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目前已知的最高居住地，是海拔 5,100 公尺的山城拉寧・科納達（La Rinconada），它座落在雄偉的安地斯山脈中段，山的兩側是秘魯和玻利維亞。那裡的年平均溫度只有攝氏 1.2 度，城郊環伺著一條被當地人暱稱為「睡美人」的冰河，一年四季向城裡釋放著寒氣。
拉寧・科納達遠在森林線之上，居民的視野中沒有綠色，生活條件則遠在文明的平均值之下，城內缺乏排水系統、公共衛生設施，沒有旅館、遊客，也沒有醫院，它是世界上最荒遠的聚落之一，可能也是居住條件最差的——山坡上堆聚著垃圾與廢棄物，水中瀰漫著汞和氰化物等有毒物質。
但是，這裡有黃金。
掘金在安地斯山脈已有數百年歷史，印加帝國便是一個非常擅於挖掘金礦的王國，最終引來西班牙征服者的覬覦與殺機。20 世紀中葉，拉寧・科納達周遭的山脈發現了金礦，掘金者開始湧入，形成千人規模的聚落；2000 年後，全球金價上揚了 235%，愈來愈多農人變成礦工，離開他們的田，登高來掘金。如今，拉寧・科納達是一座壅塞著五萬人的山城。
礦工們住得比雲還高，並不是為了來看風景。呼吸著只有海平面 55% 氧氣濃度的稀薄空氣，他們是為了脫貧，為了生計，這是人類求生發展出來的「適應力」。
十萬年前人類的先祖在非洲分了家，結成不同的隊伍，跨海遷徙，踏上不同的征途。
有些隊伍沿著海線發展，有些深入到內陸，有些則攀上山區，在這漫長的「尋找家園」過程中，人類的體質漸漸進化，針對不同的地形條件、氣候環境，發展出相對應的生存機制。
其中，險惡凍寒的高山地帶是最不宜人居住的，除了低溫與缺乏農作物，主要因素是缺氧——充足的氧氣是一具身體健康運轉的必要條件。當海拔愈高，受到的地心引力與大氣壓力同步下降，空氣的密度變低，含氧量於是更單薄，這時人體的血液流速減緩，循環效果變差，便有可能發生高山症。
拉寧・科納達所在的高度，屬於 3,500 與 5,500 公尺之間的「極高海拔區」，往下與往上一級，各是 2,500 到 3,500 公尺的「高海拔區」以及 5,500 到 8,000 公尺的「極限海拔區」。對於不習慣高地生活的平地人，一旦抵達 2,500 公尺，就有可能遭遇頭痛、失眠、頻尿、食慾不振、容易疲倦、心律增快等高山反應，全是含氧量降低導致的病理變化。要排除這些反應，最快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往山下走。
那麼，海拔 8,000 公尺以上呢？那裡稱作「死亡區」，人的意識開始渙散、肌肉衰竭、四肢末梢面臨巨大的凍傷風險，人體一個部位接著一個部位崩解著，本質上正在死去。唯有最強悍的無氧攀登家（不依靠氧氣瓶的攻頂者），有機會在「死亡區」向山神借來一點時間。
人類祖先遠離非洲後，遍及地球上各個角落，今日，全球有接近 2% 的人口居住在 2,500 公尺以上的高海拔地區，數千年的「高度適應」改變了他們的基因，這些高地住民比平地人發展出更好的呼吸調節與血液循環系統。然而，當初為何有些部族決定愈走愈高，直達大雪冰封的山地呢？
我猜，他們應該不是為了去看風景吧！更不是為了上山去尋找所謂的崇高感（那是人類直到 18、19 世紀隨著浪漫主義才興起的念頭）。或許某些人的 DNA 裡，鑲嵌了更為濃郁的探險因子，一種內在的神祕驅力，讓他們願意深入山區，以身涉險。
波瀾壯闊的大遷徙時代雖然早已結束，每年春夏的攀登季節，北半球的高海拔地區仍會湧入一批擁有探險因子的「高地暫時住民」，試圖挑戰全球僅有的 14 座 8,000 公尺以上的巍峨巨峰。由帳篷圍起的基地營是他們遮風避雨的家，一如南半球那座山城拉寧・科納達，高海拔遠征的基地營通常駐紮在 5,100 公尺上下——是的，人類有辦法久居的最高點。
今年夏天，我在世界第二高峰 K2 的基地營待了一個月，過了一段全然不同於平地的日子。K2 的海拔 8,611 公尺（想像無氧攀登者得在「死亡區」向上攀登 600 公尺的撼人畫面），基地營則有 5,000 公尺高，靠近巴基斯坦和中國的邊界，是地球表面最難到達的地方，從最後一座有人的村落阿斯科里（海拔 3,050 公尺）徒步到基地營，得在冰河上行走七日。
行前我對自己做了許多高山症的評估，以及相對應的準備。台灣百岳的海拔落在 3,000 到 4,000 公尺這個區段，已是高山症好發的高度，不過在我攀爬台灣百岳的過程中，不曾有過相關的症狀，也未曾服用過坊間流傳的抑制高山症藥物。因此我推測，我的體質比較不容易染上高山症，換言之，與生俱來的 DNA 在幫助我登山。
但凡事不能只靠先天，也要經過後天努力，才算掛上雙保險。我跑步、爬樓梯、騎腳踏車，認真鍛鍊自己的心肺，期盼到時上山後能更有效率地消耗氧氣。我也在出發前往巴基斯坦前半個月，到台灣最高的玉山群峰進行前期的高度適應，同時幫自己做心理建設，要相信自己的體能和精神力量，相信自己強大的隊友，因為心理絕對會影響生理。
生活在 K2 基地營的一個月，我確實沒有明顯的高山反應，或者說，那些症狀並不讓我感覺太痛苦，走一走容易喘、呼吸速度增快、流鼻血、臉水腫、皮膚龜裂、嘴唇脫皮、抽筋，這些狀況我都遇見了，它們卻不構成致命性的威脅。出山時，我甚至翻過了海拔 5,600 公尺的埡口，站上人生的新高度。
回國後卻發現，人們對高山症早有提防，卻從沒有人提醒過我們要如何應付「低山症」（City Life Sickness），症狀包括嗜睡、倦怠、心悶，對城市生活的繁繁瑣瑣、科技制約的揮之不去、交際應酬的意興闌珊而綜合出的一種厭膩感。明明醒著卻覺得像在夢遊，呼吸著囤積在台北盆地的暑氣，連性慾都很低落。
這一切，是真的發生過嗎？我一邊問自己，一邊試著重拾步調。
如果高度適應是預防高山症的手段，同樣的，認分回歸到平地生活，也得經歷一段「低度適應」期。一方面回到那個舊的身體裡，像一幅重新被勾勒清楚的人像素描，一方面自我確認，那個舊的身體其實被更新過了，除了皮膚表面的瘀青和擦傷，在接近靈魂的內部，也留下珍貴的記憶，貴重如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