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衛報》的總編輯凱瑟琳·凡納來說，在動盪的年代，新聞媒體必須定義自己的價值與原則
「在我國歷史，從未有任何事情比當前攫住公眾關注的議題，掀起更激烈的道德質疑了。」近兩百年前，一間即將在英國曼徹斯特發行的全新報社昭告道，該報宣稱「政治問題的熱烈討論」與「明確的真相細節」在「此刻格外重要」。
現在我們又活在歷史另一頁非凡的時刻：我們的年代裡有讓人暈頭轉向的驚人政治事件，新科技帶來的顛覆影響則擴及我們生活的每一塊環節。公共領域在過去二十年的變化，甚至比過去兩世紀更加劇烈——而新聞媒體，包括《衛報》在內，都拚了老命適應生存。
然而我們身處的亂世要求我們不僅僅是適應求生。我們播報、產製、傳播、獲取新聞的環境改變太過劇烈，以致於此刻我們不得不嚴肅思忖我們要做什麼樣的新聞，以及我們為何做新聞。
《衛報》的所有者史考特信託（Scott Trust）在信託成立的1936年便闡明信託的宗旨：「永久確保《衛報》的財務與新聞獨立，守護《衛報》的新聞自由與自由派價值不受商業與政治干預。」身為編輯，實在難以想像新聞業業主還能肩負更重大的使命了：我們唯一的股東僅致力於我們的新聞自由以及長期存續。
但如果史考特信託的任務是要讓《衛報》新聞長存，那麼找出新聞業的職責所在則是我們要回答的問題。我們工作的意義和目的是什麼？我們在社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在《衛報》工作近二十年後，我覺得自己本能明白報紙為何存在。我們絕大多數的記者和讀者們也都知道——這份報紙關乎監督掌權者、擁戴自由派價值。我們瞭解《衛報》文章的樣子、《衛報》觀點的樣子、怎樣才是「很《衛報》」（不論是好是壞）。
在擔任澳洲版以及後來的美國版《衛報》編輯期間，我努力勾勒出《衛報》新聞的概念，並將其呈現給新的讀者。如今，身為《衛報》以及週日報紙《觀察家》的總編輯，我堅信這個年代需要更深厚的內容。當前的問題更是迫在眉睫：就本質而言，我們是誰呢？
問題的答案深植在我們的過往、此刻以及未來。我希望，由我領導的《衛報》，能映照我們的歷史，與世界互動，勇敢投身這個全球失序的時刻，而且要能長遠經營。
彼得盧的血
《衛報》的歷史始於1819年8月16日，時年28歲的英國記者約翰·艾德華·泰勒（John Edward Taylor）參與曼徹斯特一場要求國會改革的超大型抗爭。在聖彼得廣場上，激進的知名演說家亨利‧杭特（Henry Hunt）向估計6萬人之眾發表演說——超越當時曼徹斯特一半的人口，聽眾們全穿了週日上教堂的盛裝，據說現場擁擠到帽子碰帽子。
當時，英國瀰漫著起義的氛圍。百姓能夠打倒權貴的驚世思想已由三十年前的法國大革命散播全球——眾人耳裡的啟示，卻讓掌權者駭懼萬分。在滑鐵盧勝仗、拿破崙戰爭告終以後，全英國困於經濟蕭條與高失業率，而刻意拉抬穀物價格的穀物法則導致大規模饑荒。從手搖紡織機的工人砸毀工廠新機具，到反蓄奴的維權人士抵制蔗糖，遍地都是抗爭和暴動。
此外，投票制度改革的呼聲漸高：人口密集的大城曼徹斯特在國會沒有席次——而南英格蘭幸運的小鎮老塞勒姆（Old Sarum）只有一位選民，卻有兩名國會議員能替他發聲。城裡的商人要求翻新老朽的體制——藍領階級男性（以及史上首見的女性族群）紛紛要求投票的權利。
在經濟蕭條、政治壓迫，以及有經濟需求的工人們政治動員三者相加之下，情勢一觸即發。作家威廉·赫茲里特（William Hazlitt）在事發一年前寫道：「舊建制的一切再難容忍……世界即將天翻地覆。」
8月16日，大半曼徹斯特人湧入聖彼得廣場時，曼徹斯特的執政官畏於龐大的群眾勢力及其訴求，下令騎兵隊朝著人群衝鋒——破壞集會，並逮捕杭特與講台上的其他講者。軍隊鐵蹄踏過群眾，劈砍刺刀、「砍向刀劍可及的所有人」。當天有七男四女身亡，數百人負傷。日後人稱此案為彼得盧大屠殺（Peterloo Massacre）或者彼得盧之役。這場屠殺影響極其深遠：歷史學家泰勒（AJP Taylor）認為彼得盧慘案是「英格蘭舊秩序崩塌之濫觴」。
