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圈的冰層碎裂，而推特總統還威脅要撤出巴黎氣候協議⋯⋯」在這個動盪的年代，讓著有小說《修正》和散文集《如何獨處》等書的美國重要作家強納森・法蘭岑不禁沉思作家在這其中扮演的角色
如果散文不過是閒散習寫之文——一種有風險、不明確、不具權威，是根據作家自身主觀經驗寫出的作品——那我們似乎正活在散文隨筆的盛世呢。你週五跑了哪場派對、空服員怎麼對待你、你對本日政治醜聞的看法是什麼：社群媒體假定，即使是最瑣碎的主觀微型敘事都不該只在私下抒發（比方說日記），而應與人分享。美國總統現在就是仗著這個假定來治理國家。傳統的嚴肅新聞媒體，例如《紐約時報》，也放手讓「我」、「我」的聲音、意見和印象登上頭版焦點，書評家也愈發不在意要以客觀立場論書。以往《罪與罰》的拉斯科尼科夫（Raskolnikov）和《歡樂之家》的莉莉・巴特（Lily Bart）討不討人喜歡根本不重要，畢竟「討喜」等於默認了書評家個人感受很重要，可是「討喜」與否卻成了當今評論批判的重要元素。文學小說也愈來愈像散文了。
近年來有好些重量級小說，比方說瑞秋・庫斯克（Rachel Cusk）和卡爾・奧夫・克瑙斯加德（Karl Ove Knausgaard）的作品，都自我感覺良好地把第一人稱敘事玩到新境界。他們的狂熱粉絲會告訴你，想像力與創造力都是老掉牙的把戲；在書中人物的性情如果根本不像作者，那就不過是移花接木、甚至是在搞殖民霸權；唯一正宗而政治正確的敘事恐怕只有自傳作品。
同時，自我剖析的散文——一種誠實的自省、以各種概念串穿的正式文體，由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起頭，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吳爾芙（Virginia Woolf）與鮑德溫（James Baldwin）（註1）接力精進的書寫技藝——卻黯然失色。發行量較大的美國雜誌大多不再出版純粹的散文作品，這類散文現在只會出現在小眾刊物，而這些刊物的讀者總和甚至還比不上小說家瑪格麗特・愛特伍（Magaret Atwood）的推特追蹤人數。我們該哀悼散文的滅亡嗎？或者我們該慶祝散文大舉征服了主流文化？
法蘭岑的主觀時間
以下是我自己的主觀微型敘事：我所上過的幾堂散文寫作課程全都是我在《紐約客》雜誌的編輯亨利・方德（Henry Finder）教我的。我在1994年首次拜訪亨利，當時窮酸的我志在當上記者。在超級好狗運加持下，我寫出了一篇差可發表的美國郵政文章，隨後我又以天生不夠格的能力寫了一篇不足以發表的山巒俱樂部（Sierra Club）文章。這時候，亨利表示「既然你明顯是個糟糕的記者」，並否定我有任何當記者的才能，但又說我或許有點散文家的天賦。我從小就在美國中西部特產的恐懼荼毒下長大，深怕講自己的瑣事廢話個沒完，而且我還外帶了別的偏見，源自我對小說寫作的莫名想法，我不想寫值得大作文章的題材。但我還是缺錢，所以還是會打給亨利，要他發書評的案子給我。有一次在電話上，他問我對菸草業有沒有興趣——理查・克拉格（Richard）當時的非虛構類文學大作就是寫這個。我馬上回道：「香菸是我全世界最不想花腦筋想的東西了。」亨利聽了答得更快：「所以你必須寫香菸。」
這是亨利給我的第一堂、也最重要的一堂課。20幾歲抽了一大堆菸之後，30歲出頭我順利戒菸兩年。不過當我接到那篇郵政的稿子時，我很怕拿起話筒告訴別人我是《紐約客》的記者，於是我又開始抽菸了。自此以後，我設法告訴自己我不算是會抽菸的人，或者至少是個決心戒菸、於是證成自己不算是會抽菸的人，雖然我還是會抽菸。我的心境彷彿量子力學的波函數，我可以是吸菸者，又非吸菸者，只要我不真的反省自己就好。我當下就明白，書寫香菸會迫使我檢視自己。這就是散文的功能。
