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新發行的第三本著作《如夢的一年》中，現實與虛幻、真實人物與虛構角色共冶一爐。你無從得知她什麼時候身處於想像世界、什麼時候又跳出了她的腦海回到紛擾塵世之中
法國‧巴黎——佩蒂‧史密斯（Patti Smith）愈是羞辱她的法國樂迷，他們愈愛她。
她對著奧林匹亞音樂廳的觀眾呼籲，希望大家多多尊重他們那位已焦頭爛額的總統，因為至少，他在乎環境議題。
當法國總統艾曼紐‧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的名字被提到時，當下噓聲四起，但史密斯也不是省油的燈。她操著一口紐澤西南部腔，炮火猛開。
「不然讓川普當你們的總統看看，」她對這一大群巴黎人說道。「你們就會知道，每天早上醒來面對一個什麼（這裡她講了一連串粗話）都不關心的總統，是什麼感覺。他不關心活著的生物、不關心樹木、不關心動物、不關心我們呼吸的空氣和喝下肚的水。」
在她唱到名曲〈People Have the Power〉中的這句「人民擁有力量／去救贖世界上的愚人」（The people have the power/ To redeem the world of fools）時，她不時在台上吐口水，而進行到尼爾‧楊（Neil Young）的〈After the Gold Rush〉時，她的波浪長銀髮飄掛在臉上，賣力彈奏著吉他並嘶吼著：「看看大地之母東奔西竄／在 21 世紀」（Look at Mother Nature on the run/ In the 21st century）。
史密斯打趣地對觀眾說，當她提到史萊‧史東（Sly Stone）的名字時，他們應該更熱烈地鼓掌：「如果我在觀眾席而有人提到史萊，我會發瘋的。」（她說自己是看強尼‧卡森的節目學怎麼跟觀眾鬥嘴的）。
隔天晚上，正準備要唱〈My Blakean Year〉時，她對於觀眾平淡的掌聲感到失望，因為她這首歌是要獻給那些「不得志的偉人」，文森‧梵谷（Vincent van Gogh）便是其中之一。
「你們知道嗎？」她以嘲弄的語調說道。「如果你們只打算給他這麼有氣無力的反應，那不如都不要回應。他可是終其一生都沒賣出任何一幅畫，所以他根本不需要那麼疏落的讚賞。他要的是全情喝采，否則什麼也不要，因為他的一生也就這樣了。」
當天，史密斯穿著一身 Ann Demeulemeester 的黑色夾克及背心、老舊的黑色工裝褲、Jimmy Choo 黑色機車靴、Electric Lady 錄音室的 T 恤，還戴著她招牌的聖方濟各十字架，這些是她那次巡演的表演服。她向台下的忠實粉絲提到，她第一場門票售罄的巴黎演唱會，日期是 8 月 26 日，是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在格林威治村成立 Electric Lady 錄音室的日子。她說她曾在那見到亨德里克斯，當時他正要從派對離開。
「我只能說，」她咧嘴笑道，「他真的非常可愛。」台下群眾陷入瘋狂，尖叫著「佩——蒂！！！」然後點亮打火機（是的，他們身上還帶著打火機），她則以飛吻回應。這位龐克樂界的桂冠詩人已不再骨瘦如柴，過去的烏黑秀髮如今已轉為銀白，但是她還是一隻不折不扣、迷死人的「哥德烏鴉」——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曾經這麼形容她。
她很高興可以踏上孕育出惹內（Genet）、波特萊爾（Baudelaire）和蘭波（Rimbaud）等景仰作家的土地。16 歲的史密斯在一家沒有加入工會、專門檢查三輪車手把的工廠上班，這段經驗讓她在日後創作出前龐克歌曲〈Piss Factory〉。她偷了一本關於蘭波的書，並將他視為自己的假想男友，因為她覺得不夠迷人的自己沒辦法交到一個真正的男友。
當一名男子大吼著「佩——蒂！唸些詩」時，史密斯回了一個超級嬉皮的答案：「大哥，這些全是詩啊！」
她生命中的男人
當史密斯與樂手們從嘉布遣大道（Boulevard des Capucines）散步到飯店時，巴黎民眾紛紛跑到街上，鼓掌歡迎她。
她回以一個神祕的微笑，就如滾石樂團（Rolling Stone）曾形容地，看起來就像「一位充滿個人魅力的宗教領袖，讓她的追隨者們相信她握有生命的祕密。」