約翰·艾德華·泰勒當日就在人群之中，為週報《曼徹斯特報》報導新聞。日報《泰晤士報》的記者被捕時，泰勒擔憂首都的人民可能無法讀到屠殺的詳實報導——他的憂慮並非空穴來風，若無記者在場，倫敦人只會得悉官方口徑，政府會遮掩真相，迴護釀下血案的執政官。
於是泰勒急撰報導，送上開往倫敦的火車，文章躍上《泰晤士報》，而曼徹斯特示威事件終成全國醜聞。泰勒穩住心緒，並揭發了事實。他報導親眼所見，說出無權無勢者的故事，並向掌權者課責。
但泰勒沒有就此罷手。在屠殺之後，他花了數個月報導事件傷患的命運，記錄逾四百名生還者的傷勢。
泰勒對彼得盧全案鍥而不捨，更堅定了自己的改革政治理念——並決意要為公正的國會代表席次改革奮鬥。他決定成立自己的報社《曼徹斯特衛報》，獲得幾位激進中產階級資助（有十人投入100英鎊、一人貢獻50英鎊）。創刊號在1821年5月5日發表，標榜啟蒙價值、自由、改革和正義。草創之初，這份報紙生氣勃勃，創辦人相信「即使有彼得盧和警察埋伏的奸細，理性終究得以伸張。」
《曼徹斯特衛報》在滿腔希望下創立，並對百姓充滿信心。泰勒在報紙發行前撰寫的宣言鏗鏘有力，宣言寫道「教育普及」如火如荼，「政治議題大大刺激了人們的注意力，人們談論議題涵蓋範圍增廣。當務之急是，要讓上升的注意力轉換成有益社會的基石。」
宣言擲地有聲，其理想也仍影響著《衛報》——鼓吹讓更多人接受教育，更多人關心政治，不論各行各業，窮困的社群同樣如此。這份宣言也詳述了報紙對公眾的責任——《曼徹斯特衛報》要觸及剛開始關注政治的人們，傳遞讓他們得以採取行動的資訊。這份文件毫不虛矯或驕矜。這份報紙與人民站在同一陣線。
泰勒於1844年逝世後的數十年間，《曼徹斯特衛報》與創報的宗旨漸行漸遠。報社獲利驚人，但也因此和買了很多廣告的曼徹斯特棉花業主愈走愈近。當時報紙甚至支持美國內戰的擁奴南方：報紙甚至主張，應該強迫曼徹斯特棉業工人回到崗位，這些工人因拒絕碰觸美國奴隸的血汗棉花而流落街頭。（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1863年寫信給「曼徹斯特的勞工」，感謝他們「崇高的基督教情操，不論在任何年代、任何國家都非同凡響。」）
《衛報》這段故步自封的時期在編輯史考特（CP Scott）走馬上任後迅速告終，史考特改變了這份報紙，也確立了往後對這份報紙意義深遠的政治使命。
史考特在1872年接任編輯，年僅25歲。他是激進的自由派、政黨政治的活躍人士，非常在乎社會正義與和平主義。史考特擔任編輯的57年間遭遇兩起重大的意識形態之爭，而他的兩次回應也間接形塑了今日《衛報》的樣貌。
第一次論爭繫乎當時全國最爭議的愛爾蘭自治法案，甚至讓自由黨（註1）在1880年代分裂，史考特公開支持愛爾蘭成立自治政府——歷史學者大衛·艾耶（David Ayerst）認為那正是《衛報》清楚成為「左翼報紙」的時刻。在19世紀尾聲，在更具爭議的殖民議題，史考特帶著《衛報》持反對立場。1899年至1902年，在第二次波耳戰爭（註2）期間，英國窮兵黷武的立場，讓任何反戰人士都成了叛徒。即便如此，《衛報》仍堅守反戰，並公開呼籲和平，《衛報》出色的記者艾蜜莉‧哈布豪斯（Emily Hobhouse）還揭露了英國人設立的波耳人集中營。
《衛報》當時的立場激起極大爭議，導致許多廣告流失，銷量跌幅多達14%。其中一間敵對報紙確信《衛報》必定垮台，甚至派了銅管樂隊至《衛報》在曼徹斯特十字街（Cross Street）的辦公室外頭，演奏韓德爾（George Frideric Handel）在劇作《掃羅王》中哀婉的〈死亡進行曲〉。
史考特的勇敢表態差點致《衛報》於死。不過也因為史考特不畏當頭政治壓力，如艾耶所言，報紙也成了「受教育的男女激進思考最重要的表達場域」，他寫道，「顯然這不是一份能夠收買籠絡的報紙。」
