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黑人之死並非體制的缺陷——而是體制本身

不論是警察暴力相向、缺乏醫療資源,或僅僅是試圖呼吸——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為長久以往籠罩美國的疫症所折磨,那名為種族主義的疫症


在美國,太多黑人正在死去。

在開著車時,在戶外遊玩時,在照護幼兒時,在吃冰淇淋時,在自己床上熟睡時(註 1)。我們一死又死再死,死在誓言服務與保護我們的警察手上。

然而,我們的死亡遠非如此而已。我們生產而死,無法呼吸而死,在心臟病發作時因治療不足而死,因醫生置我們的呼救於不理而死(註 2)

我們之所以死,是因為在那深深作痛之處——例如在貧困和監獄之中,我們的比例過高;而在有益之處——例如在高等教育、民選公職、聯邦司法體系中,我們的比例太少(註 3)。我們死於諸多原因,但有一個最為突出的原因:種族主義。

對黑人生命棄若敝屣,並非體制的一處缺陷;它就是體制本身。我們生來就命定要如此死去,或至少可以說,我們不是生來被保護、被尊重、被珍視、或被視做完整的人類的。這就是種族主義的運作方式,而在整個美國歷史中,它都一直有效運作著。

我們不成比例地占據著最低薪的工作崗位;不成比例地住在沒有安全飲用水和清淨空氣的社區,住在污染業者大展身手、學校資源匱乏、綠色空間,或甚至一家雜貨店都尋不著的地方(註 4)——而這一切絕非偶然。

這一切讓我們看見一個新的死亡統計數字:我們死於 COVID-19 的機率是白人的 3.5 倍。儘管黑人僅占美國人口的 13%,確診冠狀病毒的比例卻近乎二倍(22%)。並非冠狀病毒循著膚色找到我們;而是因為我們為另一種暗湧的疫症所折磨。

正視事實吧——那疫症,就叫種族主義。其病徵顯示在缺乏機會、貧富差距、沒有醫療保險、帶有偏見的刑事司法系統和大規模入獄、迫切需要幫助的學校、否定真相等,罄竹難書。

用膝蓋頂在一名雙手上了銬、央求著呼吸的男子頸部長達 8 分 46 秒,無視旁觀者疾呼「他要死了」——沒有任何政權,而唯有在種族主義之下,能把此舉視為警察對付涉嫌使用 20 美元假鈔疑犯的恰當手段。五年前,紐約市警察掐死了艾瑞克‧加納(Eric Garner),只因他以 1 美元的價格販賣未稅香菸。透過如此殘酷的算式,我們確切明白了黑人生命之於美國警方到底值多少。

6 月 2 日,艾瑞克‧加納的母親,於呼籲終止警察以任何形式鎖喉、壓頸的記者會上。(Getty Images)

每年,全美有逾一千名平民遭警方所殺——黑人遇害的比例,是白人的三倍之多(儘管當下黑人手無寸鐵的可能性更高)。這些警察之中,僅有 1% 會面臨指控。這樣持槍帶械的種族主義嚴重傷害著全美黑人族群。

傷害開始得很早:絕大多數黑人家庭認為有必要和孩子們「談一談」。不,不是談鳥兒與蜜蜂。這談話,為的是讓他們有心理準備,去面對日後警察不公而無禮的對待——並且去接受此等對待,因為即使是最微弱的抵抗,都可能導致死亡。

深植於這個國家政策、制度和慣例中的種族主義也許是歷史使然,但並非不可避免。比方說 COVID-19 疫情危機才爆發不久,此時有色人種暴露在疫情的最前線、卻是最晚得到救濟,而美國還有時間去改變這種已採用的種族主義模式。我們可以確保前線工作者(多為黑人與棕色人種)有充足的安全設備、確保雇主有責任保護他們的員工,而不僅是保護利潤。我們可以替面臨職涯中斷與前景未明的一代減輕學貸負擔。

只要我們有志,這個國家可以做的還有很多。

然而,種族主義剝奪了國家為所應為的意願。如果良心不足以實踐改變,那權力必定可以。在美國,政治權力來自我們的選票、來自憲政民主的力量與保護。有許多途徑可以為這個國家所用,以確保有色人種都能發出自己的聲音、確保他們的生命也是命,而這一切都通往投票箱。

今時今日,向所有正直、慈愛的人們所發出的號召,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簡潔嘹亮:投票!我們的生命就取決與此!