製作了她與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合作單曲〈Because the Night〉的吉米‧艾歐文（Jimmy Iovine）說，72 歲的她仍燃燒著熊熊的生命之火。
「佩蒂是一個非常神奇的女人，」他說道。「當今樂壇所欠缺的，正是她作為比狄倫小個幾歲的同世代歌手出道以來，帶給這世界的所有觀點。」
這位艾歐文口中「真正發起文藝復興的女人」於去年九月發行了新書《如夢的一年》（台灣中譯本甫於 6 月出版），敘寫一場在她年近古稀之際，橫跨了她夢境與人生的漂浪之旅；寫她憶起所有已逝的摯愛與同代搖滾樂人時，那些突然襲來的「悲傷暈眩」，並引用了從影集《駭客軍團》、羅馬皇帝馬可‧奧理略（Marcus Aurelius）、「馬丁‧貝克探案」系列小說，到瑪麗亞‧卡拉絲（Maria Callas）主演的歌劇《米蒂亞》等，包羅萬象的影視、文學作品。
她相信，當身邊的人離世，你會從他們身上汲取你所仰慕的部分，「就好像他們留下的小禮物一樣。」
她將虛幻與現實合而為一，寫她「感覺每個人都已離我而去」的酸楚淒愁；也寫她前往肯塔基和加州探訪舊情人山姆‧謝普（Sam Shepard）的經歷，當時他正與漸凍人症（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搏鬥。她以沙發為床，助他完成了最後兩本書的編輯工作。
採訪當天我們在史密斯下榻飯店旁的餐酒館，度過了三小時的午餐時光。她沒有明星架子（她都在飯店洗手檯洗自己的衣物），對每個人都相當客氣，甚至給了服務生她演唱會的門票。她身穿另一件 Electric Lady 的 T 恤（她說她「不喜歡新衣服的感覺，所以一直在回收利用這些衣服」），這一次她下身搭配的是絲質蝴蝶束褲，以及女兒傑西（Jesse）幫她買的凡賽斯黑色男鞋。
「我不需要為了任何人打扮，」她說。「我覺得到了我這把年紀，只要不傷害到任何人，我可以隨心所欲，想去哪就去哪、想怎麼穿就怎麼穿。」
她拉起褲子向我展示膝蓋上的閃電圖案刺青，那是她住在切爾西飯店時一位澳洲藝術家替她刺的，當時謝普則刺了一個彎月圖案。
「我記得 1970 年還什麼時候，有一次我蓬頭垢面地在酒吧等遲到的他，」她說道。「然後某個高大的男子一直煩我，甚至感覺像在搭訕我。我叫他別煩我。然後山姆走了進來，直奔上前揪住那人的脖子，那人直接倒向吧台，一切就像電影演的那樣。那個時候山姆還不是電影明星，只是個普通人罷了。」
我問了為何他們在共演了一同創作那部關於兩人戀情的舞臺劇《Cowboy Mouth》後就分手。「這個嘛，他是有婦之夫而且有小孩，雖然我們都很傷心，但是那才是正確的決定，」她答道。
我問她是否對於謝普在好萊塢嶄露頭角感到驚訝。「不會，因為他是一名非常優秀的劇場演員，」她說道。「他有種魅力。他是那種你看過最英俊的男人之一，本人還比銀幕上更好看。但外表甚至不是我喜歡他的原因，說起來也有趣，因為他真的就是這麼帥啊。大家就是會被他吸引。」
我提到了羅伯‧梅普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他也有超凡的個人魅力。
「羅伯完全不一樣，」她說。「羅伯非常害羞。我認識羅伯時，他才 20 歲，我們當時都是社交場合中的壁花，但他甚至比我更尷尬。在這段關係中最美妙、也支持著我們度過這麼多年的根基，是在沒有人看好我們時，我們對這段感情的信心、對彼此的信任和尊重。」她還提到了梅普索普「曾感慨我們沒能來得及在他死前有小孩。」
問及近期有人批評這位攝影師七、八〇年代的禁忌性作品，如今已不再有震撼力，而且還觸及了黑人男性的性別刻板印象時，史密斯激動地捍衛道：「他們想太多了，他們是在鑽牛角尖。羅伯並不善於分析，他就是徹底專注於視覺。當他拍下一張照片，那是因為他從中發現了美。」
提到羅伯於 1989 年死於愛滋病時，她補充：「羅伯是個大器晚成的人，而他只活到了 42 歲。他職涯實際上只持續了不到二十年，甚至在剛開始的幾年，我們因經濟拮据而無法提供他所需的創作工具。而我已經做出了我最好的作品，真的，大概從我 57 歲到現在，就已經完成了我最重要的作品。」
我問到為什麼作為羅伯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她沒有參與麥特‧史密斯（Matt Smith）近期主演的電影《梅普索普》（Mapplethorpe，暫譯）。
