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元植與夥伴阿果兩人自國中時期就開始登山，持續累積多年攀登大山的經驗，今年9月首次自主攀登位於喜馬拉雅山脈中段、尼泊爾境內世界第八高峰馬納斯魯。兩人堅守設定的原則：不依靠別人、不依靠外力、不用氧氣、不雇請雪巴挑夫，只靠自身力量，面對這座 8,163 公尺的巨峰
翻上基地營前的山肩，就見到遠遠那座顯眼的岩石尖峰，矗立在如巨牆一般的稜脊高處。如此孤高，如此冷絕。一眼就認出來了。當你在Google搜尋欄位輸入：Manaslu，按下搜尋鍵，第一張跳出來的圖片就是它。
只是甚少有人知道，真正的山巔藏在它的後方。當筋疲力盡的登山者踏上海拔7,900公尺的峰頂雪原，從這座嶙峋尖塔的側面繞過，還得再攀登三小時，才能登臨這座世界第八高峰的絕頂。
當時的我，只在文字紀錄上隱約知道這件事，而且沒有特別在意。登山者普遍有種心態，就是專注在當下。兩個禮拜後的事情，連天氣都說不準了，現在來想做什麼呢？在一趟海外遠征中，眼前多的是讓人煩惱的事情：裝備運到了嗎？糧食補給如何規劃？下一波的好天氣何時到來？自己的身體狀況如何？如何跟其他攀登者合作？當然，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攀登眼前這道由冰、雪、岩石構築的牆垣？
如何攀登？這不僅僅是物理性的，更是心智上的問題。這就牽扯到ㄧ些只有真正的攀登者會在意的——關於「風格」的問題。
19世紀末期，歐洲列強乘著殖民的浪潮，將探險的觸角伸入亞洲大陸腹地。除了地理與文史的考察，位於尼泊爾與西藏交界的喜馬拉雅山脈，也成為登山家的樂園。那數不盡的參天巨峰，乘載著數不盡的夢想。其中，首登十四座超過八千公尺的巨峰，更是榮耀的桂冠，象徵著一國的國力。
那個年代對巨峰首登的嘗試，比較接近軍事作戰。由一個大團隊，雇用大量當地住民，通常是尼泊爾當地的雪巴人，協助山上的物資運輸，以及繩索架設。花費兩、三個月的時間，將物資、氧氣、攀登器材運到離山頂最近的高山營地，最後讓少數兩、三位最菁英、狀況最好的隊員，在強大的後勤支援下嘗試登頂，其中有兩個不可或缺的要素：氧氣與雪巴協作。
以自身力量面對山
1970年代以前，儘管人類已在喜馬拉雅山區探索近一個世紀，但大家還是普遍認為，在八千公尺以上的死亡地帶，人類無法不依靠人工氧氣設備生存。直到1978年，有登山之神之稱的義大利登山家梅斯納（Reinhold Messner），石破天驚地不使用人工氧氣登頂聖母峰。此舉徹底改變了世人的觀念。如今，國際上稍有水準的登山者，在攀登八千公尺山峰時，都以不使用人工氧氣作為自我期許。
同樣在1970年代，前面提及的軍事作戰的攀登型態，逐漸被當代的頂尖攀登者們翻轉。他們將在較低海拔攀登的形式：輕裝、快速、不依賴任何後勤系統，也就是所謂的「阿爾卑斯式」攀登，引入更高更難的山峰。到了現代，真正踏入一流之境的登山者，是不依賴協作的。其背後的精神是：以自己的力量，用最公平的方式面對山。
有一句登山界的俗語是這樣說的：「不在登頂與否，在於如何攀登。」而在台灣，攀登八千公尺巨峰的歷史近三十年，古往今來數十支遠征隊中，只有一支不依靠人工氧氣與雪巴人協作。
臨出發前，我和阿果大概只花了五分鐘討論這件事：如何攀登？幾乎沒有歧異的，我們一致決定這次要試試看不用氧氣、不請協作。聘請一位雪巴協作要價5,500美金、一瓶氧氣450美金的沉重開銷外，我們想，爬這些巨峰也好幾年了，總該有點長進吧。
