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零族（precariat），一個由法國社會學家在 1980 年代結合 precarious（搖搖欲墜）與 proletariat（無產階級）所創的詞彙——正是當今入不敷出的歐洲勞工的代名詞，他們的人數之多，已成為一種新興的不安定社會階級
過去三十年來，歐盟的重心從社會保護與內部團結，轉移至經濟成長及全球化，此間變化已然成為歐盟所受最大批評聲浪之一。
結果是，貧富不均不斷加劇，並讓工作不安全、不穩定、低薪（低到甚至不足以支應基本開銷）的勞工階層危殆感攀升。
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5 月中公布的一項調查發現，僅有三分之一的德國人在月底仍有錢可自由支用，義大利人和法國人則是四分之一。
與此同時，法國經濟學家近期的研究則發現，歐洲財富排名前 1% 的人們，其平均所得的增長速度是財富排名後 50% 人們的兩倍。而貧窮率則和 2000 年代中期相同，維持在21%。
「歐洲各國政府在財政成長上相互競逐，削弱累進稅率的情況下，幾乎每國都出現了貧富不均加劇的現象，」盧卡斯・錢賽爾（Lucas Chancel）、湯瑪斯・白蘭奇（Thomas Blachet）和艾默利・潔辛（Amory Gethin）於 4 月發表的研究中寫道。
這招致的結果是，新一代「飄零族」正在歐洲逐漸生成：數以百萬計擁有工作卻入不敷出的人們。
法國
——《世界報》Charlotte Chabas，里昂採訪報導
「你得要有 360 度的視野和 3 條手臂，」克莉絲提爾・N（Christelle N）說道，她在自己位於里昂的小小廚房裡，盯著六個孩子快速扒食午餐。坐在高腳椅上的寶寶把食物泥吐了出來，一個青少年則抱怨他的薯餅不夠吃。「吃我的吧，」克莉絲提爾說。她常忘了自己也要吃飯。
其中兩個孩子是她的，另外四個則是她的保姆工作。這份工作只能勉強糊口，她常需要替鄰居熨燙衣服，才能讓收支平衡。
和其他四分之一法國人一樣，克莉絲提爾和她的兩個女兒共組一個單親家庭。三十年來，法國單親家庭數量增加了 87%，他們在黃背心運動中占據了重要位置，但這不代表克莉絲提爾有時間去做這件事。「連去上個廁所都是一種奢侈了，我怎麼找得到時間去抗議？」她說。
克莉絲提爾一直不缺工作，但她從未賺到足以讓她舒服度日的錢。她的履歷是一長串的低薪工作。舉凡管家、看護、服務生、接線員，為此受累的大多是女性。長期合約則相當少見。
為了配合各種不可預測、變幻莫測的家長及其雇主們，克莉絲提爾的工作日總是很長。孩子們來來去去，家長們也可能會拖款，她的收入變幻不定。「作為一個單親媽媽意味著你沒有權利犯錯，」她說。而儘管她的前配偶曾兩度在法庭中現身，卻不願意幫忙負擔子女的撫養費。
所以克莉絲提爾緊盯她花的每一分錢，在折扣店和二手網站購物，和另一位單親媽媽分租這間月租公寓（每人 800 歐元，約 2 萬 7,000 元新台幣），但她很快就要搬走了，因為房東要求收回公寓。「我們打給房產仲介時說我們是單親媽媽，他們直接掛了電話，」她說。
三個月前，她精神崩潰，必須停止工作一週。「我靠著尊嚴努力生活，但總是要活在不安全感中，這真的很不容易。」朋友們問她要不要去幫忙帶小孩，但外出的花費不少，她又能怎麼辦呢？
「你忘了該怎麼跟其他人相處，」她說。「在和成人對話時，我無法找到正確用詞。我活在世界旁邊，沒有真的置身其中。」
義大利
——《義大利時報》（La Stampa）Letizia Tortello，杜林採訪報導
早上 5 點 45 分，太陽還沒升起，史黛芬諾・凡茲尼（Stefano Vanzini）已經在辦公室裡，而他的孩子仍在睡夢之中。
「我們有一堆工作，這都是政府官僚的錯。十年前，我們想買下房子和倉庫，現在我們想賣掉他們，」他說道。
他的顏料公司曾是一個小帝國，由他的父親法蘭科（Franco Vanzini）在 1945 年成立。六〇年代公司工作繁重，但到了九〇年代，他們已擁有超過 10 億里拉（約 19 億元新台幣）資產。「我敢說我們當時從不裁員，」凡茲尼說。但義大利歷經數十年的經濟蕭條拖垮了他們。金融危機帶走了一些廉價競爭對手，但真正的衰敗始於 2012 年。他們的營收掉了一半。