我當時也很顧忌我老媽，我的外公死於肺癌，我媽因此極度反菸。我瞞著她抽菸十五年了。我之所以對自己吸菸與否含糊以對的一個理由是，我討厭騙她。只要我再次戒掉香菸，波函數就會崩解，而我就會是百分百的非吸菸者，一如我勾勒的自我形象——可是我還得先在雜誌上招認自己是個吸菸者。
亨利少年得志，20多歲就拿到汀娜・布朗（Tina Brown）給的《紐約客》工作。他講話時有胸部緊繃的獨特風格、仔細雕砌的咕噥，就像一篇經仔細編輯、卻字跡難以辨識的散文。我折服於他的智慧與博學，沒多久就整天擔心著自己會讓他失望。亨利是我僅知能大搖大擺地以強硬的「所以」開頭、以「必須」當命令式說話，再像沒事人一樣走開的傢伙。而他那句熱切的「所以你必須寫香菸」給了我希望，以為自己在他心裡小有地位。
於是我動筆寫起散文，每天都要在我房間窗戶的電扇前抽掉半打低焦油香菸，才終於交出史上唯一一次用不著亨利編輯潤飾的作品。我不記得我媽如何讀到那篇文章的，也不記得她究竟是寫信還是打電話罵我背叛她，不過我記得她整整六週不和我講話——這是她對我打過最久的冷戰，其他次冷戰的長度都不能望其項背。這結局正如我當初的顧慮。不過她氣頭過了、恢復通信以後，我覺得她真的讀懂我這個人了，不同於以往。過去我不僅向她掩蓋了「真正」的自己，而是彷彿那樣的自己並不存在。
哲學家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在《非此即彼》書裡嘲笑「大忙人」，他說大忙人的忙不過是躲避誠實認清自己的手法。你可能在半夜醒來，發覺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的寂寞，或是你要想想你的消費量如何傷害地球，但隔天你有一百萬件小事要忙，你從不用停下來面對這些大問題。寫作散文或閱讀散文並非停下來反省自己、思考人生意義的唯一選項，不過至少是不錯的方法。與我們身處的年代相比，齊克果所處的哥本哈根實在悠閒得好笑，這些主觀的推特、熱門標籤部落格文章委實不像散文。這些文章更像是躲避真正散文會施加給我們的壓力。我們整天盯著螢幕，閱讀品質搆不上出版書籍水準的內容，抱怨我們有多忙多忙。
我在1997年第二度戒菸。並在2002年戒了最後一次。2003年，真的是最後一次了——除非你算上我撰寫此文時血管裡流竄的尼古丁毒液。誠實寫作散文的努力沒法改變我這個人的多重面貌，我依然同時是有著爬蟲類的腦（註2）的癮君子、憂慮健康狀況的杞人、永遠長不大的青少年、自行用藥的憂鬱症患者。若我真的花時間停下來想想，那真的改變的事情則是，我的多重身分自我真的需要用藥了。
寫作101
文學作品有個謎團是，作家與讀者都能察覺到作品有獨立的人格實體，可是書的人格卻外於讀者和作家的身體，住在書頁裡頭。我怎麼會覺得我寫的文章比我自已體內的人格更真實呢？我讀某人的文字時，怎麼會自覺比處在她身旁時更親暱呢？部分答案是，寫作與閱讀都要求你全神貫注。不過答案也肯定關乎僅有寫作能呈現的脈絡結構。
這裡我想談談我從亨利・方德學來的另兩堂課。其一是每篇散文，即便只是片段的意見評論，都是在講故事；其二是組織寫作素材只有兩條路：「同類相聚」與「環環相扣」。這些箴言看似不證自明，不過高中、大學散文作業的閱卷人都會告訴你實情並非如此。對我來說，意見評論也要按寫劇本的方式下筆格外沒道理，我特別搞不懂為什麼意見評論還要照著說故事的規則走。不過轉個念頭想想：好的主張難道不都是從鋪陳艱難的問題起頭嗎？而其接下來難道不都是丟出大膽的假設當作問題解決途徑，再以反對意見與反論當作障礙物橫陳在解決途徑上，並歷經反覆論證，最後豁然開朗嗎？