史考特主掌的報紙益發激進，漸漸駛離時人稱為「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sim，非1980年代著名的 Neoliberalism）的放任自由主義，關注社會正義與社會福利；《衛報》自此之後就循著史考特的進步理念前行，不過也有失蹄的時候。
其中一次錯誤發生在1948年。今天說來或許讓人意外，《曼徹斯特衛報》在英國國民健保署成立時嗤之以鼻。《衛報》稱這些改革「向前邁了一大步」，卻又懷疑國家提供社會福利「恐令社會裡沒才能者的比例增加」。三年後，《衛報》更加強硬，並在1951年普選中支持保守黨——歷史學者們認為，當時的編輯魏茲沃斯（AP Wadsworth）是因為討厭支持福利國家的工黨政治家奈伊‧貝文（Nye Bevan）才出此決策。
身在其中時，要掌握政治情勢相當困難——就算你迴避了商業與私人利益衝突，要真正看見、理解都不容易。一間新聞媒體可能經常出錯——他們要有得以堅守的核心價值與原則，才能做好工作。
大多價值都由史考特在《衛報》一百週年社慶時訂定。在他於1921年發表的文章中，史考特寫下名句「請恣意評斷，事實卻不容侵犯」，並通令「異議發聲的權利並不比親善言論來得少」。在此，他為《衛報》價值定調：誠實、正直、勇氣、公正、對讀者與社會負責。
史考特的文章就像約翰·艾德華·泰勒當初創社招股的說明書，既鏗鏘又有朝氣；史考特寫道：「報紙就像任何實存生命一樣負有道德意識。」
我們的道德信念由泰勒體現，再由史考特付諸筆墨，我們的信念本於我們相信人們渴望瞭解身處的世界，也相信人們想要創造更好的世界；我們相信公共領域的價值，也相信世上確有公共利益和共善；我們都有值得相同的對待，而世界應當自由且公平。
這些激勵人心的想法總是《衛報》在輝煌時刻的核心價值——無論是當時的《曼徹斯特衛報》或者1959年改名的《衛報》——這些理想也在獨立的所有權架構下得以奉行，《衛報》股份全數為史考特信託所有，所有營利都須用於新聞事業。（《觀察家》則有其獨特、光榮的歷史與新聞觀點——我們隸屬於同間公司，是親近的手足，但非雙胞胎。）
這樣的使命為《衛報》迎來了無數偉大時刻。從西班牙內戰（註3），到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揭祕（註4）；我們在蘇伊士運河危機堅定反殖（註5），在電話竊聽案起身對抗魯柏‧梅鐸（Rupert Murdoch）、警察與政客（註6），我們將強納森‧愛坎（Jonathan Aitken）送進大牢（註7），也披露了巴拿馬文件案。
這些價值、信念和想法如今行之有年。這些觀念本身無法替我們解答新世代的急切道德難題。我們所知的世界早已拉扯得難以辨識，我們必須自問，身為記者與公民，當前還要擁護這些價值的意義何在，而這些價值又能如何啟發我們的新聞工作與目標。
數位廣場的愛與暴力
引爆彼得盧大屠殺的公眾集會幾乎是兩百年前的往事。然而，從1989年全球資訊網問世以來，短短三十年裡我們對「公共」的想法就大幅改變，遠超乎約翰·艾德華·泰勒與史考特的想像。
科技改變令人激動又振奮人心。悠久、階層嚴謹的新聞來源統治了長達六百年的古騰堡印刷年代，網路彷彿是沁涼的新鮮空氣：開放、有創造力、人人均等。全球資訊網的發明人提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就說：「網路獻給所有人。」起初，網際網路彷彿是人與人開展超級連結的美妙開端，我們指下點開了全世界的知識，賦權予全人類共襄盛舉——彷彿網路是一座巨大的村鎮廣場，我們所有問題都能在此解決，彼此更樂於互助。