凡尼茲說，每一天都是為了生存，在激烈競爭中奮鬥。「税收增加了，官僚體制和證照檢定帶來的工作量讓我們忙瘋了。」為了生存，「我們也接受零獲利的訂單，以維持金流，也不會讓工人待在家裡。」
現年 57 歲的凡尼茲還不打算放棄，雖然他知道自己的兒子不會接手這個事業。「我願意在經濟上支持他們，就像我父親為我做的一樣，」他說。「因為他們是活在危機當中的孩子，義大利已經不再是一個機會唾手可得的國家了。」
英國
——《衛報》Patrick Butler，英國採訪報導
在統一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英國的社會福利改革）如何對個體生活帶來改變——且絕非好的改變——的研究中，克萊兒・艾克曼（Clare Eckerman）肯定不是罕見案例。62 歲的艾克曼來自達拉謨郡（County Durham），是一名學校行政人員。2018 年秋天，改成這個新福利制度後，她每月收入少了 400 英鎊（1 萬 5,000 元新台幣）。她說，生活現在更加艱難了，壓力更大也更不穩定。
艾克曼也是一名已註冊認證的身障者，她有退化性健康問題。而她被建議（她堅稱這是錯誤的建議），從她在就業及退休金事務部（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s）既有的福利方案，改換成統一福利金。沒有人告訴她，這個動作將一夜砍去她的收入，而這是不可能再改回來的。
「這會加深你的擔憂和焦慮，」她說。「要達到收支平衡非常困難。統一福利金削減了大部分金額。我們現在無法負擔商店賣的衣服、無法讓自己享受生活——不能上電影院或外出吃飯。沒有買奢侈品的餘地。」
艾克曼的案子已由該區議員勞拉・皮德考克（Laura Pidcock）接手處理，皮德考克已要求退休金事務部向艾克曼給付錯誤建議賠償。截至目前，該部門仍表示沒有明確證據顯示該情況屬實。而身為數學碩士的艾克曼則表示，沒有人會在知情的狀況下，同意每年減少 5,000 鎊收入。
「當你繳了一輩子（税金和國家保險自負額），真的會很生氣，」她說。「我們正在想辦法，但實際而言，我們的損失很大。我們的客廳需要鋪新地板。我們的冰箱的座腳只剩下一邊。有很多事情，我們老是在說，要是每個月有那 400 英鎊『我們就能做了』。」
艾克曼說，此事不只造成財務困境，這同時也磨去她對國家的信心，她不再相信這個國家能保護她。「我對福利國家有著完全的信心。我相信我們是幸運的，我們住在世界上最棒的國家。他們（英國政府）會照料我們。而這全部的信心都被沖刷殆盡。粉碎了。」
統一福利金原本旨在將英國社會保障體系帶入 21 世紀。數百萬名救濟金請領人（失業者與低薪勞工）本應申領到一個新的救濟金額；六種分別的工作年資補助應該會納為同一種單月給付；它本會提高效率，且其系統的設計會激勵請領人從領救濟金轉向投入職場或增加工時。
但自從 2013 年在聯合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跨黨派支持）執政下試探性地推出以來，統一福利金一直舉步維艱。技術問題意味著，統一福利金要到 2023 年才能全面營運——比原訂計畫晚了 6 年。國家財政的高度緊縮已讓這項新福利政策（數百萬人抵抗貧窮的最後一道防線）變得不那麼慷慨，也毀了它那令人印象深刻的承諾：讓請領人能從工作中得到更好的生活。
皮德考克表示，艾克曼的案例演示了統一福利金對最窮困家庭的「殘酷漠視」。「就像臥房税（bedroom tax）（註）等其他福利改革一樣，他們的目標很紙上談兵：降低撥款額度，罔顧對於人們真實生活的衝擊。那些美好又簡單的語言已拿來當做斗篷，隱蔽一件件被社會安全網所遺棄的案例。」
