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實錄:一把切開問題膿瘡的銳利手術刀

1920 年代,發生在美國奧克拉荷馬州歐塞奇族印第安人領地上的一連串死亡事件,引起了調查局的關注。

自 17 世紀起,原本擁有美國中部大多數土地的歐塞奇人,受到政府當局以及大批拓墾者的近逼,被迫讓售或放棄原居住地而踏上血淚之路(Trail of Tears),最後遷徙到堪薩斯州南方一片「破碎、多岩、荒蕪,完全不適合耕作」的土地上生活。沒料到近四十年後,石油業者為了開採地底下蘊藏豐沛的黑金而必須支付歐塞奇人高額的租金與權利金,這使得他們頓時成為全美人均收入最高的一群,卻也因此招來離奇橫死的災厄。行刑式的槍擊身亡、原因不明的病死、全家遭炸彈攻擊喪命⋯⋯每一樁命案都疑點重重,當地治安官辦案消極、受害者家屬聘請的私家偵探遇上偵辦瓶頸,調查工作因此停滯不前,直到身陷腐敗醜聞的調查局想藉由此案贏回民心才初露曙光。此案歷經三年時間終於宣告偵破,揪出前後共奪走七條人命的犯罪團伙身分與行凶動機——這是作家大衛・格雷恩於 2017 年出版、獲得愛倫坡獎最佳犯罪實錄(Edgar for Best Fact Crime)的《花月殺手:美國連續謀殺案與 FBI 的崛起》一書中,細細陳述的一段美國黑歷史。

「犯罪實錄」可以視為「犯罪小說」的鏡像:前者為非虛構紀實,需要倚賴縝密的資料蒐集與多人訪談對真實事件提出觀點並加以剖析;後者則為虛構杜撰,線索安排及情節設計全憑創作者規劃構思,但兩者皆以現實世界的犯罪與查案活動為基礎來進行創作。

《花月殺手》甫開始便鎖定在 1921 至 1923 年間,以莫莉・勃克哈特為核心的七名歐塞奇人之死展開書寫。格雷恩自外圍寫起,從美國白人利用武力、政治力與疾病(天花)剝奪印第安人的利益和性命,到透過宗教、教育以及商業行為予以同化的細膩操作,逐步勾勒出命案當下歐塞奇領地的生活情況及人際關係,並且暗示了事件遠因。當莫莉的妹妹安娜遭槍殺的屍體被人發現後,格雷恩轉而描寫今日看來只能用「荒腔走板」四字形容的犯罪調查,一來顯示當年的偵查觀念不足、技術落後且調查員素質良莠不齊,偵辦過程屢屢中斷很可能是受犯人阻撓掣肘的結果,足見背後牽扯的利益複雜且龐大;二來給予了約翰・愛德加・胡佛出任局長後的調查局絕佳洗白機會,先前深受貪腐惡習、績效不彰等弊病纏身的中央偵搜機關,找來剛毅不阿的調查員湯姆・懷特主導運作,派人臥底辦案、策反嫌犯供出凶行與同謀、對抗地方政治勢力要脅最終突破關鍵人物心防,始揭露那掩藏在對原住民存有的偏見歧視底下、不擇手段豪取強奪的醜陋貪婪。

然而,格雷恩的寫作目標絕非重溫一樁已解決的連續凶殺案而已,他渴望得到更全面、完整的拼圖,綜觀受害的歐塞奇族印第安人是否得到應有的正義報償,以及細數調查局如何自此脫胎重生、建立起專屬胡佛掌控的權力帝國,卻也因此挖掘出當年無人追究、益發駭人的事實:有更多歐塞奇人死去(調查局估計共 24 件,實際的數字肯定更高),行凶手法極為雷同,顯然還有其他犯人依舊逍遙法外。