雖然許多媒體視網路為威脅既有權威的洪水猛獸，有些前瞻的編輯則大膽投身新聞工作的未來新局，如《衛報》1995年至2015在任的艾倫·魯斯布里傑（Alan Rusbriger），他們擴張報紙的數位內容，聘用工程師與產品經理，也明白在這個新世界，記者必須迎向讀者提出的挑戰與辯論。魯斯布里傑讓《衛報》成了第一個雇用讀者編輯的新聞媒體，還創立了社論網站，顛覆過往新聞評論由上而下的傳統作法，《衛報》在他的領導下站在數位革新浪頭，改變新時代媒體與讀者的關係。四年前，我在自己的文章〈讀者崛起〉寫道，開放網路確實為新聞業開啟新的可能——而抗拒科技革命的記者則會傷害自己，也會傷害優秀的媒體。
然而，明朗以後，我們才知道00年代早期的媒體桃花源前景並未充分預期科技的能耐。
在我們的數位市鎮廣場上，擠滿了惡霸、厭女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新型態的歇斯底里捲入公共辯論場域。我們所為所感時時刻刻遭受監控，因為在數位時代，監控就是新生意。臉書成為史上最富有、最有權勢的出版商，以演算法取代編輯——將公共廣場粉碎成數百萬則客製化的動態貼文，整個社會在他們的帶領下遠離開誠布公的公共辯論，並藉由汲取我們寶貴的注意力大賺數十億元。
這項轉變是自由民主社會面臨的艱難挑戰，但對新聞業的衝擊尤其嚴峻。
起先，紙媒到數位媒體的變遷並未改變許多新聞媒體的根本商業模型，也就是販售廣告、所得則產製新聞內容交給讀者。曾經，線上讀者潛藏的龐大商機看似能彌補紙本讀者與廣告商的流失。但這個商業模型正迅速瓦解，臉書與谷歌吞噬數位廣告的預算，許多新聞媒體製作的數位內容也因此江河日下。
倚賴演算法廣告資助的出版商被迫在食物鏈底端參與一場追逐任何可能受眾的競賽——急切忙亂地發布內容，卻沒時間查核真相，產出最尖銳、最極端的內容以吸引點閱率。但就算如此，也不再能確保充足營收。
在某些網站，受訓時曾學到「新聞就是某地某人想掩蓋的某事」的記者一天內要擠出十則堪有賣相的新聞，卻沒辦法打一通電話確認事實。「我們過去有宣傳行銷、新聞稿發布、媒體報導和廣告，」學者艾蜜莉·貝爾（Emily Bell）寫道，「我們現在有『內容』。」讀者目不暇給：每天因看不完的「新聞」而暈頭轉向，飽受彈出式廣告視窗騷擾，分不清真實與虛構，還要看一堆既無用又無趣的內容。
許多人的新聞主要來源是臉書，這就意味著他們的資訊洶湧而至——其中或許有來源清楚、事實考據的獨立新聞，也有內容農場編造的故事，以及惡意人士資助、用以干預選舉的內容。美國加州灣區的網站「里奇蒙標竿」（Richmond Standard）稱自己是「社群驅動的每日新聞網站」。如果你在臉書牆上閱讀該網站的新聞標題，你無從得知網站的所有人是跨國石油鉅子雪佛龍（Chevron）——據《金融時報》報導，雪佛龍旗下的「里奇蒙煉油廠，在2012年8月時失火，里奇蒙全市黑煙繚繞，1萬5千名居民送至醫院治療。」這類操作如今屢見不鮮：英國許多免費的地方報紙都由報紙本該監督課責的議會出資興辦。讀者在資訊轟炸之下，不得不自行從假新聞中篩選出真正的新聞——他們怎麼知道要相信誰呢？
人們對包含媒體在內的建制組織的信任跌到歷史新低。這並非偶然的短暫現象，也不該為之詫異，太多建制辜負人們的信任，以蔑視回應批評。因此，人們憤怒卻無力——對於正在發生的事件，他們似乎無力阻攔，也無人願意聆聽他們的故事。
此事已成公眾生活的危機，於媒體格外嚴峻，媒體很可能和其他組織一樣淪為公眾無法信任的建制。此刻，人們不復相信他們有參與政治、讓人傾聽的能力，媒體反而該逆轉這種疏離感，挑起重擔。
「如果對體制的不信任正在改變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方式，新聞媒體或許該一起改變。」麻省理工教授伊森·祖克曼（Ethan Zuckerman）主張道。「我們或許該重新設想自己的角色，記者是來幫助人群的……不論從個人或群體的角度，找到人們適得其所、最能發揮的地方。」
若想做好此事，記者需要努力掙得目標客群的信任。我們必須讓自己更能代表我們亟欲代言的社會。這些年來，媒體圈的新血益發源自社會裡同一群權貴階級：近數十年來這個問題愈趨嚴重。根據英國政府2012年的社會階級流動報告，大多數專業領域仍「由社會菁英統治」，不過媒體業甚至輸給醫療產業、政治甚至法律，更不願對社經條件較差者敞開大門。「確實，」報告總結道，「媒體業比起其他職業，更清楚地轉向社會寡占。」
