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 年代的一場公路之旅,以銀鹽記錄之

螢幕上一張張異國美景照片牽動情緒,憤而買下機票奔離日復一日的平庸,再上傳一張張引人妒嫉的照片到社群媒體。如今我們大量吸收、複製著影像,可以瀏覽千里遠的希臘神殿,也可以細觀埃及清真寺的拱頂之美。然而,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遠行與影像,曾經,也是開天闢地的壯舉


你還能否記得,在 Google 圖片搜尋和街景服務出現之前;在我們隨時都能一窺帕德嫩神廟、圓頂清真寺、澳洲內陸一段空蕩蕩的高速公路之前;在遠在天邊之處、能近在眼前之前的那個時代?這整個人類居住的世界,現在早已全被拍攝下來、分類歸檔;我們此般全然地接受了這份檔案,乃至於它彷彿是我們集體思維的延伸。在無限滑動的搜尋結果頁面上,你會忘卻——曾經,並非每個地方都是可見之處。無論哪個地方,總有某個人,替它拍下第一張照片。

在數十個案例中,那位拍下第一張照片的攝影師,是約瑟夫-菲利伯特・吉拉特・德・普朗哥(Joseph-Philibert Girault de Prangey),一位有著驚人藝術抱負與相當技術本領的法國人。

在他的法國同胞路易・達蓋爾(Louis Daguerre)發明出世上首台實用相機三年後,吉拉特在 1842 年拖著重逾一百磅的訂製攝影器材,踏上橫跨歐洲和中東,史詩般的冒險之旅。他帶著逾千張照相乾板歸返,其中包括現存第一批在希臘、埃及、安納托利亞、巴勒斯坦和敘利亞拍下的銀版攝影照片(daguerreotype)。

今年初,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展覽「不朽之旅:吉拉特・德・普朗哥的銀版攝影」(Monumental Journey: The Daguerreotypes of Girault de Prangey)中,展出了其中逾 120 幅作品。

由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組織、大都會博物館攝影部門的史蒂芬・皮森(Stephen Pinson)擔綱策展人的「不朽之旅」,是紐約的早期攝影展旺季之巔峰。(今年初的其他亮點還有:安娜・阿特金斯[ Anna Atkins ]的植物藍圖,在新紐約公共圖書館展出;史無前例、包含 19 世紀非裔巴黎人照片的「Posing Modernity」則於哥倫比亞大學展出。)

數位複製無法捕捉吉拉特銀版照片那閃爍的銀質表面,這些照片出現在大都會博物館的獨立展示櫃中,以小光源照明。但讓我們穿越回到 1840 年代,並試著把它們想像成不那麼貴重的東西。對他那個年代的觀眾而言,這些來自羅馬和耶路撒冷的照片,是站在新媒體最尖端的產品。

巴黎——杜樂麗宮,1841 年

在他的旅行開始前,吉拉特參訪了巴黎幾處著名的紀念碑,以掌握銀版攝影的基礎原理。在銀版攝影中,光線通過箱式照相機(box camera)的鏡頭,打在鍍銀的銅板上,形成極為精細的圖案;早期人們以為,這些圖像閃耀著真理之光。(銀版攝影沒有負像;每張銀版都是獨一無二的。)由於需要的曝光時間較長,建築物是早期攝影的理想題材。

一張杜樂麗宮的銀版照,顯示了吉拉特是如何開始將攝影理解為一種「檔案媒介」——而其價值,吉拉特自己在當時仍渾然不知。如今羅浮宮後的亭子依然佇立,杜樂麗宮卻已然消失:1871 年,在巴黎公社期間,革命者將之夷為平地。

(Bibliotheque National de France via The New York Times)

義大利・柯爾奈托——窗與鐘塔,1842 年

1839 年底,達蓋爾已將箱式照相機商業化,但吉拉特在啟程之前,設計了一套訂製的相機。他的相機能裝載 7.5×9.5 英吋(約 19×24 公分)的銅板(底片),可以垂直或水平旋轉,鏡頭後備有黑色遮光片,可以拉出來遮擋部分底片、只讓另一部分曝到光。成果是:吉拉特可能拍出了世上第一批多重曝光照片。他通常會把銅板剪成寬幅全景或罕見的垂直影像;但有時,如果適合他的歷史建築系統研究,他會將重曝技巧跟遮光片合併應用——就像一張在柯爾奈拖(Corneto,如今叫作塔爾奎尼亞[Tarquinia],位在義大利西北方)拍的銀版,左邊是羅馬式鐘塔、右半邊則是哥德式拱門,互為對比。

(© CHRISTIE’S 2019)

雅典——帕德嫩神殿,1842 年

攝影應運而生之時,人們正將考古學標準化,轉為一種如科學般的專業。以前,對古代建築的研究被稱做「紀念性歷史」(monumental history)(註),特展的名稱正是與此呼應。

