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讓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孩子卸下心防是件難事，除非我們能對處境困難的家庭報以更多同情
這份工作會讓你很快就明白：你無法讓一切都好起來。很多孩子的生活都非常艱辛，無論是一方家長有酗酒或藥物問題、父親剛剛過世；或者經常目睹紛爭現場。有時社福機構會做點什麼，但大多時候他們都無能為力。
在拘謹的英國，社會服務中缺乏治療師的介入是相當普遍的狀況，而這也令剛入行的我相當震驚，當時我在學校負責第一線的兒童心理健康。在我所處的地方，社福自稱是「緊急服務」機構，並似乎愈發看重風險管理，而非狀況協助或改善人們的處境。在英國很多地方，兒少心理健康服務都以類似的策略發展。
受訓期間，我以為我們會學習人類心智的運作和修復，以為我們會拿到一本像汽車使用說明書的東西。當時我 35 歲，或許還太年輕、太天真；如今，面對被複雜的情緒和思維困住的孩子，50 歲的我卻前所未有地無知。但這或許也不算太糟，畢竟孩子們總是對於「什麼對他們有幫助」不屑一顧。
以某個八歲的男孩病患為例。警方必須越過散落的針頭和槍枝，才能找到蜷縮在床底下的他。他被送進社福機構，搬到幾英里外的一所新學校，我就是在那遇見他的。但社工並未向他好好解釋，為什麼他必須與父親分離。因此他極為困惑，也非常不信任他人。
輔導時段一結束，男孩就會躲到桌子下，像狗一樣嚎叫，並拒絕出來。我向督導反映這個狀況，猜測他是否覺得那裡比較安全、在他的控制中。有言道：所有行為都是溝通，而他最不希望發生的事，就是被某個陌生人丟到新的環境。於是，我們用木偶演了齣關於一隻小狗的故事，牠受傷、對人不信任而被送給了新主人，然後我們一起討論了狗狗必然的不安感受。男孩花了很多時間才感覺到自己被理解，但他終究有比較好了。
以現況來說，社會服務的「門檻」（也就是機構認為有必要干預的標準）高得出奇。但無論如何，這種挫折永遠不會消失。有個同事曾服務過一名目睹多起家暴的孩子，協助她訂定保護自身安全的策略，並在狀況不對時馬上報警。然而，一小時後，這位同事接到一名社工的電話，憤怒地告訴她不要干涉孩子，不要對孩子太「認真」。而這就是「整體思考」（joined-up thinking，一種認為複雜的事情應該多方考量的新型提倡）所得到的結果。
我女兒現在三年級，今年夏天我們在英國進行了幾趟露營之旅。同一時段裡，在我每週服務的 20 個孩子中，只有一個出遊超過一天。我的童年舒適而快樂，因此當我目睹這麼多艱辛的家庭時，真的讓我非常意外。我想這應該是視角問題吧？如果有更多英國人能把目光投向國內的弱勢地區，真正瞭解那裡的生活，也許就能激發更多同理心，去理解那些苦苦掙扎的父母和家庭。
我的某個臉友最近上傳了一張照片，上頭是她從羅馬尼亞收養的兩隻狗，我心想：「還真是典型的英國作風啊。」忘了難民的孩子吧！讓我們來照顧動物。讓我們現實地說，去愛有著強烈情感需求的兒童，比愛寵物更加棘手。於是，在英國諸多被遺忘的角落，例如我工作的地方，老師和教學助理的愛和辛勞，就這樣成了延續孩子們一絲希望的唯一力量。
在小學工作會遇到很多可愛的事：社區精神、價值觀、替別人著想，以及老師們的團結一心，並希望能被孩子們接納。脫歐議題和我的工作之間出現了一些衝突。某些家庭的態度，不幸地滲透到了孩子們身上。自這學期開始，我就聽說學校裡出現了幾次種族歧視言論，我也被要求去協助一個波蘭家庭，他們在校門口受到不友善對待。
一對一治療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但在實踐中，這並不總是最有效的方法。父母或監護人，陪伴孩子們一起進行輔導的效果會好得多。我不是多自信的人，要面對瀕臨崩潰的親子，或者談論非常敏感的問題時，那些時刻是真的很難熬。很多時候，你需要用柔軟的方式，甚至一點幽默感，才能讓事情有所進展。如果有個孩子畫了一張坦克炸死父母的圖，那至少是個起點。
這份工作的薪資與老師類似，但由於機構的資金總是不穩定，我們的契约通常是短期的。儘管困難重重，但能和孩子們一起工作，絕對是種殊榮，他們的想像力和精力屢屢讓我驚豔。
像我們這種有職稱、有資歷的大人可能會覺得自己什麼都知道，但孩子們則是透過友誼來療癒自己。對任何一個孩子來說，要向每週只見面 45 分鐘的人敞開心扉是很困難的。但有著相似經歷的孩子往往會互相吸引，所以有時候你只要說：「嘿，你知道阿丹在五歲的時候經歷了和你一樣的事嗎？他去年被收養了。」就足夠讓兩個孩子開啟對話，讓事情對他們更有意義。
不管他們外在看起來有多堅強，經常惹麻煩的孩子內心往往是很自卑的。被稱為「壞孩子」的他們，很快就會這樣看待自己。而當他們想要改變的時候，能量槽往往也所剩無幾。邁克爾·懷特（Michael White）是一名澳洲的治療師，他曾說過這麼一句美麗的話：「問題不在人，問題就是問題。」我曾經服務一個患有過動症的孩子，他把自己的症狀稱為「猴子」，而我們一起試圖弄清楚，猴子需要什麼，好讓其餘部分的他能專心上課。我喜歡這種方法，因為這種方法不僅好玩、有趣，而且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