登山者普遍還有另一種心態，就是理性的評估，感性的決策。
在網路上查馬納斯魯，就會發現ㄧ些可怕的統計數據：登頂／死亡人數比17.8％，在十四座八千米中排行第五。歷史上在這座山死亡的登山者，有一半是死於雪崩。1972年、2012年，各有一場大雪崩在一日內帶走十餘條人命。
正常人看到這種比二戰諾曼第搶灘時還高的死亡機率，就會決定乖乖待在台灣享受夏日的陽光沙灘比基尼。我跟阿果只是默默地刷卡，買了機票，接著開始思考怎麼降低雪崩風險。
西部牛仔片裡面有一種遊戲：在左輪手槍的轉輪裡放上一顆子彈，然後輪流對自己開槍。以常理判斷，朝自己開兩槍的危險性絕對大於只開一槍。對我們而言，要避開難以預測的雪崩，最好的辦法就是減少經過雪崩區域的次數。
但攀爬高山有個麻煩的地方——人體需要時間，慢慢適應高海拔的低壓、低氧。如果直升機將人放到聖母峰山頂，人在幾分鐘內就會失去意識，然後很快死亡。所以，登山者會如薛西弗斯一般，在山峰上上下下的來回。爬到一個高度後，就要回到最下面的基地營；下一趟上去，再爬到高一些的地方，然後回頭。如此往復三趟到四趟，直到身體適應了最後一個高山營地的高度。接著，才是攻頂。
這就等於我們得拿著左輪手槍對自己連開三槍，然後祈禱子彈不在轉輪的這幾格。
所以我們安排在8月底提早出發，到尼泊爾的另外一個區域，攀登另一座標高6,189公尺的簡單山峰：島峰。讓我們到達馬納斯魯之前，先適應6,000公尺的高度。如此，我們只需要再朝自己開一槍，接下來就能準備攻頂了。
踏入廓爾喀族疆域
今年的秋天來得晚，雨季好像也走不了。夏季是尼泊爾的雨季，不是那種滂沱大雨，是那種淅瀝淅瀝的陰雨綿綿，像台灣的梅雨。十來天，我們走近島峰的腳下，卻連她的芳容都緣慳一面，攀登到5,800公尺就因為天候因素而撤退。不過以適應高度來說，勉強達標了。
接著，再度回到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乘著好像從二戰電影裡開出來的老款吉普車，顛顛簸簸地駛上尼泊爾鄉間被連日降雨沖得柔腸寸斷的小路。對於尼泊爾雨季後的路況，阿果有個傳神的形容：「啊，這根本是在路上泛舟啊！」我只能揉著剛撞到車頂的頭蓋骨，點頭。
那天我們留宿在尼泊爾中部，廓爾喀縣的一個小村落阿魯加特。馬納斯魯就在這個縣北方的山區深處。說起來，尼泊爾的每一座八千米，好像就象徵了一個民族體系。尼泊爾是個多民族國家，有來自南方印度的各民族人種，也有自北方西藏移居至此的人，更有世居加德滿都谷地的尼泊爾先住民。
想到聖母峰及其腳下昆布谷地，就會想到雪巴族。來到馬納斯魯所在的廓爾喀，就會知道這是廓爾喀族的疆域，可說是推動尼泊爾近代歷史的核心區域。16世紀時，來自印度的一支部族移居至此，並與當地民族通婚，開枝散葉，世稱廓爾喀族。在一連串與他族的競逐後，這支族群逐漸一統整個尼泊爾，並在1768年建立統一的沙阿王朝。在這兩百多年間，廓爾喀可說就是尼泊爾的代名詞。這個王朝的歷史持續到21世紀，2008年尼泊爾內戰結束後，在廢除君主制的同時劃下了句點。如今，廓爾喀族在尼泊爾的存在只剩下那把名聞遐邇的廓爾喀彎刀，它讓造訪者還能依稀瞥見，驍勇善戰的廓爾喀傭兵團，在歷史暮光下的身影。
從阿魯加特搭乘直升機，直接飛進最後一個村莊：海拔3,600公尺的薩馬貢。這個村莊位於馬納斯魯山腳下的河谷間，正當馬納斯魯環線健行以及通往基地營步道的要衝，因此近幾年愈來愈多遊人造訪。此地已是中尼邊界，因此當地住民也由廓爾喀的印度臉孔，變成西藏住民那純樸的笑容；問候的語詞也從來自梵語的「Namaste」，變成藏語的「札西德勒」。
