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年 4 月 1 日，沃爾特·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創辦的包浩斯（Bauhaus）正式開學，自此設計界掀起一場革命。一百年過去，從知名建築師理察‧羅傑斯（Richard Rogers）到大眾品牌宜家家居（IKEA），包浩斯的影響無處不在。然而，為什麼許多人對這位魅力非凡的創辦人，仍存在著如此大的誤解呢？
傲慢、毫無吸引力、癡迷於自己的形象（即使是虛假的形象）——這就是所有藝術學校中最有影嚮力的「包浩斯」創辦人沃爾特·格羅佩斯為人銘記的樣貌。他是奉公守法、死板，還不會畫畫的建築師。在我書寫關於格羅佩斯一生的五年裡，常因為挑戰如此不討喜的主題而被當作瘋子。建築史學家約瑟夫．里克渥特（Joseph Rykwert）曾描述格羅佩斯：「比起許多和他同類的人，他似乎沒有那麼多可取之處……他那壓抑的、缺乏幽默感的自負並未因其光芒而得到緩解。」但是，這類庸見需要被挑戰。為什麼人們對他的誤會如此之深呢？
欲加之罪
比方說，他何以會被認作是個泛泛之輩？在肯·羅素（Ken Russell）1974 年電影《馬勒傳》（Mahler）中，他（的角色）是個笨蛋。這種聲譽出自他的第一任妻子阿爾瑪‧馬勒（Alma Mahler）那本徇私的回憶錄《而橋樑即愛》（The Bridge is Love，1959，暫譯）。她筆下的格羅佩斯比起其他任丈夫（古斯塔夫‧馬勒、弗蘭茨‧維爾費爾）是個無足輕重的小角色，更讓包浩斯運動（Bauhaus movement）看來像乏味又虛張的無用之事。
格羅佩斯實際上極具魅力，我們可以從他爾後與兩位妙女子的風流韻事中看出——她們是藝術家莉莉·希爾德布蘭特（Lily Hildebrandt）和詩人瑪麗亞‧本內曼（Maria Benemann）。他的情書寫得之熱切，會使那些認為他缺乏激情的人大吃一驚。
我得要破除的另一迷思是：格羅佩斯是個毫無幽默感、活在自己功能主義觀點裡的德國佬。
這種刻薄的觀點源自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小說《衰落與瓦解》（Decline and Fall，1928）中那名愛挖苦人的教授奧圖‧佛里德希‧西勒努斯，一名被時髦的貝斯特－切溫德夫人請去設計「乾淨、方形之物」（something clean and square）的建築師。
對於許多英語讀者而言，西勒努斯就是格羅佩斯的化身。此觀點對格羅佩斯顯然是不公平的——他熱愛不可預知的事物：格羅佩斯從來不在你意料之中。
他生於 1883 年的柏林。還是小孩子的他被問及最喜歡的顏色時，答道：「五彩繽紛是我最喜歡的顏色。」他崇尚多樣性、包容生命中的種種可能性，更是一個充分利用休閒時間廣泛閱讀的人。他熱愛音樂，從史特拉汶斯基（Stravinsky）到披頭四皆然。此人更是一位高度欣賞建築史的現代主義者；1930 年代他住在倫敦時，他為這座城市美麗莊重的18世紀連棟透天公寓感到欣喜。
包浩斯運動源於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創巨痛深的經歷；當時他大多是在西線作戰。他爾後描述那段經歷是「如同雷劈，」他意識到「舊的東西過時了」，唯一可能的應對方法是重頭來過。他將中世紀石匠行會 Bauhütte 的理想主義概念作為榜樣；該行會由專業藝術家和工匠組成，為共同的事業目標而協力工作。在他的民主工藝概念中，也能見到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影子。
最初的包浩斯宣言與計畫中，格羅佩斯的語言浮誇得厲害：「讓我們一同渴求、孕育並創生一個嶄新的未來殿堂；有朝一日，百萬工人的雙手會將之舉起，矗立雲端之上，水晶般清澈地象徵著新的信念。」
在威瑪的包浩斯學校，早期作品中存在一種獨特的表現主義狂熱。夏日屋（Haus Sommerfeld，1922 年竣工）是大師與學生們的合作，其巨大彩色玻璃窗和鋸齒狀柚木雕刻，與包浩斯更為知名的節儉線條與工業風牆面處理，形成了鮮明對比。