由於沒有立案調查,格雷恩僅能從各種文書紀錄與遺族的陳述進行推敲。麻煩的是,文件資料可能也無法盡信,犯人不但有能力躲過追查,甚至還竄改掩飾了許多細節、恐嚇威脅相關人士令他們噤聲,當時光分秒流逝,能找足拼湊事件全貌線索的機會更是渺茫。這正是多數犯罪實錄故事得面臨的殘酷結局:書寫者或許能藉由有限的線索與獨到的見解推理出可能的答案,但仍無法得到大快人心、正義得勝的滿足與安心,僅能從中汲取經驗教訓,同時提醒世人不該成為沉默不語、冷漠旁觀的共犯。

《花月殺手》
大衛・格雷恩 時報出版
NTD $400 平裝 / 352 頁

與《花月殺手》同為今年 5 月出版的《被殺了三次的女孩》,則是另一本來自日本的犯罪實錄作品。

1999 年 10 月 26 日中午 12 點 50 分,21 歲女大學生豬野詩織在埼玉縣 JR 桶川站外停放腳踏車時,遭人持刀刺殺身亡。即時新聞報導指出,警方不排除隨機砍人的可能性,但當時任職於攝影週刊《FOCUS》的調查記者清水潔在後續的採訪過程中發現,事情並不如他一開始以為的那樣單純。

日本的政府機關,每一處都有「記者俱樂部」這種不具法律效力的組織,由報社、電視台等報導機構組成,方便媒體進行採訪,但也被部分人士批評這是政府篩選媒體、進行新聞管控的箝制性作為。負責處理「桶川殺人事件」的埼玉縣警上尾警察署就是這樣的官方單位,在記者會上描繪受害者「穿黑色迷你裙、戴古馳手表、提普拉達背包」,行凶者極有可能是受害者的跟蹤狂男友。清水潔工作的《FOCUS》並非記者俱樂部成員,上述訊息只能從其他媒體刊載警方所提供的資訊而得知,但正因為與警方的關係並不親近,之後的調查才出現了驚人的轉折。

「詩織是被小松跟警方殺死的。」詩織的一名好友對清水說。陸續接觸過詩織的親友後,清水察覺,在案發前被害者已多次傳出求救訊號:前男友小松不斷對她做出言語恫嚇、暴力脅迫與跟蹤騷擾,詩織與家人終於下定決心向警方報案,得到的卻是消極敷衍的回覆,誇張的是,員警還私自竄改筆錄,要求詩織與家人撤案。萬念俱灰的詩織沉痛地在自己房間留下給家人與朋友的遺書,認定自己總有一天會死在跟蹤狂前男友手裡,當她真的因此喪命的那一刻起,更險惡的日子才正要展開。

媒體喪失自主調查能力、成為警方傳聲筒的怠惰失職,以及上尾署誤導欺瞞大眾(前述警方描繪受害者的文字,無疑是要在大眾心裡建立起詩織是個拜金女的印象,而且別忘了,在此之前詩織就已經將自己的遭遇告訴了上尾署)、棄無辜報案者性命不顧的惡劣行徑,是清水潔提出的沉重控訴。若不是他積極動用人脈探訪、長時間蹲點跟蹤埋伏,態度倨傲的警方是抓不到凶手、釐不清行凶動機的;若不是他用盡各種方式喚起媒體同業良知來糾舉失職的警方,不知道還會有多少人因此受害受難。

「桶川跟蹤狂殺人事件」(桶川ストーカー殺人事件,日文原書名)所揭示的不僅僅是案件始末,同時深刻記錄了新聞工作者曾經陷入的不安焦躁與質疑內省,慨嘆警方懷有惡意的文過飾非以及媒體捨棄監督的便宜行事,其傷害程度並不亞於凶手的犯行。

犯罪實錄故事往往因其獨特的獵奇性而令人欲一窺究竟,但多數寫作者可是視其為一把切開膿瘡的銳利手術刀,直指病灶並深究成因。在《花月殺手》與《被殺了三次的女孩》兩本書裡,我們都看到了這種寫作企圖,義憤感傷之餘期盼大眾讀後能有所反思,未來不再重蹈歷史覆轍。

《被殺了三次的女孩》
清水潔 獨步文化
NTD $380 平裝 / 344 頁
Previous ArticleNext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