從薩馬貢開始，所有登山物資都要由人力向上背負至4,800公尺的基地營。 每年此時馬納斯魯的攀登季，都是當地居民增加額外收入的機會。因為大量的物資要源源不絕地運向基地營，每天都需要數十名人力，才能夠滿足登山客們的日常生活所需。因此，常常可見一家老小，從十幾歲還是青少年的孩子、爸爸媽媽、姊姊哥哥一起出動的畫面。女生一般背負三十公斤上下，男生則能背到五、六十公斤。
登山前的祈福儀式
9月10日，終於抵達基地營，正式的攀登也從這展開。
基地營就像個臨時小村莊，塞滿來自各地的攀登者。今年因為中國境內兩座較簡單的八千米巨峰封山的緣故，馬納斯魯迎來了史上最多登山客的一年。這些人大致分成兩部分：大約5％的人口跟我們一樣，採取比較自主的攀登型態，可能是獨攀，又或者是二至三人一個小組。另外95％人口則是參加商業攀登團。
商業隊的運作模式比較接近觀光；或者說是一種昂貴的極限體驗吧。一個客戶配一名雪巴是標準規格，雪巴在攀登過程中會代勞一切技術操作，包括檢查吊帶、冰爪；幫客戶安裝上升器、下降器；還會幫忙客戶背負所有公共裝備，食物、帳篷、炊具、睡袋、氧氣等等。到營地後，雪巴會幫忙搭帳棚、融雪煮飯，豪華一點的，晚上還有燒熱的水可以洗腳。簡單來說，客戶只要負責三件事情：走路、吃飯、睡覺。其中一支中國隊伍的領隊在閒聊時表示，這兩年他們都安全地讓「沒有任何登山經驗」的客戶成功登頂。
服務內容的差異，也實質的反映到價格上；商業登山團的收費，大概是我們這種自主攀登者的2.5倍之譜。
這種風格上的涇渭分明，讓這兩群人之間隱隱地有層隔閡。也因此當大家陸陸續續來到基地營，開始互相認識時，都會有一個互相試探的過程。不同調的，互道好運；志同道合的，則可能是攀登中的盟友。
來自印度洋的潮濕雲氣依舊在山峰上方盤旋，基地營霧雨霏霏。海拔5,100公尺以上就是雪線，雨滴凝結成片片飛雪，輕柔地飄下。我們從海拔5,700公尺的第一營回往基地營，準備參加14號舉行的祈福儀式Puja。冰河因為沉降的霧氣而模糊不清，滿布的裂隙也顯得不那麼扎眼，只有當它在腳下張開一道深不見底的口子時，會重新意識到自己還處在有風險的環境。
雖然天候不佳，但還是有攀登者絡繹不絕地與我們錯身而過。這邊要介紹一下我的夥伴：阿果，他大概是台灣最強壯的登山者了，在高海拔的身體表現不輸雪巴人，長相也很像雪巴人。像到，往往我跟他一前一後踽踽前進時，其他隊伍的雪巴看到我時，會用一種「看客戶」的眼神打量我一下，禮貌地問候一句「Namaste」，接著就直直地走向阿果，親熱地丟出一串雪巴話。然後阿果只好尷尬地笑笑，說：「抱歉！我不懂雪巴語。」（Sorry, I don’t understand）。
Puja是屬於雪巴人藏傳佛教的儀式，主要是挑選一個黃道吉日，請喇嘛來幫所有登山者祈福，祝願登山平安。也許是雪巴人的幽默吧，一開始都還很正常的焚香、念經；撒加持過的白米到受祈福者的頭上，象徵安安全全活到頭髮白了；把攀登裝備放在馬尼石堆前接受祈福等等。結果儀式到一半，看到攀登公司的基地營經理搬了一箱啤酒到馬尼石堆前方，喇嘛還一本正經地幫那箱啤酒念經。不久之後，在場的人就人手一罐被加持過的啤酒，歡快地喝了起來。雲，也悄悄地開了，露出久違的一片湛藍。
山慢慢地接納我