如果你同意亨利的「素材以故事形式呈現才是成功散文」假設，以及我的「我們的身分繫於我們對自己述說的故事」信念，我們從寫作的勞動與閱讀的喜悅中，自然會感受到深刻的人格形象。我在林中獨處或者和朋友共進晚餐時，常讓隨機的感官訊息壓得喘不過氣。寫作的工程會刪除近乎一切，只留字詞與標點符號，再慢慢長成慎思熟慮的文章。有時候，光是重組一則熟悉故事的結構，你就會發覺故事的寓意改變了。有時候，尤其是夾帶論點時（「環環相扣」），全新的敘事就呼之欲出。雕塑好故事所需的紀律能讓隱約的想法與感受昇華。
如果你面前只有龐然素材，乍看難以組成故事，亨利會告訴你，你現在只能整理歸類，相近的元素擺在一塊：同類相聚，這至少是種條理清晰的寫作方式。不過找出事件模式也是寫出故事的方法。想理解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在普遍唱衰下贏得的選戰，會忍不住想建構一個環環相扣的故事：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疏忽了電郵資安、司法部決定不起訴她、安東尼・韋納（Anthony Weiner）電郵曝光（註3）、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柯米（James Comey）在國會呈報柯林頓的電郵門，終於川普贏了總統選舉。但以分類法處理可能成果更豐：川普的勝選就像英國脫歐公投、歐洲復甦的反移民民族主義；而柯林頓對電郵門的顢頇應對就像她宣傳失靈的選戰，也像她沒在密西根州和賓州賣力造勢的糟糕決定。
列表賞鳥魔人
選舉日當天我人在迦納，和我哥、兩個朋友一起賞鳥。在我去非洲前，詹姆斯・柯米的國會報告搞得選戰雞飛狗跳，但在納特・西爾弗（Nate Silver）的權威統計網站「538」上，仍然預測川普只有30%的機率勝選。我當時已經提早登記選票投給了柯林頓，我抵達迦納首都阿克拉時對選情只有些微惦念，並告訴自己，沒在選戰最後一週整天刷538的最新數據是個好主意。
我當時在迦納縱情於非關政治的另一類強迫症。說來汗顏，我就是賞鳥圈內人口中的列表魔人。我並非不因鳥本身而愛鳥。我賞鳥的確是為了鳥類之美、鳥類的多樣，認識更多鳥類行為以及牠們生活的生態環境，也會健行拜訪新的賞鳥地點。但我的確列了太多賞鳥清單。我不只會盤點自己在全世界看過多少鳥類，甚至會列出我在每個國家、美國各州賞鳥分別見過的物種，地域的劃分有時候甚至細到我家後院，還有2003年以降個別年份看過的物種。我當然可以說我是太過熱愛鳥類，才會花心思玩這個有強迫症的點名小遊戲。但我真的有強迫症。這也讓我落居於道德下風，輸給僅為賞鳥之樂而賞鳥的賞鳥人。
這趟迦納行讓我有機會能打破前一年賞了1,286種鳥的紀錄。2016年當時我賞了超過800種鳥，我從網路資料得知，類似的迦納賞鳥行程過去登錄了近500種鳥，其中只有少數是美國常見鳥類。如果我在非洲能賞460種獨特鳥類，並在隨後倫敦的七小時快閃行程裡，到希斯洛機場旁的公園賞二十種歐洲常見鳥類，那2016年就要打破我的生涯最佳紀錄了。
我們在迦納確實見到了很棒的鳥，像是豔麗的蕉鵑與西非獨家的蜂虎。然而迦納僅存的林地正面臨嚴峻的狩獵與伐林壓力，而且我們的健行路程之酷熱程度還多過收穫。至選舉日當晚，我們已然錯過好幾個目標物種。翌日大清早，美國西岸仍在投票時間內，我打開手機，想看看柯林頓的順利選情來放鬆心情。手機螢幕打開，映入眼簾的卻是加州朋友們寄來的悲憤簡訊，附帶他們頹喪地盯著電視機的照片，我的女友在沙發上以胎兒之姿蜷縮。《紐約時報》當下的頭條是〈川普拿下北卡，後勢看漲；柯林頓選情維艱〉。
