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關乎同志雙親:
為何要寫給孩子一本關於酷兒家庭的書

紀錄片導演瑪亞・努維爾(Maya Newell)在同志家庭中長大,她投書《衛報》分享新書背後的故事,強調社會企圖單以性向來定義酷兒家庭,而挺身抵抗這樣的企圖極為重要


格斯(Gus)打開了門,他從著迷於摔角的十歲男孩,長成了頂著蓬亂金髮、抱著滑板的青澀少年。我走上前,問他是否願意共同創作一本童書,關於他自身的故事——曾記錄在我於 2015 年執導的《出櫃父母在偶家》中的故事。(沒錯,就是被澳洲新南威爾斯州長禁止在學校播放的那部,關於同性家庭的「家長陪同觀賞」片。)

我試圖說服他:「每當我們提到代表酷兒家庭和身分的童書時,總有一大片空白。寫我們自己的故事不是很好嗎?這本書會成為最早一批不只是把重點放在『我們的家長是同性戀』的書之一。這會是一個關於男子氣概、盛裝打扮和摔角的故事!」

「不好吧,」他回答。「已經有很多這樣的書了。我從小最愛的書都是跟同志家庭有關的。」我望向他其中一位媽媽珍(Jen),她正在廚房裡醃檸檬,我感到困惑。「那是哪些書呢?」我問。

珍開始猛力切除果皮。格斯蹦蹦跳跳地跑到書架前,架上擺著一小疊童書,為了讓他妹妹羅莉(Rory)也能讀,這些書被重複修補數次。他挑了一本喜歡的書,興致勃勃地翻開它,開始大聲朗讀。這個故事描述一個會飛的狗狗家族,而格斯顯然認同故事主角:一隻無法拍動翅膀的長毛流浪狗。「有一天,我和我的媽媽和媽媽去⋯⋯」

格斯停頓了一下,深吸一口氣,滿臉失望地看著珍。

那一頁,「爸爸」這個字被立可白仔細塗掉,換上了「媽媽」。狗爸爸的角色和格斯的另一個媽媽潔米(Jamie)很相配。潔米留著一頭刺蝟短髮,是一名跨性別酷兒攝影師。

格斯從踉蹌姿勢中振作起來,然後說道,「好——我們來寫一本童書吧。」

這一刻,就是《摔角!》(Wrestle!,暫譯)的起點。從某些角度來說,那本描寫飛狗的書之所以吸引格斯,大概是因為它不是要寫給他這種來自 LGBTIQ 家庭的孩子看的。這本書預設了它讀者的「普通」,它並不像那許多針對同志寶寶們所設計的睡前故事,灌輸有價值的、訊息導向的品質內容。當我們坐下來書寫,我們所有人——格斯、夏洛特・瑪斯(Charlotte Mars,製片人)和我都同意,《摔角!》不會太刻意去矯枉保守社會的狹窄心態。最重要的是,這本書將會好玩又有趣。

2016 年製片人瑪斯(左)與導演努維爾(右)於《出櫃父母在偶家》映後座談,後方電影海報中的男孩就是格斯。(Getty Images)

我們提出了一本書的構想,由湯姆・傑萊特(Tom Jellett)以精美插畫呈現。書中提到了所有人都曾經歷的難題:討大人歡心、與手足共謀,以及發現做自己沒有所謂「正確」的方式。故事從八歲的格斯展開。他熱愛摔角,但他的兩個媽媽認為摔角暴力、大男人又粗鄙。當媽媽們禁止他去摔角時,格斯和他的妹妹羅莉聯手找到了一個巧妙的解方,再次贏得雙親的歡心。而重要的是,這個家庭的酷兒特質並非故事的重點,也非影響這個小孩的決定性特質。

我們的雙親需要將自我價值的強烈訊息加諸於我們身上,而我們不能責難這點。在婚姻平權公投期間,我們的家庭受到攻擊,因此很自然地形成一種防禦性循環。對我們的孩子——對那些來自 LGBTIQ 家庭的孩子來說,我們不只是讀了一個簡單故事,而是實際表現給他們看。在全球同志家庭子女的社群裡,這種本能性反應通常被稱作「模範小孩症候群」(poster child syndrome),即當孩童害怕別人認為他們不適合成為一個家庭時,會因而偽裝完美。在遭受挑戰、開啟對戰模式時,我們的自我認同會和雙親的同志特質相融,而我們的故事會被困在無限循環的道德教誨中,成了那些反對者的保護網。

我們贏得了婚姻平權,但爭鬥帶來的影響卻仍根深柢固。當格斯被要求向大眾宣傳這本書時,他甚至陷入沉默。他將不可避免地面對新的拷問;一連串關於被同志雙親撫養是什麼樣子的拷問,而這些問題令人生畏。我們生來便在文化上具有酷兒特質,但雙親的性向不能定義我們。

過去,「幸福家庭」是我們所唯一能做的號召,而《摔角!》則是對過去抗爭的反動。它是一種企圖,透過講述愈來愈複雜的、關於我們是誰又如何生活的故事,我們試圖讓自己被視為一個實際存在的人。這些故事將連成一條線,串起政治改變和日常行為,而這將讓我們的社會更加大度。這些故事,就是通往新想法和新觀點的途徑。


《摔角!》由 Allen & Unwin 於 2019 年 2 月底出版,尚無中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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