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展望的未來、可能實現的願景，資本主義著眼於人們的期待，許諾「更好的未來」。然而，當這項承諾開始受到質疑，資本主義面臨了最艱鉅的挑戰
資本主義的本質是未來主義。支撐市場經濟結構的概念——成長、累積、投資——傳達的是一種不言而喻的假設：假設明天會有所不同，而且很有可能比今天更好。市場上流傳的耳語不是「什麼是好的？」或「什麼是公平的？」而是：「什麼是新的？」
這個展望未來的傾向是現代性最顯著的指標之一。在資本主義之前的社會總是在回顧過去，找尋創始神話、古老宗教與先人血統。資本主義社會則展望未來，期待全新發明、更寬廣的視野與更多的富裕豐饒。《你要前往的地方！》（註 1）就是市場資本主義的原型。
改變，想當然耳是一種喜憂參半的福氣。機會與不確定性是一體兩面。批評資本主義的人有時會說，資本主義創造了一個不確定的未來。經濟成長需要改變與混亂——這是 20 世紀經濟學家熊彼得（Schumpeter）提出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理論，但社會很可能必須馬上付出某些代價。
微觀而論，這個論點是正確的——沒有人知道市場動向會引領我們到何方；沒有人預知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誕生。但宏觀而論，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如果經濟因市場資本主義而得以持續成長，我們可以大膽預言：未來會比現在更好。
「更好」會落空嗎？
在過去很長一段歷史中，資本主義信守這個承諾。自資本主義誕生以來，人類的物質生活跟古早年代相比，獲得了大幅改善。從西元 1200 年到 1700 年左右，人均經濟產值一直持平，毫無變動。換句話說，就經濟狀況來看，1700 年的中位數所得者並沒有比 1200 年的中位數所得者來得富裕。麥思・羅斯爾（Max Roser）帶領的非營利研究機構「數據世界」（The World in Data）將這點以視覺方式呈現，其結果相當驚人。
經濟改善的概念現在深植於文化之中，經濟停滯五年就已經讓人驚慌，更不用說五百年。
「過去是另一個國度，」英國作家 L・P・哈特利（L.P. Hartley）1953 年的小說《送信人》（The Go-Between）如此開頭。「在那裡，他們做事的方式不同。」哈特利這聲感嘆深刻反映當時的現代社會，放在現今來看卻也無庸置疑。然而在以前的世代，他們的過去幾乎是同一個國度，至少經濟上而言，過去的人們做事的方式幾乎雷同。在封建時期或是農業經濟時期，眼下的事物極可能跟一百年前或一百年後的事物相同。
但當資本主義的機制開始運作，未來進入了我們的集體想像。小說開始以未來為藍圖，「科幻小說」於是誕生。更實際地，經濟預測成為一門行業。2020 年、甚至 2050 年，美國經濟會如何呢？會變得更龐大？成長速度會多快？會包含什麼工作？有多少工作？政府與企業投注許多時間與金錢，試圖回答這些問題（但通常答得不是很好）。
九成九的人類歷史中，去相信我們在這地球上的生活——而非只有在天堂——會愈來愈好，被視作奇談怪論。也許我的小孩會擁有的比我更多，也許不會。不管如何，未來的狀態跟人類活動是沒有多大關聯的。這就是為何資本主義誕生前的社會通常對宗教非常虔誠，豐收與否仰賴的是天氣，也就是說，全交由神操控。
馬克思指控宗教是大眾的鴉片，使人們分神不去注意資本主義的剝削。但是資本主義早就已經透過承諾未來會享有更好的物質生活，穩定地削弱了宗教的力量，而且那更好的未來並非出於神助，而是人為市場。
資本主義最大的承諾就是，根據市場經濟的自然法則，每個世代都會站在前一個世代的肩膀上崛起。毫無疑問地，當這個承諾開始受到質疑，資本主義便面臨最艱鉅的挑戰。如果資本主義失去對未來的預測，它的麻煩就大了。
市場的運作仰賴心理學。我們為了生存而工作，但我們也懷著未來生活會更好的合理希望而工作——隨著經驗的增加與技巧的純熟，而在市場上獲得更多獎勵；再者透過儲蓄，我們得以透過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謂複利的「魔法」，因總體經濟進步而獲利。在個人層面上，我們可以說儲蓄是一種未雨綢繆。但就集體層面上而言，儲蓄讓資本累積，讓投資得以進行，進而刺激經濟成長。因為這些過程，多年以後我們可以期待另一個現代社會的產物：「退休」。
經濟的進步橫跨世代，父母會看見孩子的生活水平超越自己，而孩子再看見他們的孩子生活水平超越他們。希望看見孩子活得比自己更好是基本的人性直覺，這點透過市場導向的經濟成長全然展現。我們工作，不僅是為自己，更是為了孩子。我們可能會投資他們的教育，讓他們加強技能，才會有更好的生活。
人們會投資一個更好的未來嗎？如果——真的只是「如果」——投資會得到報酬的機率很高，而且其機制會可靠地供應那個更好的未來的話，答案會是肯定的。資本主義不僅創造一個未來導向的社會，它也需要有這樣一個社會存在。