當下唯一能做的就是賞鳥。在恩蘇塔叢林的某條路上，我們閃過一台木材卡車，那台車的衝勢在我心裡好比川普，可我又心想柯林頓還是有機會勝選，這時我看見了好幾隻黑彎嘴犀鳥、一隻西非鵑隼和一隻哀啄木鳥。那天早上汗流浹背，但又讓人心滿意足，只是當我們再次連上網路時，新聞說「短指鄙夫」（《間諜雜誌》遠在1988年就為川普創生的綽號）會是美國的新總統。我霎時明白，當初讀奈特・西爾弗的數據時自己一廂情願。我莫名其妙地把數據解讀成——在最糟糕的情況下，這個世界會在選後變糟30%。
但數據真正的意思是，有30%的機率世界會變得100%糟糕。
我們開向更乾燥、更荒涼的迦納北部，和好幾種我夢寐以求的鳥類擦身而過：尼羅鴴、胭脂蜂虎和一隻公的球拍夜鷹，球拍夜鷹的翅膀連著招搖的綴飾，飛行時就像是夜鷹後頭追著兩隻蝙蝠一樣。但隨著我們離我必須達成的年度賞鳥業績愈來愈遠，我才後知後覺地想到，我讀到的網路清單裡包含了作者只耳聞、卻沒親見的鳥類，而我卻需要真的看到一隻鳥才能把牠登記在冊。這些清單和納特・西爾弗的統計資料一樣曾給了我希望。現在每一個我錯過的物種都給我添上更多壓力，如果我想打破紀錄，連近乎不可能得見的鳥都不能錯過。這就是個愚蠢的年度目標清單罷了，就算是我自己看來也毫無意義，但是讀到選舉日翌日的報紙頭條之後我始終心神不寧。我不需要275張選舉人票，我要找出460種鳥，而我的勝利之路益發狹仄。最後，旅程終點倒數第四天，我人在鄰近布吉納法索的水壩洩洪道，指望能找到十幾種草原鳥類，卻什麼也沒看到，我不得不承認失敗的事實。剎那間我才明白，我應該待在家陪著女友面對柯林頓敗選，發揮身為抑鬱悲觀主義者的小小優點：景況再糟，也笑得出來。
反寬容的自由派
短指鄙夫何以入主白宮的呢？希拉蕊・柯林頓再度現身公眾面前發言時，她先推出環環相扣的敘事，再以同類相聚法解釋敗選。就別再提她的電郵門，也趕快忘記她曾說川普的支持者是「一筐廢物」（basket of deplorable）吧。也別管選民可能真的有好理由討厭她代表的自由派菁英，也不能苟同自由貿易的理性、開放國界與工廠自動化，因為全球財富的整體成長正以中產階級的損失為代價，選民更可能憎恨聯邦政府將自由派的都會價值強加諸於保守的鄉下社群。柯林頓說，她敗選都是詹姆斯・柯米害的——也可能都是俄國的陰謀啦。
誠然，我自有一套對柯林頓敗選的解釋。我從非洲回到聖克魯斯（Santa Cruz）時，我的進步派友人們都還在吃力地理解川普怎麼勝選。我記得我曾和樂天的社群媒體專家克雷・薛基（Clay Shirky）一同參加活動，他告訴大家，當查氏餐館調查（Zagat）公布聯合廣場咖啡（Union Square Café）是公眾評選紐約市最佳餐廳時，紐約的職業美食評論家全都「驚呆了」。薛基想講的是，職業評論家沒有他們自以為的聰明，其實在大數據的年代，評論家甚至成了雞肋。活動現場當下，先不論聯合廣場咖啡的確是我最愛的紐約餐廳（公眾是對的！），我乖戾地想，在薛基看來，書評認為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寫得比詹姆斯・派特森（James Patterson）（註4）更好大概是件蠢事吧。不過現在川普的勝利也呼應了薛基對專業意見的嘲弄。社群媒體讓川普得以繞過批判建制，在關鍵搖擺州，也有夠多的人買川普的帳，認為川普的低級笑話與聳聽危言比柯林頓微妙的主張和政策專業「更好」。環環相扣：如果沒有推特與臉書，就沒有川普。