在全美各地,大批來自各行各業的人都加入了反對種族主義警暴的和平抗議行列,認可了黑人目睹親友殘酷死去的強烈苦痛與憤怒,在抗爭中團結爭取改變。

更多暴力絕不能是解方,也絕不能允許不懷好意者來轉移我們的焦點,或煽動我們的情緒。我們的訊息十分清楚明白:種族主義正在殺害美國黑人。而我們已經受夠死亡了。

 6 月 5 日,在抗議爆發七天後,華盛頓特區市長 Muriel Bowser 將 16 街的一區重新命名為「黑人的命也是命」廣場。(Tasos Katopodis / Getty Images)

註 1:2016 年 7 月 6 日,32 歲的非裔男子費蘭多‧卡斯蒂利亞(Philando Castile)在開車因車尾燈壞掉而遭 28 歲拉丁裔警察傑羅尼莫‧亞涅斯(Jeronimo Yanez)攔截盤查,並被連開 7 槍致死,同在車內的有死者女友和 4 歲女兒;該警於隔年被判無罪。2014 年 11 月 22 日,12 歲非裔男孩塔米爾‧萊斯(Tamir Rice)持玩具槍在公園玩耍時,遭旁人誤會報警,並遭到場警察開 2 槍致死;該警於隔年被判無罪。

2019 年 10 月 12 日清晨,28 歲的艾塔迪亞娜.杰弗森(Atatiana Jefferson)照顧 8 歲姪子時,因半夜家中大門敞開、燈火通明,鄰居出於擔心報警後,她遂遭一名前往查看的警察在自家窗邊開槍致死。

2018 年 9 月 6 日晚上,白人女警安柏‧蓋格(Amber Guyger)在執勤 13.5 小時後返回公寓住處時走錯樓層而未覺,看見公寓門半開後隨即拔槍警戒,正一個人在自宅沙發上吃冰淇淋的 26 歲非裔會計師柏森‧吉恩(Botham Jean)遂當場遭誤殺;隔年該警遭判刑十年,死者弟弟與女警於庭上擁抱和解。

2020 年 3 月 13 日半夜,26 歲的美國緊急醫療技術員布倫娜‧泰勒(Breonna Taylor)和男友於自家睡覺時,遭警方闖入,男友以為歹徒入侵而朝對方開槍,泰勒便遭 3 名警察開 8 槍致死,而警方原本的目標是距離泰勒家 16 公里外的二名毒販。

註 2:2017 年 1 月,非裔婦女 Shalon Irving 於分娩三週後死於高血壓併發症,引發了對非裔醫療資源的討論。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CDC)報告指出,黑人婦女死於懷孕或分娩相關原因的機率比白人高出 243%。

另一份 CDC 研究指出,非裔和拉丁裔美國人死於氣喘的比例,是其他種族的二至三倍。

2018 年《Journal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發表的研究指出,因心臟病發而住院治療的患者,相比白人,黑人患者較不會接受到進階治療(如高難度手術),或拿到一般治療指南下常見的處方藥物,且擁有醫療保險的比例也更低。

2020 年 4 月,紐約的 30 歲非裔教師拉娜‧柔伊‧蒙吉(Rana Zoe Mungi)死於 COVID-19,她早於一個多月前不斷嘗試接受治療、撥打 911,卻都被拒之門外、置之不理。

註 3:2018 年數據顯示,非裔美國人的貧困率為 22%,僅次原住民族的 24%,排名最末的白人則只有 9%。

2014 年數據顯示,非裔美國人占監獄/教化設施總人口的 34%,且入獄率是白人的五倍之多。

2017 年《紐時》報導顯示,在美國頂尖大學中,非裔和拉丁裔學生比三十多年前更低,在頂大新生中,非裔學生僅占 6%。

2019 年 Pew 研究中心報告,就過去五十年來說,黑人政治人物的增長軌跡並不均勻。1965 年沒有參議員或州長是黑人、只有 6 位黑人眾議員,到 2019 年只有三位參議員,沒有州長,眾議員則有 52 名。在柯林頓和小布希執政期間,內閣名單中的黑人比例與美國人口持平或更高,但歐巴馬第一個任期和川普政府中,都只有一名黑人內閣部長。

2019 年數據顯示,美國現任法官中,非裔僅占9.9%。

註 4:2018 年 EPA 統計,有色人種(非、亞、拉丁裔)占美國勞動力的 36%,但占 58% 的農業工人、70% 家務佣人、74% 行李搬運員兼門房,而過去的奴隸制貶低了這些工作的價值,使之成為美國最低薪的幾個工作。

密西根州爆發弗林特水危機(Flint water crisis),2014 年弗林特市欲停止從外購入自來水,自建管線,完工前便從鄰近弗林特河抽取使用,然而河水腐蝕金屬管線,始水源含鉛量高幅超標,危害市民健康。此事為市政府隱蔽,直到 2015 年才因密西根大學例行檢測發現。而該市約十萬居民中,有近六成為黑人。

據 2019 年非營利組織 EdBuild 在種族較為集中的地區進行研究研究,75% 非白人的學區,每位學生平均得 1 萬 1,682 美元資助,而 75% 白人的學區,則是 1 萬 3,908 美元,而這些學區學生總數相近(皆約 1,280 萬人左右)。也就是說,儘管學生數量大抵相同,非白人學區得到的資助較白人學區少 230 億美元。

2019 年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進行十座美國城市的綠地研究,發現綠地面積與市民收入和教育程度相關,也和種族相關。拉丁裔與非裔人口的比例,與綠地空間呈負相關;和白人人口比例則呈正相關。


本文作者德里克‧約翰遜(Derrick Johnson)為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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