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會帶來更公平的社會嗎?托瑪‧皮凱提查探前程

法國經濟學家托瑪‧皮凱提(Thomas Piketty)是暢銷書《21 世紀資本論》及 2019 年續作《資本和意識形態》(Capital and Ideology,暫譯)的作者,後者內容橫跨了一千年的不平等歷史。

皮凱提在日前接受《衛報》訪問時表示,他一直在思考:此次疫情是否有機會帶來一個更公平、更平等的社會


這次疫情要如何與史上其他全球大流行疫情比較呢?

針對此次疫情最終死亡人數的最悲觀預估,(在沒有任何干預的情況下)約是全球 4,000 萬人。依據人口比例調整後,這個數字大概是 1918 年流感大流行(flu pandemic,又稱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數的三分之一。但這個計算模型,漏掉了貧富不均——並非所有社會團體都會被同等方式影響,更重要的是,富國和窮國所受影響也不相等。

1918 年流感時,就曾被揭露過這個問題,當時美國和歐洲死亡人數占人口總數的 0.5% 至 1%,相較之下,印度死亡人口占比則達 6%。而令人訝異的是,這次疫情也揭露了高度的貧富不均。我們也被迫面對那種不平等的暴力,因為封城時關在大公寓裡,和封城時無家可歸,二者大相徑庭。

疫情肆虐至今,逾億印度人失業,失業率高達 27.1%。圖後壁畫描繪印度國父甘地,他生前對種姓制度的保守看法飽受爭議。(Getty Images)

當今的西方社會比 1918 年時更不平等嗎?

我們現今看到的貧富差距,遠比一個世紀以前低得多。某程度來說,這就是我要傳達的。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說的是一個關於學習和長期進步的故事。這個進步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政治和知識運動建構了社會安全和進步的稅制系統,並徹底改變了我們的財產系統。19 世紀時,財產是神聖且不容改變的,但它已逐漸去神聖化。

時至今日,我們的雇主、勞工、消費者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利平衡,比以往好上許多。這代表著我們對財產的想法已經徹底轉變,還多更多取得醫療健康和教育資源的機會。

但現在的貧富差距,比八〇年代時更為嚴重。所以我們需要做出修正,對吧?

沒錯。對此次危機的正確回應,將會是讓北半球的社會國家復甦,並加速社會國家在南半球的發展。新的社會國家將建立一個更公平的稅制,並創造一個國際金融名冊,將全球最大、最富有的企業納入系統之中。

當今資本自由流通的制度,是在受到八〇、九〇年代那些最富裕的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影響下建立的。這個制度鼓勵百萬富翁和跨國企業逃稅,也讓貧窮國家無法發展出一套公平的稅制,而戕害了它們建立社會國家的能力。

在《資本和意識形態》中,你描述了戰爭和疫情等衝擊事件能如何驅動此類修正。極端的貧富不均是否也能造成這種衝擊呢?換句話說,長期而言,貧富不均現象會自我修正嗎?

是的,我認為是有某種那樣的機制。在這本書中,我主張兩次世界大戰的起因主要都是一戰前歐洲社會的極端貧富不均。這種存在於歐洲社會內部和國際間的不平等,是肇因於他們殖民資產的累積。那種狀態無法長久存續,它會導致那些社會爆炸,但表現的方式不一而足: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西班牙流感。疫情侵襲社會中較貧困的區域,因為他們缺乏取得健康照護的管道,且在戰爭之下惡化。而之後半個世紀的貧富不均就是這些衝擊累積的結果。

在本書中,疫情驅動修正的主要案例,你是寫 14 世紀的黑死病。在那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呢?

一直以來都有個理論主張,黑死病或多或少促發了農奴制度的結束。這個理論的意思是,某些區域有多達五成的人口消失了,勞動力變得稀缺,而勞工因此得以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權利和地位,但事情的發展遠比那還要複雜。在某些地方,黑死病事實上強化了農奴制度:正因為勞動力稀缺,勞力變得更加值錢,地主更有動機去脅迫勞工。

這其中最重要且和當今狀況息息相關的主題,就是像瘟疫、戰爭和金融危機等重大衝擊將對社會造成影響。這些影響的性質取決於人們對歷史、社會和權力平衡的想法——即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因地而異。而要將社會導向平等,總會需要社會和政治的大規模動員。

綜觀歷史,致命疫情下社會弱勢群體往往受害最深,甚至淪為代罪羔羊。此張《紐倫堡編年史》中的插畫便描繪 14 世紀黑死病流行期間,歐洲大量殺害猶太人的情景。(Wikimedia Commons)

這次疫情能夠指點我們,走向你所建議的那種參與式社會主義嗎?