在總統大選之後，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短暫擺出要負起責任的樣子，承擔他創造一個柯林頓假新聞叢生的平台，並指臉書會更積極過濾新聞。（最好做得到啦。）推特則假裝沒事。如今川普推特依然橫行無阻，推特又會說什麼呢？推特讓世界更好？
2016年12月，我最喜歡的聖克魯斯電台 KPIG 開始播送假廣告，聲稱要提供戒斷療程給川普仇恨推特與臉書貼文成癮者。再下個月，川普就任一週前，美國筆會中心在全美舉辦活動，對抗其聲稱川普象徵的反言論自由浪潮。即使川普政權日後的確設限穆斯林國家的作家，讓他們難以赴美表達意見，不過1月時，他的確沒有任何方法限縮言論自由。他的謊言、霸凌推特是吃了類固醇的言論自由。不過幾年前，筆會才頒了自由言論獎給推特，誇讚推特在阿拉伯之春之中自道的功勞。阿拉伯之春的實際結局是獨裁政權再緊縮，而推特則在川普手上成了建立獨裁政府的地基，不過諷刺之處可不止於此。1月的同一個星期，進步派的美國書店與作家提議抵制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Simon & Schuster），因為該出版社打算出版陰鬱右派煽動家米羅・雅諾波魯斯（Milo Yiannopoulos）的著作。反應最激烈的書店甚至考慮退掉所有的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書籍存貨，在理論上甚至包含美國筆會的主席安德魯・索羅門（Andrew Solomon）的書。退書風波直到出版社廢止雅諾波魯斯的合約才告終。
川普和他的非主流右派支持者總喜歡嘲弄政治正確，但這張牌能奏效也是因為問題確實存在——學生和運動人士主張他們有選擇不聽異議的權利，並大肆抨擊冒犯他們的言論。反寬容的問題在網路上特別嚴重，負責任的言論無人點閱，隱身的臉書與谷歌演算法只呈現你喜歡的內容，不從眾的聲音都緘默了，免得引火上身，或者遭人刪除臉書好友。結果社群媒體成了導彈發射井，不管你站在何方立場，你都理直氣壯地討厭你本就討厭的價值與想法。散文還有一點與它膚淺的主觀言論近親不同：散文的根是文學，像艾莉絲・孟若寫的那種頂尖文學，會拉著你思考自己是不是出了問題，甚至大錯特錯，並設想別人可能憎恨你的原因。
真正不願面對的真相
三年前，我一度為氣候議題怒火攻心。共和黨不斷說謊，否認氣候問題成因有科學界的共識。佛州的共和黨州長堅持全球暖化不是「真正的真相」，於是該州環保局甚至禁止職員寫出「氣候變遷」這幾個字。但我對左派同樣憤怒。我讀了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的新書《天翻地覆》，她在書裡向讀者保證，雖然「時局緊迫」，我們仍有十年能夠一舉重塑全球經濟，並且阻止氣溫在本世紀結束前上升逾攝氏兩度。克萊恩不是唯一一個聲稱我們還有十年的左派人物。其實，環保運動人士早在2005年就講過一模一樣的話了。
他們在1995年也這樣說：我們還有十年。不過到了2015年，人們早該明白人類不論從政治、心理、倫理與經濟角度，都無能快速減少碳排放量以改變局勢。就連在氣候問題領先、老愛教訓世界上別的地方不負責任的歐盟，不過在2009年碰上經濟衰退，就把重心擺回經濟成長。克萊恩聲稱只要有全球革命對抗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我們就還可能得救，但這場革命勢在難行，本世紀末全球氣溫可能會上升六度。光是在2030年之前別升破兩度我們就該偷笑了。