「人們不只能將你塑造成一個角色，」史密斯答道。「他們也能捏造事實。」
她不是很喜歡知名節目《週六夜現場》的模仿秀。當中，蓋爾達‧蕾納（Gilda Radner）飾演基本上以史密斯為雛形的角色 Candy Slice，一個酗酒又吸毒、腋下毛髮濃密且喜歡尖叫的女妖。
「我喜歡蓋爾達‧蕾納，」史密斯說。「這當中只有一個問題：那個角色重度沉迷古柯鹼，但我並沒有。我想我跟羅伯只有用過一次迷幻藥，1977 或 1978 年吧。我試過古柯鹼一、兩次，這我不否認。但我只想問：第一，誰有錢去買那種東西？第二，我喜歡擁有控制自己的權力。我對現在的自己很滿意。」
史密斯沒有任何經紀人、助理或妝髮師跟著她。而她合約上的附加條款只有要求花生醬、黑麵包、薑、檸檬和蜂蜜這幾樣東西。女兒還幫她準備了裝有亞麻籽的小塑膠瓶，她會配著這些食物一起吃。表演結束後，她不喝化妝鏡旁的冰涼香檳，而是沉浸在腎上腺素飆升的快感。她偶爾會喝點龍舌蘭或清酒，不過她說她絕不酗酒，部分原因是她小時候身體十分虛弱。
「我不會收回以前的信仰」
她之前出版的兩本回憶錄都曾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只是孩子》描述 1960 年代與梅普索普在紐約的浪漫回憶，而《時光列車》則寫她從底特律搬回紐約的那段時光。此前她宣布退出歌壇，從紐約遷往底特律的消息，可說是震驚了全球樂迷。
當時她與同是音樂人的佛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結婚，搬到了密西根州底特律北方的聖克萊爾郡，並在那度過了 16 年，撫養二個孩子，寫些未發表的小說。丈夫和她一起努力減輕她的鼻音；他也教她吹單簧管，兩人合力發行了專輯《Dream of Life》。這對愛侶過著簡單的生活，而且主要仰賴〈Because the Night〉的歌曲版稅過日子。
「1979 年，我看見我的未來充斥著一連串巡演、訪談、影片和豪車，」她回憶道。「我沒有做任何創作、沒有寫作。那種生活壓力太大了，然後你發現自己開始要求以前從沒渴望過的東西，像是『我為什麼沒有車？』」
我問到了女性主義者對她半退休生活的批評。
「是啊，他們真的很氣我，好像我毀棄了某種契約一樣，」她說道。「我離開了搖滾樂的世界，離開了所謂的事業——你知道的，就是名與利。但我所做的，是繼續當一名工作者，一位作家，一個持續成長的人類。」（她說甚至在半退休之前，她就因為編輯不爽她替男友洗衣服，而失去過一次登上某本女性主義雜誌的機會。）
1984 年，在丈夫死後，她回到了紐約，游移在曼哈頓中城和洛克威海灘（Rockaway Beach）之間，然後重返本業。她至今仍戴著婚戒，甚至有一次為丈夫買了件范倫鐵諾的亮藕色襯衫，因為她太想念他了，而且知道他一定會喜歡。
在這次巡演中，史密斯並沒有唱她那首歌名有「那個 N 開頭的字」的 1978 年名曲。她還能唱那首歌嗎？
「不行，」她簡短地回答，回想起 40 多年前寫下該曲的時候。「這個詞彙是以這般侮辱、詆毀人的方式為人使用，而我當時是拼命在攻取這一詞彙的使用權，並將它當作任何性別、任何膚色的邊緣人及藝術家的一種徽章。所以，你知道的，這是個很自以為是的任務，但我的想法很純粹。這首歌裡最重要的詞是『outside of society』（社會之外），也是我想觸及的地方。曾有人要我收回這首歌，但我不會這麼做。我不會收回任何我做過的事。我的意思是，既然我做了，表示那是我的信仰。直到現在，這首歌對我來說還是很棒。」
「大家想要擁抱那位被尊為龐克教母的人，但她的頌歌呢？他們不要。他們既想要你走得遠，卻不要你走出界線。」她說這首歌「被曲解了」，但她也明白「人們因過去的不公義所受的痛苦，是真實的。」
「我想念表演這首歌的時光，」她說道。「但我的兒子基於尊重他人的想法反對我唱它。所以我看著年輕一代然後想：好吧，我現在是活在屬於他們的時代，不是我的。所以用年輕人的話來說，這首歌並不合時宜。」
她坦承，「某部分的我態度是很強硬。」
「我從小就是這樣，」她說道。「我也沒辦法。我是個熱愛瑪麗亞‧卡拉絲的龐克搖滾歌手，你懂嗎？」但，她補充：「我沒有要強迫大家去接受。如果這是他們想聽的，那我現在公開說明了。」
然而，她的確對於這個撤銷年代的審查感到擔心。她以博物館移除畫作為例，說「我們正愈發走回嚴峻的審查。當今的審查機制比以前威廉‧布洛斯（William Burroughs）、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布朗庫西（Brancusi）等人面對的還多。」
