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代初期，人類對未來仍懷抱希望的時候，台灣社會流行過一個叫「新新人類」的詞彙，它不是人類學者所提出的，也不是社會學家的發現，是一群廣告人援用日本的語詞，試圖替那個混沌莽撞的新時代下定義，以便銷售一種罐裝茶飲，名為開喜烏龍茶。
新新人類原是日本戰後稱呼新生兒的用語，類似美國的嬰兒潮世代，置換到九〇年代的台灣，成為一個相對於「新人類」（當時 20 至 30 歲的青年）的新集合體，泛指 20 歲以下居住在都市中的青少年，他們共享類似的文化養成、身分認同和語言習慣。
廣告人的意圖很明顯——青少年向來就最容易被煽動，購買力也最強，青少年是一塊渴望被塑型的黏土。
社會的刻板印象中，茶是老人在喝的，廣告公司因此創造了一個叫「開喜婆婆」的角色，她的樣子怪怪的，感覺不太正經，卻有一股親切的鄉土味，猶如每個城市小孩能在鄉下見到的那個阿嬤，一系列以新新人類為主題的短片就此誕生了，內容和「茶」或「喝茶這件事」通常沒有關係，開喜婆婆也不一定是主角，時常會找來一些酷酷的年輕人客串。
那些廣告總是敘事斷裂、顏色冶豔、異想天開而音樂用得像改良過的重金屬詩篇，畫面充斥著符號的拼貼，一如八〇年代國外剛風行起來的音樂錄影帶。就在同一個時間的節點，國高中的新新人類放了學、打開電視機，會被一種叫「意識形態」的廣告洗腦（這裡的意識形態指的不單是美學流派，那家廣告公司就叫意識形態），其中以司迪麥為代表——
貓在鋼琴上昏倒了
幻滅是成長的開始
你說這個城市太沒禮貌
我覺得你亂有思想的
這些囈語似的咒念，一句一句催眠到新新人類的腦袋裡，讓他們把手伸進口袋中掏出幾枚銅板，走到像病毒一樣正在城市裡擴散的便利商店，買下不同顏色的司迪麥，其實，那不過是一種口香糖罷了。開喜烏龍茶的銷量更是一度擊敗了可口可樂，當時的廣告人賣的既不是烏龍茶，也不是口香糖，他們賣的東西，叫作態度。
態度是一群人對一件事的共同看法，不折不扣是時代的產物，內涵會在時間裡變化、更動，乃至自我推翻。此處的時間是可以綜觀生命的大時間——一代人，甚至好幾代人的成長，以及層層疊加的幻滅。
當年開喜烏龍茶有一系列廣告名為「新新人類在中國」，得了《中國時報》廣告金像獎，現在，「中國」成為台灣街巷最讓人敬而遠之的字眼，而褪去廣告包裝的開喜烏龍茶，返璞歸真為單純的飲品，和所謂的酷再也沒有任何關係，年輕人都改喝手搖飲去了！
叱吒一時的意識形態廣告公司結束營業，司迪麥在便利商店的貨架上絕跡已久。2020 年，全球瘟疫蔓延，美國因種族問題動蕩不安，夏天比人類經歷過的每個夏天都更炎熱，是真正的亂世。在這樣的年代，當年的新新人類帶著中年的焦慮和疲憊回頭去看一部沉浸在「末世感」的虛無電影，會不會覺得很不合時宜？
那部電影叫《給逃亡者的恰恰》，1995 年開拍，1997 年上映，電影中糾結的末世指的是 20 世紀最後幾年，無所不在的世紀末意象。導演王財祥是拍廣告出身，代表作就是司迪麥和開喜烏龍茶，那是廣告業大鳴大放的年代，混得好的導演，沒有人不想「更上一層」去拍電影，而他們拍的電影，啟用的全是廣告圈的班底，你也可以說，他們拍的是一部長長的廣告。
《給逃亡者的恰恰》之於我一直是則都市傳說，相傳它上映三天就下檔，相傳很少人真正看過，而看過的人多半也不記得自己曾經看過（看到睡著？對內容感到絕望因而在腦海中消磁？），它是 1997 年三月上映，我還在台南準備大學聯考，要秋天才會北上，也就錯過了與它相關的種種。最早知道它，是聽濁水溪公社的團員說他們在片中客串，就演一個樂團，是 1995 年進的棚。
1995 年正是台灣地下藝文圈發生「破裂音樂節」和「後工業藝術季破爛節」的年代，破破爛爛、粗粗糙糙是那夥人偏愛的次文化美學，因此在我多年的想像中，《給逃亡者的恰恰》應該是一部「低傳真」的，粗製濫造的黑白電影吧。
多年來也沒有人知道導演王財祥到哪兒去了？他用 16mm 拍攝的膠卷流落何方？原來，那些膠卷一直在他家，他只是不曉得還有人對這部商業上徹底失敗、也被主流影評論述給遺忘的電影還有興趣。
於是，那些膠卷就這樣「重新出土」，應運而生了一場少少人參加的放映會，我終於得以一睹電影的原貌，它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瑰麗的顏色、深邃的景深（原來我的眼睛如此想念底片的質感和發色）、講究的道具與服裝，《給逃亡者的恰恰》不但不是黑白的，整部片散發著讓人暈眩的螢光，就像日光燈下的蛾。
膠卷一共有五本，每一本大約放個 20 分鐘，放映廳就開燈、休息，師傅得再換一次片。影片播映時，你可以聽見從放映廳後方傳來的「噠噠噠」聲音，感覺到那裡傳來了一股熱，這樣充滿「手作感」的觀影經驗，在 2020 年便顯得很奇特了。
形式上來說，它的確是一部很長的廣告片，電影開頭就是王財祥拍攝的一支開喜烏龍茶短片，主角是九〇年代前衛藝術家、搖滾客石村，他長得濃眉大眼，塗著黑色指甲油，腦袋前緣頭髮全部剃光，留著重金屬樂手的長髮。我幾乎已經要忘記這個人了，一如我幾乎已經忘記了「國片」曾有這樣的一片風景，或者說，原來從前的國片可以這樣拍。
躍動的畫面、天馬行空的鏡頭語言、廣告標語式的對白、濃濃的但不討人厭的文藝腔、非線性時間裡的空間創意，集結了各種「實驗手法」——是的，沒錯，這就是原汁原味的九〇年代意識形態！
而我是吃這款米長大的新新人類啊，膠卷一邊向前轉動，我就像《發條橘子》的主角，銀幕上給我什麼樣的刺激，我的大腦就做出什麼樣的反應，劇終，我也變成了一隻趨光的蛾。
後來我才知曉，當年拍這部電影，共花了 3,000 萬，其中只有 500 萬是新聞局的輔導金，而王財祥當年共拍了十八萬尺的底片。這是一場很昂貴的夢，只會發生在還願意相信什麼，還願意浪漫的年代。
影片中，當年濁水溪公社的貝斯手劉柏利（他是你後來很常在各種廣告中聽見的那個低沉男聲）喃喃自語道：
一星期以來，紐約死了上千人，謠言像鴿子羽毛滿天飛，找不出病因，有人死得像普通謀殺，也不是鼠疫，也不是 AIDS 變形，我猜大概是外星人偷放在身體裡的隱性基因突然發作了，曼哈頓大樓現在看起來有點恐怖，像地獄長出來的蘑菇，把病散播得更廣更遠。
離開放映室，我在大雨中騎著摩托車回家，晚間新聞說，昨天紐約因瘟疫又死了上千人。這部電影來自於未來，《給逃亡者的恰恰》是一則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