在分裂日益深化的美國政體，左派甚至比右派更不願面對全球暖化沒救了的真相。右派否認氣候變遷是可惡的謊言，但至少他們自始至終都抱著冷眼看世情的政治現實主義。左派痛批右派智識的不誠實，也將右派的否認主義當成集會抗爭的動能，卻讓自己落入動輒得咎的處境。左派得堅守氣候科學的真相，卻又編織世界集體行動能阻緩危機的故事：只要全球都面對真相，在1995年仍有機會扭轉局勢的真相，我們就還有機會扭轉局勢。否則，共和黨狡辯與否又有什麼差別呢？
因為我同情左派——減少碳排放量仍比什麼都不做來得好、就算是半度氣溫也好——所以我也以更高的標準要求他們。否認幽暗的現實、假裝巴黎氣候協議能扭轉災難是可以理解的，這個戰術能鼓勵人們減少碳排放量、守住希望。可是在大戰略上卻是弊大於利。左派讓出了道德高地，侮辱了沒聽信這套說詞的選民（「真的？我們還有十年？」），也提早堵住開誠布公的討論，讓我們沒法談全球社群該如何為劇烈災變準備、沒法談孟加拉這樣的國家該怎麼得到補償、好修復美國這樣的國家對他們做的爛事。
不誠實也搞砸了事情的輕重緩急。在過去二十年，環境運動全都迷上單一議題。部分因為全球暖化確實拉了警報，部分因為比起高談自然環境，著眼於人類前景問題的政治風險較低，也比較不像在搞菁英主義，大型環境非政府組織都將政治資本投上比較有感的氣候變遷。身為一位愛鳥人，最讓我生氣的非政府組織就是奧杜邦學會（National Audubon Society），奧杜邦曾是堅定的鳥類守護人，現在卻只是有著龐大公關部門的昏聵組織。在2014年9月，奧杜邦的公關團隊挾著人氣昭告世界，北美鳥類的頭號威脅就是氣候變遷。這個聲明幾乎是謊言，因為奧杜邦聲明的用詞並不盡然和他們的科學家研究結果相符，也可以說是明幌幌的謊言，因為沒有一隻鳥的直接死因能歸因於人類的碳排放量。在2014年，美國鳥類的最大威脅是喪失棲地，再來是野貓、撞上建築物、殺蟲劑。奧杜邦拿當紅的氣候變遷借題發揮，確實得到自由派媒體的關注，再度得分，挫了否認科學右派的銳氣。只是這份聲明對鳥類的幫助全然不明。在我看來，奧杜邦唯一取得的成果是，讓企圖討論鳥類目前真正威脅的人們士氣低迷。
「是，我想一同打擊氣候變遷」
我當時太生氣了，決定自己最好動筆寫文章回應。我沉痛批評奧杜邦學會，並擴大延伸，成了對整體環保運動的譴責。之後我會在夜半驚醒，浸淫在悔恨和懷疑的恐懼之中。對作家而言，散文是一面鏡子，而我不喜歡我在這面鏡子裡看到的自己。為什麼我要苛責自由派的盟友，卻罔顧惡劣得多的否認陣營呢？我所抨擊的團體和我一樣因氣候變遷的前景感到痛苦。全球暖化每高一度，全世界會再多上億人受難。難道傾全力減個僅僅半度不值得努力嗎？當孟加拉的孩童生命有危險時，談論鳥類難道不令人噁心？對，我那篇散文的前提是，我們對其他物種有同等的倫理責任。但這個前提會不會是錯的？就算前提是對的，我自己就真的在乎生物多樣性嗎？或者我不過是個養尊處優的白人賞鳥迷？而且還不是純正的鳥迷——是列表魔人！
連續三晚質疑自己的人格與動機之後，我打給亨利・方德，説我寫不出來。我老早向朋友與志同道合的保育人士抱怨了無數次，但這就像是在網路上發洩一樣，讀者知道你是即興創作，而且他們還都是你的朋友，因此不會苛責。寫作散文讓我明白自己思慮不周。寫作也大大增加了屈辱的風險，因為寫作並非隨性，也因為讀者可能是帶著敵意的陌生人。過去聽完亨利的訓斥（「所以」）後，我漸漸認為散文家就如消防隊，他們的工作就是在眾人急於逃離羞恥的烈焰時，一頭栽進其中。只是我現在要擔心的，遠比母親的非難還要更多。
假如我當初沒點進奧杜邦的網頁、按了「是，我想一同打擊氣候變遷」，也許這篇散文就會擱著沒動了。我原本只是想到他們的網頁蒐集砲打奧杜邦的素材，點擊「是」之後卻招來暴洪般的勸募信件。我至少在六星期內收到了八封實體信，每封信都要求我捐款，電子信箱同樣被淹沒了。和亨利談完幾天後，我打開其中一封信，發覺我正看著自己的照片——幸好這張照片比我本人好看，是2010年《時尚》雜誌拍的，他們把我打扮得比我自己的穿著好看多了，當時我站在空地、手持望遠鏡，就像個賞鳥家。電郵的標題差不多是〈和作家強納森・法蘭岑一同支持奧杜邦〉。幾年前，我的確在奧杜邦的雜誌訪談禮貌地讚美該組織，或至少稱讚了他們的雜誌。但沒人問過我是否同意他們使用我的名字與照片來勸募。我甚至懷疑電郵是否合法。