然而，如果「更好的未來」這項承諾開始褪色，就會引發一種惡性循環。為何要儲蓄？為何要犧牲？為何還要接受教育？如果人們開始心生疑慮，就會減少工作，減少學習，減少儲蓄；如果他們這麼做，經濟成長就會減緩，進而實現人們的預言。資本主義最大的威脅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悲觀主義。
三個挑戰
現在，資本主義對更好未來的許諾面臨三個最大的挑戰：
一、許多人工作薪資停滯或退休之後，整體收入成長減緩。
二、孩子經濟狀況將比父母更好的機率降低。
三、以及持續惡化的氣候危機。
首先，由於經濟成長減緩，工作的不確定性增加，薪資隨著時間逐漸成長的期望愈來愈難達到。個人一生職涯中，收入增加的可能性已降低。麻州大學波士頓分校經濟系副教授麥可・卡爾（Michael Carr）與艾蜜莉・威莫斯（Emily Weimers）的研究結果顯示，中產階級收入往上增加至最高收入階層的可能性，較 1980 年代初期降低約 20%。部分原因來自於，在職涯初期獲得技能的成本愈來愈高，並且一進入職場便需要愈早卡位。現在的職場上，如果一開始在很底層的位置，已經愈來愈難往上爬了。許多大企業老闆曾吹噓，自己的職涯是從郵件收發室等底層工作開始的。未來我們將很難聽到這樣的故事。
現今收入成長不僅較上個世代減緩，對某些工作者而言，工資波動性也變大了；部分原因是愈來愈不確定的工時，以及在某些產業因為受貿易影響的失業風險，或更有可能是，因為機械自動化而失業的風險，從而被迫接受薪資更低的工作。
美利堅大學公共管理與政策系副教授布萊利・哈迪（Bradley Hardy）與肯塔基大學加頓商業經濟學院微觀經濟學教授詹姆士・茲利亞克（James Ziliak）的研究結果顯示，經濟學家所說的「收益波動」（income volatility）隨著時間增加，更令人擔憂的是，這情況在收入階級底層的族群身上尤其明顯。
有些波動是良性的：例如意外的獎金，或是副業發展不錯的一年。但大部分的波動，是失去收入。這種經濟力下滑的衝擊會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人類天生就有「損失厭惡」（Loss aversion）——換句話說，相同程度的得失之下，失去的痛苦，會遠大於收穫的喜悅。這也就難怪，許多工作者將「穩定性」視為最重要的目標。對許多人而言，收入的穩定跟收入的多寡一樣重要。
但那些為自動化機械所取代的勞工，被政策制定者當作免洗餐具用完即丟。各種再訓練方案都幾乎是徒勞無功。投資已然冷淡：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在貿易調整協助計劃（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制度上每支出一美元，美國政府就撥出 25 美元為菁英大學的捐贈基金減稅。許多學者呼籲應有類似工資保險的方案，彌補雇主不願意支付工資的風險。
第二，孩子生活將比我們過得更好，此一假設受到威脅。1940 年出生的人口中，有九成的人比他們父母還要富有。1980 年出生的人口中，比父母富有的比例降到五成。哈佛大學教授拉吉・切帝（Raj Chetty）與同事的這項研究結果，當然有漏洞可鑽：比如說，五成這個數字並沒有算入家庭組織縮小這一因素（如果加入這個因素，比例則是六成）。此外，1940 年出生的族群，其父母的黃金工作時期正好與經濟大蕭條重疊，要超越他們的生活水平會比較容易。
但是，事實仍擺在眼前：世代間的流動已經減緩。主要原因有二，經濟成長趨緩，而累積的成長收益只造福極小部分的人——金字塔頂端的族群（可參見 Heather Boushey 在《衛報》的Broken Capitalism 系列文章）。切帝估計，流動性減緩有三成是由於經濟成長趨緩，另外七成則是貧富差距加劇所致。經濟上，缺乏向上流動的管道，這個想法已經逐漸滲入大眾思維。現在，僅有三分之一的美國家長認為孩子會比自己富有，包括英國等其他許多國家則對未來持更悲觀態度。
氣氛很重要。如果前景大致看來不甚光明，似乎就不太適合投資教育，或冒風險創業，又或者搬去別的城市找更好的工作。事實與感受的交互作用非常複雜；但重要的是，在疾呼這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和訴諸「一切注定一壞不可收拾」的衰落主義之間，要找到平衡。
第三個挑戰，不是心理層面的挑戰，而是直接了當的生理層面：氣候危機。聯合國氣候變遷政府間委員會（IPCC）報告指出，全球氣溫攀升將帶來更劇烈的天氣變化，部分人口密集區域面臨危機、農業機制受到威脅。當然，我們必須評估代價與優勢。如果説經濟成長要為造成氣候變遷負責——確實如此——那麼也必須承認，經濟成長大幅提升了數十億人的物質生活水平。