這個問題很嚴重，因為來自單一、同質背景的人很難接觸到我們年代下受各式問題危害的人，也鮮有機會親赴問題發生的現場。新聞機構裡頭，大多數人背景大同小異，不太可能注意到不同社群裡頭人們每天警覺到的「新聞問題」；這樣的新聞機構裡，討論無可避免地受限於組織內人員共享的特權。
2017年倫敦西部慘痛的格蘭菲塔（Grenfell Tower）公寓大樓火災有71人喪生，公寓居民多年來早已多次警告，第四頻道的主播瓊恩·史諾（Jon Snow）説，沒人理會這些警告在在揭示，媒體「和菁英們一塊安逸，對其他人則少有注意、少有聯繫、少有交集。」《衛報》特約編輯蓋瑞‧楊（Gary Younge）則說：「『他們』不是『我們』——『他們』的觀點不常聽進我們耳裡，這些人清楚得很。」
如果記者和其他人的生活形同陌路，記者就會錯失新聞故事，人們也不會相信記者。《衛報》也無法倖免於這些問題，我們的員工組成也不夠多元。本於我們的歷史、價值與使命，我們努力處理這些難題——只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同時，權貴也操弄了人們不信任媒體的情緒，公然傷害媒體在民主政體裡維護公眾利益的角色——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説「假新聞」媒體是「美國人民的敵人」，英國內閣閣員則暗示媒體在報導脫歐時應當富「愛國心」。在全世界，從土耳其、俄羅斯、波蘭、埃及、中國、匈牙利、馬爾他到許許多多國家，權貴的利益悍然對上言論自由。記者遭受暗算、攻擊甚至謀害。
在這個失序的年代裡，擁護《衛報》始終篤信的公眾利益成了當務之急。人們理所當然地因全球、國族、在地以及個人的危機而焦慮。在全球層級下，危機排山倒海而來：氣候變遷、難民危機、踐踏全球經濟的超級豪富崛起。人類生活將有巨變的感受人人皆知，我們對此卻無從置喙。而紛至沓來的科技、環境、政治與社會變化，更使哲學家提摩西·摩頓（Timothy Morton）口中所謂「遺失座標的驚怖感」驟臨。。
全球動盪明確地動搖了各國內政，導致過去兩年的種種政治地震：導致英國前途不明的意外脫歐公投結果、川普令人瞠目結舌的當選、全歐傳統政黨的支持暴跌、艾曼紐·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的意外崛起。這些事件讓專家與確信這些事件不可能成真的局內人大感困惑。在英國，傑若米‧柯賓（Jeremy Corbyn）似乎撕毀了過去二十年來的選舉政治規則手冊——他提倡長期不受重視的社會主義價值，因此在6月英國提前大選找到大量票源，尤其是年輕人傾力支持；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也在去年的美國民主黨初選利用了類似的情緒。
貧富不均的問題一飛沖天，滋養了人們對政治和經濟體制的怨恨。2017年10月，瑞士銀行和資誠會計事務所的共同報告指出，世界超級富豪們如今財富集中的程度是120年來的最高峰——巴拿馬文件指出，其中許多人巧立名目規避鉅額稅金。
如今逐漸明朗的是，運作至今的世道難以為繼。我們已經走到了轉捩點，按照作家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的話來說：「在諸多親身經驗與大量證據的重擊下，新自由主義的魔法已然破除。」（克萊恩定義的新自由主義是「污衊公共領域的炒短線經濟計畫」。）或許市場終究沒有萬事萬物的解答。《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馬汀‧沃夫（Martin Wolf）之前曾提過，許多人都不明白貧富差距的惡化「有多劇烈的後果」，各地抗拒全球化的政治反彈可能會造成「世界的根本轉變——規模至少堪比帶來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革命的往昔。」