恰恰是因為疫情會對政治動員和政治思想產生如此矛盾的影響,所以現在下定論還為時過早。至少,我認為,它將會強化公共投資在健康醫療的合法性。但它也可能會帶來一種截然不同的影響。舉例來說,就歷史上看來,疫情觸發了仇外情緒、讓國家趨於封閉。在法國,極右派政治人物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最近在說,我們不應太快恢復歐盟內部的移動自由(註 1)。尤其若是歐洲的最終死亡人數和其他地區比高出很多時,川普和勒龐的反歐盟論述就很有可能被廣泛地接受。

那公債呢?公債在這次疫情中飆漲,難道各國政府不會被迫採取行動去控制它嗎?

對,這是有可能的。當你的公債達到非常高的程度時,就像現在歐洲國家和美國那樣,你必須去尋找一些非傳統的解方,因為償還的過程實在太拖沓緩慢了。歷史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這類例子。19 世紀,當英國必須償還它在拿破崙時代所累積的公債時,政府實際採取的作法是向中低階層國民課稅,把錢還給上層階級的債權人。這個方法之所以能奏效,是因為至少在 19 世紀初期,只有富人有投票權。

我不認為這個做法在今天行得通……另一方面,二戰之後,德國和日本找到了一種截然不同、且在我看來更好的解方:暫時向富人課稅。成效非常好,這讓他們在五〇年代中期可以在沒有任何公債的情況下開始重建。需求讓你產生創造力。而這或能拯救歐洲地區,舉例來說,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將會需要承擔更多會員國發行公債的配額。等著看吧!

所以這可能會徹底改變歐盟?

我們不該仰賴一場危機去解決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但它可以成為觸發改變的引線。

歐盟的分裂始於英國脫歐。將英國脫歐解釋成「窮人都是民族主義者」是很薄弱的說法。現在的問題是,如果你有自由貿易和單一貨幣,但沒有社會性目的,那你最終會落入一個景況:自由且具能動性的資金,將使最活躍、最富裕的國民獲益,並將中下階級推得愈來愈遠。

如果你想維持自由流通,那就必須搭配基本稅制和社會政策,乃至健康和教育的基本投資。

歷史於此也同樣具有借鑑意義。要在民族國家中建立一個福利國家已是一項巨大的挑戰。它需要富人與窮人達成共識,並進行一場大型政治角力。我認為,這件事在跨國層次上可能可行,但可能得先從少數國家開始。如果其他國家也相信這套意識形態,它們可以之後再加入。我希望這能在不破壞歐盟現有狀態的情況下完成,而我希望,最終英國能夠回歸。

這場危機爆發以來,一直有人在討論去全球化。你認為這會發生嗎?

我認為去全球化將會在某些戰略領域出現,像是醫療用品,但只是因為我們必須為下一次疫情做更完善的準備。為了在各個層面都實現這個目標,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現在,我們意識形態上的選擇,是對國際貿易採取零關稅策略,因為我們害怕,如果開始提高關稅,要提高到什麼程度?這和 19 世紀針對財產再分配的討論有些類似。

與其接受某程度的重新分配,人們更傾向於為財產所有權的某些極端不平等狀況辯護,甚至是奴隸制。因為人們害怕,一旦鬆手了,最後所有財產都會被無償徵收。這就是滑坡謬誤(註 2)——保守派從古至今的經典論述。

現在,要是為了支應全球性威脅(如氣候變遷和瘟疫),我想我們必須擺脫這種零關稅心態,但那也意味著要發明一種新的論述,告訴我們關稅要提高到什麼程度。但還是一樣,如同歷史所示,解方永遠不會只有一個。

托瑪‧皮凱提。(Getty Images)

註 1:根據歐盟條約,歐盟會員國享有貨物、人員、服務及資本,能在歐盟領域內自由移動的四大自由。

註 2:滑坡謬誤,指在推斷因果時,因誇大了因果關係的強度,從而得到不合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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