重返散文寫作有另一個較為高尚的推力，也就是亨利。就我所知，亨利根本不在乎鳥，但他似乎覺得我的論點尚有可取之處，即我們腦袋僅顧著未來的災難，反而讓我們沒法處理此時此刻可以解決的環境問題。在電郵裡，他溫和地建議我改掉先知式的輕蔑口吻。「要更有說服力的話，」他又在另一封信寫道，「說來諷刺，也許文章該更含糊、別太好辯。你訴求的對象不是那些希望我們更關注氣候變遷、減排放量的傢伙，你要詳述的是這些行動的代價，並將這番論述推到極致。」在一封封電郵和一次次刪改間，亨利敦促我把那篇散文從激烈的檄文改成一個問題：「當世界末日將臨，我們如何在行動中找到意義？」最後一稿大半篇幅都在詳述兩個設想周到的區域計畫，分別在秘魯與哥斯大黎加，當地確實變得更好了，不只是野生動植物，也包括生活在當地的秘魯人與哥斯大黎加人。為這些計畫工作對個人而言意義非凡，益處即刻有感。
寫這個區域計畫時，我期待會有一兩個大型慈善基金會，那些在生質能源發展、或在厄利垂亞的風力發電廠花費數千萬美元的基金會，會讀這篇文章，並考慮投入這個能夠有感見效的計畫。然而，我招來的卻是自由派發射井射出來的謾罵火箭。我不用社群軟體，但朋友們會向我彙報我的各式新綽號，包括「小鳥腦袋」和「氣候變遷否認者」。推特貼文擷取散文片段，斷章取義地反覆推播，讀起來彷彿我建議大家效法共和黨，放棄減碳，而在網路公共辯論的極化邏輯裡頭，我就成了氣候變遷否認者。事實上，我全心接納氣候科學的事實，我甚至不再為冰帽抱持希望。我唯一否認的是，在全球的高級飯店開會、深思熟慮的國際菁英們能擋下冰帽融化。這是我對自由派信仰超正統教派犯下的罪。氣候議題現在是自由派想像中的一把大鎖，只要你想轉移話題，就算是談論人類在沒有氣候變遷問題也能幹下的物種大滅絕，也是冒犯了這個信仰。
我的確同情譴責該文的氣候變遷專業人士，他們幾十年來努力拉響美國的警報，於是他們總算有了和他們站在同一陣線的歐巴馬總統（Barack Obama），也促成了巴黎氣候協議。這時候才潑冷水實在不合時宜，說什麼劇烈的全球暖化早成定局，說什麼人類肯定會燒光地層裡的碳，因為沒一個國家肯承諾把碳能源留在地下。
我也瞭解替代能源產業的怒氣，他們也是來做生意的。如果你承認再生能源專案不過是緩兵之計，無法逆轉過去碳排放今後百年依然會造成的傷害，那麼這個產業就會面臨許多額外的質疑聲浪。比方說，我們真的需要這麼多風車嗎？風車需要擺在生態敏感區嗎？加州莫哈韋沙漠的太陽能農場——把太陽能板裝在洛杉磯地區、放過大片原野不是更好嗎？我們為了拯救自然，是不是又多少摧毀了它？
至於奧杜邦，他們的勸募電郵理應先知會我這間學會可議的管理風格。但我還是震驚於奧杜邦的回應，他們展開人身攻擊，不過兩個月前他們還輕率地挪用此人的姓名與肖像。沒錯，我的散文的確對奧杜邦嚴厲了點。我那時候想要講真話，希望這些組織別再夸夸其談五十年後的世界，並更用力地出手守護奧杜邦學會與我都深愛的鳥類。
但顯然奧杜邦在那篇文章裡只看見對他們會員數量與募款金額的威脅，所以他們必須否定我這個人。我獲悉奧杜邦的總裁點名罵了我四次。如今的總裁、總統都是這樣做事的。