在各地的社區與社群，我們目睹了公民生活的崩壞——公共空間賤價賣給開發商、圖書館關門、學校與醫院經費短缺。不難想見動搖我們政治的憎恨情緒從何而來。富人在光鮮亮麗的大城市揮霍逍遙，而你在自家小鎮辛苦度日，在在都令你痛苦。老一代人哀嘆團體精神已死，年輕人則找不到好工作，或者負擔不起宜居地段的開支。
這些無所適從對個人造成了另一系列的危機。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憂鬱症的案例在過去十年暴增，成為全球身心障礙的首要疾病。而孤獨現在則是西方社會公認的傳染疾病。
我們的生活更加瑣碎，但你可見公社或者公民參與帶來的喜悅。人們想要幫助彼此、想一起努力、分享經驗、參與社群，也希望能對控制他們生活的權力留有發言餘地。但在日常生活中這種團結感難以實踐：在零工經濟（gig economy）的年代，工作環境不復提供人們團聚的所在，宗教衰退了，科技的進展則讓我們透過螢幕聯繫，而非面對面交談。
這是個危險的時刻：這些情境是威權主義和法西斯運動的沃土，人們的惶惑也不令人意外。渴望歸屬的心情在黑暗處一樣能覓得慰藉，促進參與感的新方法同樣能輕易用於煽動仇恨。
然而，這些危機的出現恰恰讓人想起泰勒將彼得盧大屠殺視為「舊秩序崩塌之濫觴」——我也不禁揣想，現在是否也是如此風雲際會的時刻呢。在彼得盧慘案退燒之後，《曼徹斯特衛報》在群眾要求普選的呼聲中，捕捉到當時民氣，也找到屬於自己的回應之道——不要否認或者看輕問題，而是承認問題、找出問題脈絡、分析問題，並且試著瞭解，「轉換成有益社會的基石」。
於是，現在迫切的問題則是，《衛報》今天又該做什麼。
「希望是懷抱未知和不可知」
絕望與逃避主義是回應這項危機的一種方法：埋頭玩手機，或者看看反烏托邦電視節目。另一種則是宣布整個體制都毀了，一定要摧毀一切——這種觀點得到的熱烈迴響多少能解釋近幾年的政治動盪。
然而絕望不過是另一種包裝過的否認態度。人們希望能再次感覺到希望——尤其是年輕人，渴望能感受到前幾個世代有過的希望。
雷貝嘉·索爾尼（Rebecca Solnit）在她啟發人心的著作《黑暗中的希望》寫道，希望並非天真地否認現實。「希望是懷抱未知和不可知，異於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但同樣堅定的信念。」索爾尼寫道。希望是相信行動有意義、相信我們的所作所為能造成改變的信念。「真正的希望，」她說，「得用上明辨與想像力。」
最重要的是，希望就是對我們能夠團結、促成改變的信念。若要如此，我們得大膽而為。「不是所有遭遇的難關都得以化解。」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註8）在1962年寫道。「但若沒先面對難關，什麼事都不可能改變。」我們得承認過往能力的侷限，才能打造出新時代的面貌。我們得投身世界，不帶虛矯和驕矜，並且與人民站在同一陣線：一如1821年奠定《衛報》的宣言。
人們並非沒有改變現狀的能力，而且也正在努力行動，他們有參與行動、公民表達的新方法，只是方法我們或許並不熟悉。比方說，美式足球員在國歌演奏時單膝下跪抗議警察暴力，或者冰島人湧進議會裡頭大敲鍋碗瓢盆，拉下搞砸金融危機的冰島政府。大學生要求校方撤資石化能源產業；在開發中國家，則有如春筍般冒出的小規模再生能源計畫。史諾登揭祕後，網路上的維權人士則開發新的加密工具。這些行動或許不像我們過去所知的政治行動，但其實通通都是政治。這都是投入行動、參與行動、成為積極公民的新風貌。
如果人們希望能瞭解世界，新聞機構必須提供他們明辨的資訊：他們能相信的事實、他們需要的資訊，以及謹慎、精準的新聞報導。
