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年前，正當科學發展之際，宗教逐漸退位。如今，宗教再度成為全球政治舞台中心。尼爾・麥葛瑞格（Neil MacGregor）問道，這對現今世界意味著什麼？
這一定是 1970 年代最引人遐思、最能喚醒回憶的海報之一。地球上空，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平靜漂浮於恆星之間，與一艘急速飛行船寬鬆相繫，向我們微笑致意。作為登上太空的第一人，他穿著共產黨的鮮亮紅色，飛行帽上紋著 CCCP 字樣（俄文蘇聯縮寫）。高空之上，他環顧四周，告訴我們他所看到的，或者更準確地說，他未能看到什麼——Boga Nyet !：沒有上帝！在他之下，是教堂與清真寺傾倒的高塔穹頂，在蘇聯政府快速發展的科學技術之下，它們被遺落在後，注定的崩解迫在眉梢。古老宗教正在消亡。理性和研究給了人類一個新的天堂——現在我們全都能加入尤里・加加林之列，進入一座人類可及的樂園、沒有神聖的存在，而是滿布著熠熠的希冀。
42 年後，一張攝於 2017 年 5 月的照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同樣激動人心的畫面。這張照片上印著流行樂曲長久以來認為，地球上或最接近天堂的事物——春天的巴黎。但這張照片並未以浪漫視角看待這個全球最熱門的旅遊景點。
我們看到勞工階級聚居的克利希（Clichy）市郊。在市政大廳前廣場上，在法國三色和歐盟星星前，在警察銳利的目光之下，神在公共道路上被公然大膽地敬拜。數百名穆斯林男性跪地祈禱，並抗議他們未獲授權的清真寺將被關閉。法國政府的共和價值立基於絕無商量餘地的世俗主義（Laïcité）；一個訴求成為忠誠法國公民的團體，卻溫和而根本地挑戰著這個現世的政府。
這兩張圖像都完整反映它們所處的時代特徵，在事發地遠處之外也激起迴響。蘇聯海報當然是為政治宣傳所設計的，但其背後的預設條件卻獲得廣泛認同。1970 年代的美國及西歐，甚至在蘇聯也一樣，政治人物們普遍相信科技演進、物質進步，及社會日益繁榮將讓信仰力量從公共領域持續消退。同樣重要地，幾乎所有人都認同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1992 年總統競選演說所闡述的觀點：最重要的政治決定變數最終將「是經濟。笨蛋！」
上帝再臨
一切已事過境遷。從蘇聯殘骸中崛起的俄國，政府的無神論調無疑地已成往事。如今，該國大聲且驕傲地自詡為東正教國家。總統普丁賣弄虔誠。曾在 1931 年由史達林下旨炸毀的莫斯科基督救世主主教座堂（Cathedral of Christ the Saviour）被一絲不苟地重建，甚至連蘇聯情報局都有了自己的教堂。在俄國之外，冷戰時期強勢的唯物主義在極大程度上已被另一種論述所取代，或至少是重新改造。如今，信仰在全球公共議題的地位之重，到達了自 17 世紀以降便鮮見於歐洲的程度。
整個中東地區陷入兇殘衝突之中，這些衝突與信仰掛鉤的程度不亞於經濟利益。在印尼和奈及利亞、緬甸和埃及，人們的宗教習俗讓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裡成為異端，以此為由，宗教團體飽受攻擊，而人們遇害身亡。印度憲法規定各宗教與國家間的距離平等，如今要求國家明確主張其印度教身分的聲浪，卻足以撼動政府，這為數億印度穆斯林、基督徒，及其他信仰人士帶來沉重後果。在許多國家，包括美國，移民政策——通常指反移民法案——常藉宗教之名爭論不休。
即便在以不可知論者為大宗的歐洲，法國街頭抗議也成為相似潮流的一分子。巴伐利亞邦總理近來鼓吹在公家機關懸掛十字架，以作為巴伐利亞天主教身分象徵（即便天主教教堂表示反對）。2009 年，瑞士全國公投決定禁止修建清真寺尖塔；而過去幾年以來，數千人定期在德國德勒斯登舉辦遊行，抗議所謂歐洲「伊斯蘭化」。全球人口最稠密的中國，聲稱其國家利益，即國家完整性，受流亡的藏傳佛教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所威脅。而此人唯一的力量，是他所體現的信念。
信仰回來了。環顧全球，宗教再次回歸政治舞台中心。這個發展令人驚訝而不知所措，也的確時常觸怒不可知主義的繁榮西方世界。然而，要是我們不去理解宗教為何能如此動員社會，我們成功處理後續影響的機會將微乎其微。
若要選出一個轉捩點，一個使改變具體成形的特定時刻，那大概會是1979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Islamic revolution）（註 2）。該事件深深震懾俗世，在當時看似是與歷史潮流反向而行：如今，該事件倒像是此後轉折發展的預兆。受英美兩國羞辱性干政數十年，伊朗的異議政治人物——其中許多人根本不虔誠——在伊朗什葉派教義裡，看到一種得以定義並伸張國家認同，且能與外來勢力對抗的形式。數量甚至比市集更多的清真寺，便是新國家論述得以操作、且整個社會都能參與其中的空間。十年後，在最終推翻了由蘇聯軍隊維持的壓迫政府之起義上，東德路德派教堂扮演了相似的角色。在這兩個案例裡，信仰結構（字面及象徵上）都一度被視為自由的骨架，而非壓迫的手段。