而且這招還奏效了。甚至不用親自閱讀他的謾罵內容，只要知道其他人讀過就夠了，我就感到羞愧。我好像回到八年級的學生時代，人人敬而遠之，或者當庭羞辱我，即使我沒道理感到受傷，我還是受傷了。我希望我當初聽取了自己夜半的恐懼，乖乖閉嘴。在痛苦之中，我打給亨利，傾訴我所有的屈辱和悔恨。他以他那套難以理解的方式告訴我，網路輿論不過是天氣。「公眾意見呀，」他說，「有一種可說是天氣，有一種是氣候。你試圖改變氣候，而此舉需要時間。」
我相信與否並不重要。知道至少亨利不恨我也就夠了。我安慰自己，雖然氣候問題之龐大與混沌讓任何個人無從改變，個人至少能幫助在全球不公的一個受災村落、一名受害者，並從中找到意義。或幫了一隻鳥，或一名讀者。網路點燃的怒火撲滅以後，我陸續聽到保育人士私下的意見，他們和我同樣憂心，卻礙於身分不能發聲。我聽到的並非多數人的聲音，但不是人多才能算數。我對這些回饋的感受都是相同的：我的散文就是寫給你的。
遇見更好的法蘭岑
但如今又過了兩年半，極圈的冰層碎裂，而推特總統撤出了巴黎氣候協議，我不再篤定了。現在我能對自己承認，我寫的散文並非僅為鼓舞幾個保育人士，並讓善款得其所歸。我確實想改變氣候變遷。至今依然。我和我撰文批評的人一樣，我們都相信全球暖化是我們時代的大問題，更可能是人類史上最重要的議題。現在我們所有人都落入當初美國原住民的窘境，碰上帶著槍砲和病菌的歐洲人：我們的世界之巨變蓄勢待發、難以預料，而且幾乎肯定愈變愈糟。我不相信我們能阻止改變到來。我只希望我們能及時面對現實、以人道關懷為之準備，而我也堅信，不論真相多麽難以入口，誠實面對總勝過否認現實。
如果我今天重寫當初的散文，我大概會說出這一切。當初發表的散文映照出的，其實是一個愛賞鳥的憤怒怪胎，自以為比大家都來得聰明。這個人或許是我，但不是我的全貌，讀者會從一篇寫得更好的散文裡頭讀出來的。在一篇更出色的散文裡，我也許依然會批評奧杜邦，但也許會向其他令我憤慨的人寄予更多同情：氣候議題運動人士，他們在二十年間看著勝利之路逐步縮小，看著碳排放量攀升、減碳目標日益不切實際；替代能源工人，他們要餵養家庭、還努力找出石油外的能源答案；環保非政府組織，他們以為總算找到能叫醒世界的議題了；左派分子，眼見新自由主義與其科技搶走個別消費者的選票，他們視氣候變遷為倡議集體主義的最後王牌。我也會格外用力記住，有些人需要的希望比一個抑鬱的悲觀主義者所需要的更多；還有，在一些人眼裡，炎熱、禍殃的未來是無法承重的哀愁與恐懼，因此也能原諒他們不願多做思考。在那篇不存在的、更好的散文裡，我會不停修繕內容。
註1：蒙田是16世紀法國散文家，其《隨筆集》（Essais）對後世西方文學影響至深，也使嘗試（essay）一詞成為西方散文文類名稱的源頭，本文第一段法蘭岑即以此字的名詞與動詞玩文字遊戲；鮑德溫是20世紀美國作家，對族裔、同志社群與社會階級有深刻探討，《我不是你的黑鬼》即本其遺稿所作的紀錄片。
註2：由美國腦神經學家保羅・麥克萊恩（Paul D. MacLean）提出的理論模型，用來解釋進化在人類腦中留下的痕跡。爬蟲類的腦（Reptilian complex）是大腦最原始的結構，為人類大腦中的腦幹部位，主管基本生存機轉，相當於爬蟲類與鳥類的前腦部位。
註3：柯林頓選戰大將胡瑪・阿貝丁（Huma Abedin）之夫韋納在總統大選該年9月因涉嫌傳送性愛簡訊給15歲少女而遭到刑事調查、筆電遭到沒收。其後，調查人員發現韋納電郵與柯林頓電郵門有關連，促使柯米重啟柯林頓電郵門調查案。
註4：孟若是加拿大短篇故事名家，在2013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派特森是美國超級暢銷作家，但作品質量時常讓人詬病，著名小說家史蒂芬・金（Stephon King）稱他「是糟透的作家，卻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