如果人們想要創造更好的世界，我們就要運用我們的平台滋養想像力——有希望的想法、嶄新的可能，還有相信世事並非必然如此的堅持。我們不能止於批評現狀，我們要探索可能頂替現狀的新想法。我們必須打造希望。
若要如此，《衛報》必須盡可能吸納各種進步的觀點。我們會支持政策與想法，但我們不會不加批判地為政黨或個人背書。我們會汲取、發表右派的意見。在這個波濤洶湧的年代，沒人能獨占好點子。
但我們的指導原則，特別是在英國、美國與澳洲，會是挑戰過去三十年的既有經濟思維。過去的思維將鼓吹競爭與自利的市場價值延伸出固有領域，占據公共場域。我們將探索其他有益於社會公共利益的原則與途徑。
如此一來，我們需要區別微妙差異的能力、知識、驚喜、事件脈絡與歷史意識，因為有權有勢者可能也不會躲在老巢。隨著身分的改變，近年來的政治局勢暗示我們不該就當前的觀點畫地自限。我們該聽循好奇心，而非確定性。我們信任專業，但這還不夠，我們得詢問為什麼更多人不信任專業。
這種鼓吹公共利益的新聞工作需要更明瞭當前的改變，所以我們持續尋找聆聽人們意見的最佳管道，尤其是要聽進《衛報》讀者以外的聲音。這就是我們需要足以代表我們所有人所屬社會的各色成員。我們需要確定我們的記者能找到、聽進不同的故事，擁有不同的直覺，得出不同的洞見，接觸不同的人脈，為沉默者發聲，報導遭受忽略的領域與議題——也就是說，讓我們的新聞變得更好。
為此，我們會認真對待人們，禮遇我們的採訪對象、消息來源與讀者。我們和讀者的關係並非買賣關係：而是共享使命感，致力瞭解並啟發我們的時代。
以訂閱、捐獻或者會員身分支持《衛報》僅僅是參與我們任務的一種方式。我們邀請讀者加入我們的社群，不論是閱讀、收聽、觀賞或者分享我們的新聞作品，或者回應、提供匿名資訊或者參與報導計畫。我們也會和其他新聞機構、甚至更多人，一起為公共利益努力。
我們必須投身人們參與世界的新方法，不企求只要守著選票箱和幾家有力媒體就能搞定新聞的過往。就像伊森·祖克曼所言：「如果新聞媒體能讓公民更安心，比方說新聞能有效改變公共生活，新聞媒體就能茁壯，並且獲得他們丟失許久的忠誠。」
如今《衛報》的資金來源裡，讀者大於廣告商。這不只是新的商業模型而已。這是專注於讀者看重的《衛報》內容的良機：費時費力的報導，仔細揭露事實，向有權者課責，嚴格檢驗想法與論點——呼應燃眉世局的新聞報導，但新聞價值不止於一日。由讀者資助意味著我們要聚焦在最有意義的新聞故事，也意味著我們必須審慎用錢，仿照一位作家描述史考特一世紀前的《衛報》展望所言，我們要努力製作「一份出色的報紙，但無出色報紙的驕矜。」
當然，在認真的年代，對於超乎新聞之上、熟慮、睿智的專題報導的需求也許前所未有地龐大。我們的讀者希望得到營養——讀到關乎科技、經濟、科學、藝術的好報導，而不是吃下垃圾新聞內容。他們想讀到有用、有趣的報導，討論我們今天生活的方式、找出趨勢、抓住人心、瞭解人們熱議的話題——肯認生命、激勵人心、激盪思考。我們可以幽默，而且我們一定要幽默，但絕對要言之有物，和我們的觀眾同歡，而不是恥笑他們。觀眾的注意力不該是用於剝削、販賣的商品。
我們會提供人們事實，因為人們想要、也需要得以信賴的資訊，而且我們會堅守事實。我們會找出新聞內容，分享新知、挑戰強權。這是我們《衛報》的基石。在易燃的政治情境下，人們對媒體的信任下滑，《衛報》的讀者反而史無前例地多，因為他們知道我們嚴厲又公正。假如我們一度強調「恣意評斷」這種顛覆想法，今天我們的首要工作則是確保「事實不容侵犯」。我們的公司結構意味著我們全然獨立於政治與商業的影響力。唯一裁斷我們報導選擇的僅有我們的價值——不懈且堅毅。
我們會問出人們在問的問題，以及無人詢問的問題。誠實的記者會謙遜地接觸每個新聞現場：他們會找出無人聆聽的人們，並且真正聆聽。他們將會認識新環境。我們會跑出大城市和大組織，堅守長期報導。我們的評論也一定會本於事實，但我們會守住新聞與評論之間的界線。
