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的言論經常嚴厲辛辣又鼓動分裂，從跨性別議題、到工黨、到反猶太主義。但，還有其他的方式
在 1960 年代初期，一個曾在校內看過麥爾坎・X 演講的白人大學生，跑到紐約的伊斯蘭之國餐廳（the Nation of Islam restaurant），去挑戰他的哲學思想。麥爾坎・X 在自傳裡提到，她這樣問他：「難道你完全不相信有任何好人存在於白人族群之中嗎？」
「我不想傷害她，」他寫道。「我告訴她：『我相信人們的行為，小姐，而非他們的言論。』」
「我能夠做什麼？」她大喊。「妳無能為力。」麥爾坎・X 回答，然後「她放聲痛哭，跑出餐廳，跑到萊諾克斯大道並搭上一輛計程車。」後來麥爾坎・X 回想起這段相遇時說：「我後悔自己告訴她『她無能為力』。現在我很希望知道她的名字，或至少打什麼電話號碼能夠找到她⋯⋯」
左派與自由派圈子的寬容之泉，貌似正漸枯竭。
寬容在政治裡是相當罕見的。在右派這沒什麼稀奇：深植於個人主義、自立自強，以及私利的政治立場，對於無私的利他主義自然無動於衷。赤貧狀態與慈善行為被認為來自於兩個全然迥異的世界。這就是為什麼英國前財政大臣喬治・歐斯本（George Osborne）可以一邊奉行財政緊縮政策讓人民陷入貧窮，一邊又以《倫敦標準晚報》（London Evening Standard）編輯的身分舉辦一場為飢餓者提供食物的活動，而全然不覺自己有半分虛偽。
左派就不同了。很難想像，沒有一點寬容精神，能夠建立一個以分享、資源再分配、團結合作為核心思想的社會。如果同時討厭和你一起努力的人，以及你為之奮鬥的人，這是無法讓人類獲得真正自由的。
如今，左派與自由派圈子的寬容似乎正在枯竭，營造出一種反思判斷與徹底屏除異己的氛圍。以跨性別族群權利、二次公投、工黨、反猶太主義等議題為例，圍繞在這些議題上的辯論變得非常惡毒，導致許多人覺得無法有意義、有建設性地參與這些辯論。
一連串清楚明確的二元論調堅決否定各種議題的脈絡，轉而偏好肯定的狀態，同時藉由相關性來決定誰有罪或無辜。例如在英國進步派圈子中，無法容許「疑歐的留歐派」或「沒上當的脫歐派」存在。要嘛你愛工黨黨魁傑若米・柯賓（Jeremy Corbyn）並且痛恨猶太人；或者反對反猶太主義並且痛恨柯賓。要嘛你捍衛女性爭取而來的空間，並且支持排跨基女（排斥跨性別的基進女性主義者）；或者你全面支持跨性別族群的權利，因而被視為背叛排跨基女。要嘛你支持二次公投並且否認民主，或是你幫脫歐黨黨魁奈吉爾・法拉吉（Nigel Farage）擦屁股，端出一個可行的脫歐方案。
無法被歸類為其中一個陣營的人，通常選擇沉默；不是因為無話可說，而是因為他們認為不一定有人會傾聽自己的聲音。每一句話，都會被冠予最糟糕的動機。將兩種互相競爭、甚至衝突的想法同時納入考量，無異於妖言惑眾。這情況就宛如要在各種基要主義間做出抉擇，他們進退兩難，目睹雙方陣營以卑劣手段互相攻擊；於是決定，什麼都不說總比陷入戰火來得安全。
或許醜惡，但這個特定結果並不總是件壞事。有些人，特別是男性，認為自己對任何事物都有發表意見的特權，無論他們是否見多識廣。如果他們自己能夠意識到，閉上嘴是在幫所有人一個大忙，該有多好。而如果他們必須被迫得出這個結論，也許意外的是好事一樁。
或許，身為一個專欄作家這麼說有點奇怪，但對任何事都沒有個堅定的立場也沒關係。不知道沒有關係，內心衝突沒關係，或是還在試圖理解，也沒關係。我真希望多一點評論家能夠承認這點。
我常看到有寶貴想法或疑問的人選擇沉默。我對這個現象的感覺是根據軼聞而來，而非經驗談。在網路上這個情況更為明顯，網友經常衝動、而且並非全神貫注地，用 280 個字元（推特的字數上限）來跟陌生人進行筆戰或者同聲撻伐某件事。這種情形，我在社群媒體上已經看過好幾次。但如今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狀況也開始層出不窮。
不難看出為何在進步派圈子裡，寬容愈來愈少見。四面楚歌的人，廣義地界定敵人，而狹義地解釋潛在盟友；要求他們厚臉皮的同時又要心胸開闊，他們恐怕不容易辦到。我們也不難看出這何以成為問題。缺乏寬容讓左派變得更狹隘、更無力，也更分歧，同時製造出種種網路酸民、仇恨言行和麻木冷感的文化，扼殺任何成長、進化、提出疑問或是辨別細微差異之處的空間。
我在這裡談論的寬容，指的是對於一群擁有共同目標（即便手段可能不盡相同）且必須與之合作的人們，釋出一種禮貌與善意。並不需要什麼「真理介於兩者之間」、「都一樣爛」，或甚至是羅德尼・金（Rodney King）陳腐又空洞的口號「我們難道不能好好相處？」人們也會懂得去相信：某種源於敏感和相互尊重的遷就、和解，比起鬥得你死我活、造成無限附帶傷害來得更好。
問題不在於人們選邊站，甚至不在於他們站哪一邊，而是大多數人顯然無法跨越鴻溝，去探究休戰的可能性。
論述的惡化不會是在真空狀態下發生的。這種惡化跟現在主宰政壇的兩極化與失範（anomie）（註）有關。這無關乎右派用來合理化其冥頑偏執而創出來的「左派的不寬容」（left intolerance）。右派的不寬容可是更勝一籌，不論是對彼此——保守黨紀律已然崩陷，而就在幾年前，右翼民粹的英國獨立黨（Ukip）黨魁候選人之一還被同事排擠出局——或是對外界世界皆然：從法拉吉到移民醜聞 「疾風號世代」遣返事件，一路到前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與五月底剛請辭的梅伊（Theresa May），這情況顯而易見。
我說的寬容當然是有條件的。針對某些辯論，我不會維持寬容的論調，例如：納粹大屠殺有沒有發生、伊斯蘭恐懼症到底存不存在、氣候變遷是真相還是騙局，又或者多元種族對西方文明是否構成威脅。我認為，我個人、或是任何人的人性和生存權利，這件事毋須爭辯。我們都有底線，唯一的問題是，你把底線劃在哪裡。
我也理解，這可能是有些猶太人對於反猶太主義辯論的看法、或是跨性別族群與順性別女性，對於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看法：他們認為，有人跨越了他們的底線，他們的生存權利被挑戰了。由於我生來是順性別男性，也非猶太人，對我來說這些辯論不是我的天命。許多人想談論這些議題，其他人則想聆聽。
但，如果只是不斷咆哮，是無法聽見別人，或是讓人聽見的。我不確定我們是怎麼走到這步田地的，但我們似乎淪落得很快。
註：「失範」（anomie）一詞最初由涂爾幹在他的自殺研究中提出，泛指一個社會或個體，由於常規標準和價值觀的瓦解、或缺乏目標、理想，而造成的不穩定狀態。常見於現代化過程中，因傳統觀念的式微乃至瓦解，造成社會成員失去價值依歸、價值觀崩解而造成的挫折感跟失序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