關於 #MeToo 議題，她則以大局出發：「我覺得自己更擔心全球女性遭遇的殘忍暴行。我只是覺得，我們還是一樣，必須去審視什麼是殘暴、什麼是侮辱，而什麼是某人單純很惹人厭。」
當我問到（在 2019 年民主黨初選時）總統川普把所謂「民主黨四人幫」（Squad）拉來替他 2020 年大選墊背時，她情緒激動了起來。
「我感覺好像有人用膠帶纏住我的肋骨周遭，然後再把它撕了下來，上面還黏著幾塊皮膚，」她說道。「這些女孩都是好人。我們是民主社會，而她們當然可以去質問我們如何處理加薩走廊、如何對待巴勒斯坦人。這不是反美、不是反以色列，這是美式作風。」
詭異的是，她說她年輕時和川普有過一面之緣。梅普索普帶她參加一場青年川普提案興建川普大廈的一頓飯局。
「他當時跟他太太伊凡娜（Ivana）一起，我不知道他是誰，我只知道他是我此生遇過最可憎的人。」她說道。「他滿口都是：這會是紐約市最偉大的建築物、任何參與這項計畫的人都會成為大業盛事的一分子。我跟羅伯離開後，我心想，『就算免費送我，我也不會住在他的大樓裡。』我不敢相信命運竟然會讓那傢伙……」她渾身顫抖。
我告訴她，艾歐文說他對年輕音樂人不再關心政治感到失望。的確，在 2019 年的 MTV 音樂錄影帶大獎（MTV Video Music Awards）頒獎典禮上，泰勒絲（Taylor Swift）拐彎抹角、蜻蜓點水地批評了這位總統而遭致非議，批評者認為她在這個充滿政治怒火的時代裡保持沉默。
「她是一名總是被人們用放大鏡嚴格檢視的明星，這種狀況是旁人很難想像的，」史密斯同情地說道。「無法想去哪就去哪，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不能披著一頭亂髮，真是難以置信。我相信她已經盡力在做些好事，她也不是想做壞事。如果她某些狂熱的粉絲們可以想開一點，這又有什麼關係呢？難道我們要開始衡量誰比誰真實嗎？」
「我並不認同在為社會發聲這塊，創作者和音樂人得比別人負起更多責任。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更主動。藝術可以激勵和凝聚人心。一首歌是可以號召群眾的，但沒有辦法造成改變。」
她說在 2003 年時，她因公開表達反對（美軍）入侵伊拉克而挨罰：「忽然之間，電台不播我的歌了，音樂祭也不請我去表演。人們，甚至是那些很酷的人——我很抱歉我得這麼說，但許多我曾經敬愛的、至今仍敬愛的人——他們在愛國主義的浸淫之下，嚇得無法縱觀全局。對我來說，如果你不小心一點，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僅有幾步之遙。」
她並不支持喬‧拜登（Joe Biden）代表民主黨參選總統。「我寧願看到會犯點錯的年輕人出來，也不想要食古不化的老人，」她說道。
她不喜歡標籤，也不想受任何社會運動束縛。她不喜歡任何形式的限制；這也是她不穿高跟鞋、不化妝的原因。她不想要被冠上什麼年輕搖滾女歌手的教母、女性主義者或是政治活動家的稱號。
「如果稱我為一名作家、藝術家，或一名母親，我會很高興，」她說道。「但我不需要這以外的頭銜，因為我不夠格。」
在她巴黎的最後一場表演結束後，午夜時分，我們相約在她的旅館房間裡，俯瞰凡登廣場（Place Vendôme）。經常與她一起演出的吉他手兒子傑克森（Jackson）打電話給她，她跟他說她有多麼愛他。
在她的新書（以及 Instagram 上）有數張她稱之為她的「寶物」的照片，那是一系列她旅行會隨身攜帶、或在旅途中蒐集到的各色物品。我請她當場用拍立得拍些照。
我們坐在她床上，她拿出 T 恤、十字架、亞麻籽、牙刷、薇莉達含鹽牙膏、巡演途中收集的石頭、一張安東尼‧亞陶（Antonin Artaud）的老照片、一張尼古拉斯‧洛里奇（Nicholas Roerich）的明信片，以及一本她正在讀的書——馬瑟‧施沃布（Marcel Schwob）的《莫奈爾之書》（The Book of Monelle，暫譯）。
我們又再聊起那些她愛過的男人，全都走了。接著她突然綻放微笑，然後說「我交過幾個很酷的男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