格羅佩斯心中的包浩斯，是富有創造性觀點與辯論之所。多年來，他成功招募一群多才多藝的教師，包括保羅·克利（Paul Klee）、瓦西里‧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約翰‧伊登（Johannes Itten）、奧斯卡‧舒林瑪（Oskar Schlemmer）、約瑟夫‧亞伯斯（Josef Albers）、馬塞爾‧布勞耶（Marcel Breuer）以及拉斯洛‧莫侯利－納吉（László Moholy-Nagy）。
他有著藝術上的自我衝突要處理，但珍視能激發創造力的意見衝突。爭辯是藝術的精髓，而藉由舉辦一場場化妝舞會，和爾後成為包浩斯特色、精心籌備的藝術季活動，總是能緩解爭論帶來的緊張情勢。當時歐洲也有其他前衛藝術學校，但無一能與包浩斯對創作自由的允諾相媲美。藝術學校作為反叛之所的概念由此而生。
格羅佩斯厭女嗎？這個觀點最近伴隨著時下趨勢而漸長，而我強烈反對。包浩斯的招生數據顯示，女性學生人數經常超過男性。當然，在女性教職員中只有崗塔·斯托爾策爾（Gunta Stölzl）當上工作坊主任。但是，其他女性都是備受尊敬的教師，在包浩斯嚴謹而寬容的精神下，格羅佩斯創造了讓她們也能蓬勃發展的環境條件。瑪莉安娜．布蘭特（Marianne Brandt）、瑪格麗特‧弗里蘭德－威爾登海因（Marguerite Friedlaender-Wildenhain）、安妮‧阿爾伯斯（Anni Albers）：她們都是星級隊員。阿爾伯斯最近在倫敦泰特現代藝術館（Tate Modern）的大型回顧展，對許多人而言是種啟示。她聲稱，她在包浩斯的訓練給了她一種使命感和方向感。希勒姆爾的著名畫作《包浩斯的樓梯》（Bauhaustreppe）中，一頭俐落短髮的學生們擠上樓梯的場景，正是包浩斯友善女性的絕佳展現。
1923 年，格羅佩斯遇見將與他建立平等關係的女人。他其實從未如外表看來那樣自立。他們在威瑪結婚時，克利與康丁斯基替兩人證婚，彼時的格羅佩斯 40 歲，艾斯（Ise）26 歲。與前妻阿爾瑪不同，艾斯很快便適應了包浩斯的風格，並受其啟發；她如此密切參與其中，以致爾後成了人們口中的「包浩斯夫人」。也因為比丈夫要年輕許多，她得以在資深與較資淺的師生間建立橋樑。憑著出色的社交天賦，她建起一個「包浩斯之友」的社交圈，成員包含安因斯坦、荀白克（Arnold Schoenberg）和夏卡爾（Marc Chagall）。她那敏銳又時而尖刻的「包浩斯日記」記述下學校的日常運作，當中不乏性格上的衝突與過分頻繁的危機時刻；這日記本身就有其出版的價值。
冷漠和自戀是格羅佩斯給人的印象，但就他跟獨生女瑪儂（Manon，他和阿爾瑪的女兒）的關係，便能輕易反駁此種印象。根據離婚協議，瑪儂的監護權判予阿爾瑪，她久久才讓格羅佩斯見一次女兒。與至親骨肉長期分居兩地使他痛苦不堪。在他寫給「Mutzi」（他對女兒的愛稱）笑中帶淚的信中，滿懷溫柔與幽默。1934 年，瑪儂罹患小兒麻痺症。一年後，年僅 18 歲的瑪儂去世。奧本·伯格的《小提琴協奏曲「紀念一位天使」》（Violin Concerto“To the Memory of an Angel”）便是獻給她的。於格羅佩斯而言，女兒的死是他永遠無法釋懷的打擊。
在加諸他身上的種種誹謗之中，最重一擊發生在湯姆·沃爾夫（Tom Wolfe）筆下；他在 1981 年的《從包浩斯到我們的房子》（From Bauhaus to Our House）一書中，誣陷格羅佩斯為摩天高樓的擁護者，要為許多都市的崩壞負起部分責任。這場針對最知名的現代主義建築學家的攻擊，寫於後現代主義盛行之時，路德維希‧密斯‧凡德羅（Mies van der Rohe）和勒‧柯比意（Le Corbusier）也都沒躲過言論砲火。確實，格羅佩斯曾清楚論及，以多層公寓作為都市人口過剩之解方的種種好處。但是，他也是一位人文主義者和自然環境愛護者——他對摩天大樓的看法，從來不曾淪於教條主義式的空泛見解。
時代洪流
1925 年，在當地右翼勢力的壓力下，包浩斯遷至威瑪以北的工業城市德紹。在此，格羅佩斯得以為學校專門設計一座建築——現在，這座建築被視為他建築生涯的巔峰；他還在松木林中為校長及一眾大師們設計了一小群房屋。隨著格羅佩斯開始將重點聚焦在科技與藝術的融合上，藝術能量和野心的感知亦就此重生。但在德紹，包浩斯再度經歷當地政府與日俱增的敵意，資金也逐漸枯竭。種種紛擾使他精疲力竭，也對學校的未來漸失信心，最終掛冠而去。1928 年，他搬至柏林，欲意重啟自己的建築事業。而在接下來的幾年間，他將面臨那個時代下，最可怖的兩難困境。
