我拿出衛星電話打給我的編輯。「我被拘留了，」我告訴他。「有被槍指著？」我記得他這麼問道。
我們設法把整件事解決了，然後在回大陸的船上，強風差點把一個同事的筆記本從他手裡捲走。他大聲喊道：「我寧願失去某個身體部位（其實他說得要更粗俗些），也不要弄丟這些筆記。」我懂他的感受。
2017年，颶風哈維
茱莉・特克維茨（Julie Turkewitz），國內通訊記者
8月28日，哈維登陸三天後，我遇見了卡洛琳・福爾曼（Carolyn Foreman）。她困在休士頓的一個加油站已經兩天了，獨自一人睡在車裡。
加油站外的看板上寫著：「營業中」，但是大門深鎖；員工們也早就逃之夭夭了。
颶風最可怖的部分，或許是遭水圍困的孤立感，與家人、朋友、醫療、食物、乾淨水源隔絕，不確定何時或甚至是否會得到救助。記者們經常討論在颶風中失去家園的創傷。我們卻很少處理這種孤立無援的狀態，與其所留下的陰影。
她避難的加油站位在該城市的制高點；周圍所有的高速公路都被洪水淹沒了，使得福爾曼無法回家，也無法到親友家去。
天色漸暗，一條手機簡訊警告居民：洪水即將來襲。
在我跟她道別之前，福爾曼想起了上帝。「我覺得祂想告訴我們一些事情，」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