高海拔攀登這件事情，不管是看著影片還是文字，透過外顯的媒介表現出來時，其實都很無聊。因為它不像一些極限運動呈現讓觀者腎上腺素高升的刺激畫面。高海拔攀登常常只是幾近永恆的苦行，把左腳放到右腳前面，再把右腳放到左腳前面。這也是為什麼我不喜歡寫登山的過程，因為往往只是一些流水帳式的地名與數字的紀錄。
攀登的精采之處，常常是內在的。身體在那種環境下的煎熬，與隨之而來的內心獨白，常常只有本人能夠體會。比如當我正在海拔6,000米左右，第一營往第二營路上最陡峭那段冰壁上喘息。冰壁大概60度角，以技術難度來說只是小菜一碟；但當身上背了20公斤的背包，置身在這樣高的海拔時，缺氧的環境，使得每一步將冰爪前端刺進冰裡，將自己上抬30公分的過程，都很痛苦。
內心的碎唸當然也沒停止。我不斷質問自己，為什麼沒事要為難自己？不請協作，意味著我們要背負所有的東西，帳篷、食物、燃料、炊具、個人裝備。事前就有心理準備了，會很累；但沒想到會這麼累。到了營地，離解脫還很遙遠。商業團的客戶到了營地就能倒進帳篷，等著雪巴送水送吃的來。我們還得拿起雪鏟，在雪坡斜面上挖出一個平坦的平台，才能把帳篷搭起來；接著，還得拿著袋子出去挖雪，回到帳篷點起爐子，將雪融成我們一晚所需的飲用水。
攀登其實就是這種雜事的無盡循環，日復一日。我們的身體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適應高海拔的低氧低壓，每次往高處前進，都能感受得到比前一次輕鬆。我們逐漸融入這座山的空氣、雪地，山也在慢慢地接納我們。
等到我們終於建立海拔位在6,700公尺的三號營地後，下一波就是關鍵的攻頂了。
其實馬納斯魯還有一個位在7,450公尺的第四營地。不過因為適應期間的狀況實在太好了，我們決定速戰速決，跳過這個營地從第三營直接攻頂。回想起來，這是個錯誤的決定。
9月25日晚間八點半，拉開帳棚拉鍊時，隱約可以聽見風呼嘯著掠過稜脊。一片暗夜中，點起頭燈，照亮眼前那方寸之地，我們出發。
感覺很怪，過了7,000公尺後，力氣怎樣都提不上來。原本覺得放慢腳步，慢慢調整節奏會好一些，但情況沒有好轉。海拔7,100公尺附近，坡面開始變得陡峭，不時穿插著冰面。身體狀況愈來愈差的我不時得停下來喘息，良久後才能邁出下一個步伐。海拔7,200公尺，我發現距離前一個一百公尺已經過了一個小時，而我已經從停下喘息，變成得跪倒在雪坡上，低下頭來大力呼吸，身體才有緩解的感覺。海拔7,300公尺，又一個小時過去，眼看以這個速度，是不太可能成功登頂了，何況身體狀況也不容許，但還不甘心，我覺得我還能往上一些看看。
7,350公尺處，離第四營剩100公尺，不過我內心已經有了答案。如果繼續以這個速度龜速前進，我可能還能再往上一些，但絕對無法登頂。阿果如果陪著我這樣走下去，也會拖累到他自己的攀登。對我來說，這趟旅程該結束了。
很多人說，撤退需要比前進更大的勇氣。我覺得這是鬼扯。
當你明知每往前多踏一步，就越可能回不了家的時候，腦袋正常的人都知道要撤退。撤退會扼腕，但不需要勇氣。真正需要勇氣的，是你在接近身體或心智的臨界點時，還能在理智判斷下，往前多踏一步的那個時刻。
可能很少有故事的結局是如此平淡，可是這才是登山生活的寫照。畢竟，生命就是一連串過程，分隔一個個段落的，是逗號而不是句號。
我們人生的全部不會只是那座山，我們永遠在山上，或是在準備前往下一座山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