問題在於，資本主義能否成為解方的一環，而非問題的一環；或者以環保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是否為唯一解答。歷史紀錄顯示，社會主義的方式並不值得讚揚。比如位於前蘇聯境內、全世界最大淡水湖泊貝加爾湖，曾被逾 1 萬 5,000 噸有毒廢料嚴重污染；而美國五大湖就不曾發生過這類狀況。確實，市場機制並不重視環境資源（與蘇聯式社會主義相比），但那並非市場本身的錯，而是政治人物的錯。資本主義不在乎氣候危機，但它本就不該在乎。將氣候變遷歸咎於資本主義，就像將酒後駕車歸咎於釀酒廠一樣。
五大湖並不是因為美國資本主義者讀了《寂靜的春天》，決定將地球環境擺在利益之前而變得乾淨。五大湖乾淨，是因為政府為了人民而保護它們。不管目的是善是惡，市場永遠為政治所形塑。經濟行為可以透過徵收夠高的碳稅來改變，進而改變市場運作。大多數經濟學家贊成徵收碳稅是好的，近期有 3,500 位經濟學者同聲為一份支持碳稅的報告背書，包括四位前美聯儲主席、27 位得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以及 15 位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
秋刀魚會過期，肉罐頭會過期，
連經濟成長都會過期
那麼，在上述三個層面上，資本主義心理學與理論的核心中那份更好未來的許諾，正備受挑戰。重點是，這個許諾能否在資本主義架構之下恢復，例如透過工資保險、資源再分配、碳稅；或者，資本主義這個機制本身就是該討論的問題。
就連某些支持資本主義的人都給經濟成長下了一個「有效期限」，認為那是在經濟史上克服物質匱乏的必要階段，而一旦越過這個里程碑，資本主義就變得不必要，甚至可能是危險有害的。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在 1848 年提出：「唯有在落後國家，增加產值仍然是個重要目標。在先進國家，經濟上需要的是更好的資源分配。」另一位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在他 1930 年的知名文章〈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中預測，一世紀之內，經濟問題將獲「解決」。換句話說，所有合理的物質需求將被滿足。各位，還有 11 年！
經濟成長有限期，這個概念也有三個問題。
首先，沒有人能決定何時算是成長夠了，因為我們對於物質充裕的定義也一直在變。冷氣原本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是「奢侈品」，今日則被視為必需品，86%的美國家庭有冷氣。所以，誰才是對的？彌爾無法想像凱因斯時代的汽車，凱因斯無法想像經濟學家約翰・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使用的個人電腦，加爾布雷斯無法想像我現在坐在飛越大西洋的飛機上，用連著 Wifi 的筆記型電腦寫作，諸如此類。資本主義成長的精髓就是，它沒有終點。
第二，資本主義基本上是成長導向的。市場在停滯的狀態下並不能良好運作，市場就像鯊魚，不是游來游去，就是死了。從未有人能服眾地形容出一個零成長卻又以市場為本的經濟模式。
第三，每次都是菁英思想家在決定成長足夠了、要適可而止；而當許多同胞仰望著他們時，心裡頭的感受卻可能不盡相同。
距離全球智囊組織「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出版《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以及經濟學家佛萊德・赫希（Fred Hirsch）出版《成長的社會極限》（Social Limits to Growth，暫譯）已超過半個世紀。前者的論點是自然資源的耗竭將使經濟停止發展；後者的論點則是，富裕人口之間對於地位商品（positional goods）（註 2）的競爭（物以稀為貴），將導致全體人類福利降低。雖然兩者預測都有其重要道理，但迄今皆尚未證明為真。
與上個世紀中期那格外繁榮的經濟相比，現在，市場推動的經濟成長當然早已緩下腳步，而且經濟成長也顯然只歸富裕人口所有；但是，成長並未停滯。
我認為，現在的問題並非資本主義會否終結、或將如何終結，而是資本主義如何再次為我們——我們所有人——重申那個更美好未來的承諾。
註 1：蘇斯博士 1990 年出版的經典兒童繪本《你要前往的地方》（Oh, the places you’ll go!）
註 2：指可以彰顯相對地位的商品，即取得可能性與購買人地位相關；其價值取決於該商品在人口中的分布狀況，而非商品的總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