此後，許多國家都遵循著類似路徑。如今在世界上許多角落，以宗教為名的暴力言論和身分認同政治，以一種人們在 60 年前難以想像的方式，取代著令人安心的繁榮政治。我們應不會為此感到驚訝。這是普遍存在於歷史上幾乎所有社會的模式再度地回歸：除了語言與國族主義，宗教是形塑、鼓動社會最強勁的力量之一。這並非因為宗教是種控制結構（雖然常是如此），而是因為它給予團體一個故事，讓他們知道他們是誰，以及當他們同心齊力時，能夠成為什麼樣的人。在社會層面上，與其說宗教是逃避或安慰，不如說它是關乎希望、新習性，以及奮力邁向未來的挑戰。
訴說故事
「我們為了活下來而對自己說故事。」瓊・蒂蒂安（Joan Didion）的名言不只反映了宗教，它恰巧道出我們對故事的迫切需求，這些故事形塑著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且影響深遠。宗教故事是類似策略的一環，但是所為的是群體的續存。面對生死難題，它們提供的不是解釋，而是意義。宗教為社會提供一套超越自我的論述，無論在過去或未來皆然；在那一個不斷綿延、關於歸屬感的故事中，它們擁抱生者、亡者，及尚未臨世的生命。
不意外地，自冰河時期以來的證據顯示，擁有這種敘事的社會似乎更能克服對其存在、生存及繁衍的威脅。20 世紀初，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指出，事實上，若沒有此種共有且凌駕一切的故事，一個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的。他稱這些故事為「一個自我建構的想法」：群體共有的想法或理念，以及其敘事，此乃一個健全社會存在的前提。作為一個團體，我們就是我們所講述的、關於自己的故事。如若在任何狀況下，我們失去或遺忘了那些敘事，「我們」將不復存在。在將宗教故事建構出的儀式和典禮中，社會可能是在崇拜一種遙遠，甚至不存在的神：涂爾幹認為，社會同時也在崇拜一個理想版的自己，而這個理想社會有天或能成真。
這種信仰的敘事能夠創造出團結的有力象徵。舉例而言：每年秋天，孟加拉的印度教徒都會慶祝杜爾迦女神（Durga，又譯難近母）的歸來，以及她打敗邪惡勢力的勝利之役。為了紀念這個節慶，教徒們每年都會製作一個杜爾迦女神的新神像。這些彩繪的女神形象不由單一的藝術家製作，而是由整個社群共同創造。神像本體由柳條結構支撐，軀幹的大部分由黏土塑成。然而在神像背後，人們付出極大努力，將該地各個不同區域的土壤整合起來，無論是富裕地區或貧窮之境。依照傳統，最後混合土壤時，祭司應乞求一些來自性工作者家的土壤，而理想上也該有些來自恆河河岸的土，因為杜爾迦女神與河流有著緊密連結。結果，在這座暫時的女神雕像中，社會的每個部分——富裕與貧窮，弱者與強者——都得彰顯及榮耀，並與生生不息的河流直接相連。節慶期間，杜爾迦女神將降臨並「居住」於備受崇拜的神像之中，人們因此將整個區域、整個社會都夾帶到神像裡，以物理及象徵兩種形式呈現。這是一個由人們自己無止盡地創造、毀壞，並再造的形象。極少有政治結構能找到這樣一個對社會有此般情感說服力的象徵，其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這種敘事、信仰及儀式的力量，能夠支持著社群度過危險、橫跨世紀，這是在歷史上反覆重演的事實。猶太人歷經耶路撒冷聖殿在西元 70 年遭毀，及羅馬皇帝哈德良的殘忍侵略；衣索比亞人在非洲孤軍抵抗殖民侵略者；非洲奴隸被運至美洲，在這些故事裡，這股力量都占據著故事的核心位置。在這種情況下，宗教提供一種意義結構，人們得以在其中找到庇護及希望。對當今許多人而言，在經濟破敗和處於失能狀態的地區中，這或許是唯一可用的結構。無庸置疑，這也是為什麼在世上許多地方，信仰再臨的部分原因。
這種對宗教的觀點，令許多歐洲人輾轉反側。這不只是在理性思維下，去拒絕缺乏科學論證的神學及神話信仰框架；也不僅是因為數千年來，信仰為統治者及神職人員有意地操控，用以支持當權者並排斥、迫害整個社會。猶太人大屠殺，以及天主教、新教教堂面對納粹之惡時的諸多道德缺失後，隨之而來的，是他們長久以來拒絕接受平等——這個普遍為人所認同的理想——的事實。許多人發現，這分能夠塑造更美好世界的力量，其實難以直視；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西方世界愈來愈關注個人對真理及私人靈性的追求。
但（只關注個人）有其風險，我們可能因此對敘事的力量視而不見；這些敘事傳達了一種理想，而這股理想在社會脈絡中提供滿足感、對每個人提出要求——而最重要的是，它也給出希望。這或許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又或許代表著世俗政治的失敗，但如今，我們不該感到意外的是，這麼多社會在此種信仰敘事中，看見了他們前進的最佳道路。
註 1：布基尼是一種專為伊斯蘭服裝傳統設計的泳裝。2016 年 8 月，法國 30 個沿海城市以公共秩序及法國世俗主義精神為由，下達布基尼禁令。該禁令隨後招致諸多議論，包括禁令對法國立憲精神的違抗，及其與恐怖分子、難民潮、失業等社會問題之關聯。
註 2：1978 年，伊朗發生反對君主體制的大規模示威活動，隨之而來的罷工及示威行動癱瘓整個國家，原君主李查・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被流放埃及，皇室政權崩蹋。隔年革命領袖何梅尼（Āyatollāh Rūhollāh Khomeinī）成立伊斯蘭什葉教派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