在雅典,法國觀眾對其歷史遺跡的瞭解遠不及羅馬人,吉拉特在這拍下的銀版照片,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衛城上,帕德嫩神殿仍散落著碎石,柱廊後面可見到木製鷹架。在吉拉特的其中一張照片中,還隱約可見到一個三腳架——如今自拍棒的前身。

註:此處的紀念性歷史,其對象應是作為公共空間的大型建築,而非日常的私人住宅。爾後在尼采 1847 年著作《不合時宜的思考》中也使用同一詞彙,稱其目標是在當下重塑歷史的偉大時刻。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via The New York Times)

開羅——阿尤查(Ayoucha),1842 至 1843 年

吉拉特是出身法國東北部一處保守地區的貴族,倚靠一筆可觀的遺產來支付旅行花費。除了努力捕捉、系統化世界各地的名勝古蹟——成果自是帶有其殖民色彩——他還拍下了人們,包括一名埃及婦女:戴著面紗、抽著水煙、直視著前方。殖民主義的目光尋到了它所要的東西,而大都會博物館展出了駱駝和棕櫚樹斑駁的光譜圖像,揭示了吉拉特是如何沉迷於法國人的東方想像。然而,吉拉特透過達蓋爾照相法描繪這個世界,也堅持認為這裡並非一個存在於時空與歷史之外的所在。開羅就像巴黎一樣真實,而在鏡頭前,惡漢體(picaresque)(註)的冒險幻想更難以維持。

註:又譯流浪漢體。源自西班牙的一種小說體裁,英國詞典編者庫頓(John A. Cuddon)定義為「以流浪漢為主角的敘事作品,通過描寫流浪漢的遭遇諷刺社會現實」,多半採用第一人稱敘事。

(Bibliotheque National de France via The New York Times)

君士坦丁堡——蘇丹宮殿,1843 年

1830 年代末和 1840 年代的法國旅行者,會追蹤報紙裡所謂「東方問題」的消息——即鄂圖曼帝國帕夏(總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 Pasha)引發的國際爭議;阿里掌管著埃及,並威脅要洗劫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

這座城市的首張銀版照片,與今天伊斯坦堡的遊客用手機全景功能拍下的景象相同:左邊是層層堆疊的藍色清真寺、中間是巴洛克風格的奴魯奧斯瑪尼耶清真寺、右邊是氣勢恢宏的聖索菲亞大教堂,背景則是綿延的伊斯坦堡海峽。和我們一樣,吉拉特也在用全景圖的環視與縮小功能來記錄這座喧囂的城市,而這城市昔日的美麗造就了當今的政治紛擾。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via The New York Times)

開羅——凱爾巴克清真寺(Khayrbak Mosque)拱頂,1843 年

比起希臘或羅馬的大理石,伊斯蘭世界的建築更能激發吉拉特的「歸檔」衝動——十年前,他曾在西班牙和突尼西亞研究摩爾與阿拉伯建築。在法國殖民初期,這仍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而他在 1842 年和 1843 年拍攝的尖塔與清真寺照片,為中世紀伊斯蘭建築留下了前所未見的紀錄。幾張銀版照片著重在突顯埃及建築的裝飾和圖案;其中一張捕捉到了 16 世紀清真寺內玄屋頂的每一個邊緣,屋頂上飾有多節的心型和花朵圖騰。

(Bibliotheque National de France via The New York Times)

耶路撒冷——聖墓教堂之門,1844 年

吉拉特拍下耶路撒冷已知的第一批照片,這些照片是鄂圖曼土耳其人幾年前才從穆罕默德・阿里手中奪回的。吉拉特未能進入幾個穆斯林的神聖場域,但在聖墓教堂的門口,在這個被基督徒奉為耶穌埋葬與重生之處,他捕捉到兩處入口的槽紋拱門和華麗的拜占庭柱子——其中一個入口用磚塊封住了,直到今日依然。照片裡拍到路人,他們使這張影像銘刻在 1840 年代的現實之中。一位蒙著面紗的教區居民,在長時間曝光的鏡頭下模糊,變成了一個幻影。

(Source gallica.bnf.fr / BnF)

敘利亞・阿勒坡——安提阿門上的景色,1844 年

吉拉特旅行的最東處,是彼時正蓬勃發展的國際化城市阿勒坡,他在那拍下了古城牆的照片;從塔頂中央伸出來的是阿勒坡大清真寺的尖塔。在吉拉特死後,這些影像在他訂製的木箱中慢慢淡去,直到後來一位遠親繼承了這些照片,並在 2003 年求售時才引起廣泛關注。

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攝影檔案,吉拉特的旅行照片構築出一張以影像組成的誘人世界地圖,而這些照片的現代性「刺」得最尖銳之時,便是其所描繪的地方遭夷為平地,或幾十年後重建之時。一部分照片所拍下的場所遭毀,甚至是非常近期的事。2013 年,敘利亞軍隊對叛軍掌控的阿勒坡發動的恐怖攻擊中,這座尖塔蕩為寒煙。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OA))
吉拉特在自家別墅外的自拍像,1840 年,法國北部。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via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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