我們會提供一個恰如其分的空間，讓人們閱讀、觀賞、傾聽與辯論當前的議題。我們會待在每個新興科技的前線，擁抱任何裨益《衛報》新聞與讀者的新科技。我們一定要自豪於任何帶有《衛報》標章的內容。與其要求讀者囫圇吞下新聞內容，我們會認真編輯，提供有意義的新聞。在紙本與數位平台，我們都會詳加解釋、豐富視覺，產出值得觀眾記住的內容。這幾年的趨勢是，在新聞媒體曝光的平台上砸下重本。我們現在最看重的必須是我們的理念，才能做出好的新聞。
「活在當下的疑問」
如今逾80萬人資助《衛報》，他們認為我們做的事情很重要——還有上百萬人每天閱讀我們的新聞。這令人振奮，也揭示一條道路，讓我們的新聞工作得以長久。我們希望確保之後的世代也仍能讀到《衛報》，也因此需要穩健的財務狀況。
目前，我們不能預測此時的政治情勢會走向何方，也不清楚什麼樣的改變等在前頭。未來有太多我們不知道的事。
但我們知道當今還有務須回應的嚴肅問題，《衛報》準備好了：因為我們有獨特、不受干預的經營；因為我們有高水準、本於事實的新聞作品；因為我們有進步的視野；因為我們的讀者和我們都相信，《衛報》的新聞應該要盡可能發揮影響力，並且讓世界變得更好。
借用德語詩人萊納·瑪利亞·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句子，我們必須「活在當下的疑問」：不斷審視我們的認知、我們的偏見、世界如何改變、又意味為何。想要做到的話，我們得遵循五個原則：我們會琢磨改善世界的思想，而不止於批評；我們會和讀者、和其他人同心協力，擴及影響；我們會兼容並蓄，在具備代表性的編輯部產出更豐富的報導；我們所有作品都會具備真實意義；最根本的是，我們會公正地報導人們的新聞、強權的新聞，上窮碧落下黃泉。
這是一項挑戰：我們《衛報》的挑戰是，要掌握這些原則，並且在我們的工作中致力發展與落實；《衛報》讀者的挑戰則是，加入我們，如果你相信我們，請你們支持、參與，並為我們宣傳；所有媒體同業的挑戰則是，尋找應對此時此刻的方法。
我擔任總編輯以來過了兩年半，我們經歷了許多政治與社會動盪，嚴肅新聞工作的商業模式遭遇重大危機，在許多人看來，我們的星球、民族國家、社群、我們自己全都碰上無前例可循的紛擾。現在此時，身任編輯、記者以及公民必有茫然惶惑，但能親身面對這些難題也是偌大的榮幸，我們有那麼一點讓這個時代變得更好的可能，讓此刻成為我們辦報宣言所稱「有益社會的基石」，並實踐《衛報》1821年以降的任務：以明辨和想像力打造希望。
註1：自由黨和保守黨並列英國19世紀至20世紀初期的兩大政黨，至1920年代式微，由工黨取而代之。1980年代自由黨與當時新興的社會民主黨結盟、終至合併成為自由民主黨
註2：英國在18世紀擴大其在南非的殖民活動時，遭遇稍早殖民的荷蘭裔波耳人激烈抵抗，雙方因金礦所有權爆發兩次波耳戰爭。
註3：在1930年代的西班牙內戰期間，英國有2,400名年輕男女自願參戰，對抗右翼叛軍，然而右翼國民軍亦是在英國情治單位相關人馬協助下才能起事，最終國民軍戰勝，開啟佛朗哥四十年的獨裁政權。
註4：美國國安局委外雇員史諾登在2013年向《衛報》與《華盛頓郵報》揭露政府非法竊聽計畫，後流亡俄國至今。
註5：1956年埃及政府宣布蘇伊士運河國有化，以色列、英、法聯合密謀，並入侵埃及，在美蘇共同施壓下，侵略國不得不撤兵，許多英國人視此事為大英帝國衰弱的代表事件。
註6：2005年起，英國警方始調查梅鐸新聞集團旗下媒體長期涉嫌電話竊聽，竊聽對象包括名流、政治人物與王室，至2011年揭露梅鐸集團的《世界新聞報》竊聽兇案死者少女、英國軍人遺族與爆炸案受害者，引起英國社會軒然大波。
註7：1995年，《衛報》披露英國時任財政部次長艾坎涉及沙烏地阿拉伯軍購弊案，後艾坎因偽證罪入獄。當時格拉納達電視台（Granada TV）製作影片《阿拉伯的強納森》對強納森大加譏刺。
註8：鮑德溫是20世紀美國作家，以其對美國族裔、同志社群與社會階級的精湛論述為人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