1993 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後，格羅佩斯與納粹掛鉤的程度一直備受爭議。無庸置疑，他參與了納粹的建築計畫，為柏林的德國中央銀行（Reichsbank）提供了一個（未能獲選的）設計競圖，還參加了政令宣傳展「德國人，德國工作」（Deutsches Volk, deutsche Arbeit）。誘惑顯而易見。他要支撐起一大間工作室的人、他自認是一個愛國的德國人、他不是猶太人、他並不是被逐出德國的。但是納粹政權抹煞了他所信仰的一切，否定了他為之奮鬥的藝術自由。他的前衛協會，以及納粹認為的「墮落藝術家」間的密切來往，讓他別無餘地，只好移民。艾斯後來曾言，格羅佩斯如果留在德國，早晚會被送進集中營。1934 年，他匆匆離開，經羅馬趕赴英國。在接下來的 30 年間，他一直流亡在外。與此同時，包浩斯學校最後一次搬遷，落腳柏林，最後仍在納粹的壓力下關門大吉。有幾張可怕的照片，包浩斯的學生遭衝鋒隊帶走審問。
至此，格羅佩斯在倫敦北部開始了他所謂「三次生命」中的第二次。當時的他幾乎不會說英文。他和艾斯經濟拮据，從納粹德國獲准帶出的錢，只有一丁點，英國的度量系統也使他困惑。在這個他口中「充滿無鹽蔬菜、骨瘦如柴的女人和永遠寒冷的乾旱，且毫無藝術氣息的國家」，他焦急求生。從某些角度看來，格羅佩斯運氣不錯。他們得到了免費的住處：位在倫敦漢普斯特德（Hampstead）剛完工的草坪路公寓（Lawn Road Flats），彼時倫敦為數不多的現代主義建築之一。格羅佩斯與年輕、前衛的英國建築師馬克斯韋爾‧弗萊（Maxwell Fry）合夥工作。儘管如此，這仍是個茫然失所、方向盡失的時期，他就如同許多歐陸的流亡者，不斷為他遺留在故國的親人與同僚感到心急如焚。格羅佩斯因為和德國保持著官方聯繫，並小心翼翼地避免發表任何批評納粹的言論，這點一直為人詬病，但他卻仍在納粹的監視之下生活。
他發現，在英國生活是有些令他適意之處——他在漢普斯特德有很多朋友（那裡有許多歐洲移民定居）；北倫敦的前衛人士總在草坪路公寓相聚頭；在倫敦生活期間，他設計了幾棟別緻的建築：為工黨議員貝恩·利維（Benn Levy）與其妻康斯坦斯‧卡明斯（Constance Cummings）在老教堂街（Old Church Street）的一棟住宅、位於劍橋郡的英平頓鄉村學校（Impington Village College）。但 1930 年代中期的英國尚未準備好迎接格羅佩斯。就如同安東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在《旁觀者》中所寫：「英國人總體上不喜歡功能性建築——柯比意、格羅佩斯等人的建築，因為它們沒有家的感覺。」一份又一份的工作告吹，令他心灰意冷。
1937 年，他接受任命後赴美。在美國，他展現出一種非凡的韌性，再度作為一名教育家、理論家與設計哲學家重塑自我。他總是說自己跟年輕人的關係要比跟同齡人更好；包浩斯正是如此，而眼下在美國更為卓著。在那兒，格羅佩斯堅持著一個新的信念：培養兒童藝術創造力的重要性；在學校無情刪減藝術教育之際，我們很可能會思索起他的這些觀點。
在哈佛，格羅佩斯創造了一代建築王朝。他的學生包括——貝聿銘、槙文彥、保羅·魯道夫（Paul Rudolph）、菲力普‧強森（Philip Johnson）、亨利‧施得拿（Harry Seidler）和工業設計師埃利奧特‧諾耶斯（Eliot Noyes）。爾後在耶魯大學，還有兩名年輕英國建築師在保羅‧魯道夫門下受訓：理查‧羅傑斯（Richard Rogers）與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在英國，我們能見到一些格羅佩斯在包浩斯孕育的理念得其發展——特倫斯·科倫（Terence Conran）藉家居品牌 Habitat 將優秀的設計帶入商業市場開始，以真正民主的理想為之。將時序拉至更近期，宜家家居將現代主義設計轉化為平價商品的巨大成功，舉世共見。格羅佩斯的遺緒之深遠，至今仍深深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方式。
本文作者費歐娜·馬卡錫（Fiona MacCarthy）的傳記作品《沃爾特‧格羅佩斯：遠見卓識的包浩斯創辦人》（Walter Gropius: Visionary Founder of the Bauhaus，暫譯）已於 2019 年 3 月由 Faber 出版發行，尚無中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