儘管政府曾一度暗示，在統一福利金推行之下，不會讓任何人的生活變得更糟，但數十億英鎊的福利預算刪減——包含四年的補助凍結（benefit freeze，四年內無法變動補助層級）——已經改變了這件事。近期由財政研究所智庫（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thinktank）發表的一份研究指出，將在統一福利金制度下受益的人數共計 160 萬，但有近 200 萬人將每年損失超過 1,000 英鎊（約 4 萬元新台幣），其中損失最遽的便是身障請領人。
就政治面而言，一切都證明著它存在巨大問題。數百萬人在接下來的幾年內將採用統一福利金。與此同時，它的惡名不斷滋長：它是令人畏懼的財政緊縮象徵，一種遙遠且與現實脫節的狀態，也是收入水平較低者生活的動盪因子。就如艾克曼所言：「如果我當時知道自己現在會這樣，還用了統一福利金，我現在一定會嚇呆的。」
德國
——《南德意志報》Max Hägler，馬爾克爾科芬採訪報導
巴伐利亞山丘上，曾經是一片有著農莊、原野和樹林滿布的景象，汽車工業已讓馬爾克爾科芬（Marklkofen）等地與世隔絕了數十年。
但如今，改變卻在醞釀之中。而這不全然是件好事。無人車來了，電動車也早已在此出現。德國正處於落後的危險之中。同樣地，自動驅動零件供應商曼牌（Mann+Hummel）的起源地馬爾克爾科芬也擔心自己將落於人後。
「汽車產業主導著這個地區，」麥克・努斯柏默（Michael Nussbaumer）說道，他的母親、父親和兄弟都在曼牌工作，他半數朋友也都任職於此。
「訂單的狀況很好，」努斯柏默說，「但我們感覺得到變化。」變化來得緩慢，但從兩方夾擊：「產品和數位化。」
曼牌生產機油、燃油和空氣濾清器。全都仰賴內燃機。電動車革命能夠去除產業對這些產品的需求，因此對於馬爾克爾柯芬在汽車產業的未來中是否會占有一席之地，努斯柏默毫無頭緒。「我們須要針對產業變化和成果做更多討論交流，」他說。
該區市長彼得・艾斯古柏－勞瑟（Peter Eisgruber-Rauscher）表示，所有人都面臨好日子是否到頭了的不確定感。「我很清楚，每個人都很緊張，」他說，「我們現在已經走到了一個巔峰。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採訪當時，努斯柏默正在組織一場全國大型示威活動，旨在針對柏林的政治與商業活動。該工會的格言是「公平工作」。
「我們不可能阻止一切，所以至少我們要團結一致，」他說。至於誰能從自動化潮流中獲利，而德國又是否該投入其中並廢止內燃機生產，則是目前面臨的大問題。
否則，他們將回到那片農莊、原野和樹林——就如同 20 世紀中期時一樣。
西班牙
——《先鋒報》Rosa M Bosch，巴賽隆納採訪報導
不久前，瓊恩（Joan）有一份在國際紡織大廠的好工作，他有自己的家庭、一輛司麥特汽車，每年休假時還能去伊維薩島或布拉瓦海岸走走。
但金融危機、離婚和裁員，都讓他付出代價。現年 47 歲的瓊恩，如今和他的新伴侶與年幼的孩子一起住在他巴塞隆納酒吧的倉庫裡。
開酒吧並不真的能賺夠錢——有時候一天只會進帳 100 歐元——而且這家店很有可能會在今年夏天關門。顧客們不準時支付帳款；支出堆積如山。
「現在我只開晚上，從六點開始營業；我們曾有四個員工，現在只剩下我，」他說。
瓊恩是勞動中產階級的一分子；他們過去付得起油錢、水費和電費，從沒想過有一天會需要尋求社區團體的幫助。
「我從沒想過我會變成這樣。我的另一半正設法尋求當地社會服務的幫助，而我求助於能源貧窮聯盟（Partnership against Energy Poverty，簡稱 APE），他們建議我減少電費，才不至於被斷電。」
APE 成立的目的，便是向企業和地方政府施壓，以阻止社會最弱勢民眾的公共能源供應遭中斷。巴塞隆納區域與都會研究機構（Barcelona’s Institute of Regional and Metropolitan Studies）的一份研究指出，巴塞隆納都會區裡，逾 37% 的家庭在租金和相關房屋成本上花費超過收入的 40%，遠高於歐洲平均 25%。
「我這一代人比前一世代更苦，」瓊恩說道。「我們的父母能買下二手屋，每個人至少有一間公寓。但現在我半數的朋友都還困在自己爸媽家裡，要不失業、要不打零工，而且一旦超過 40 歲，他們就再也找不到工作。現在革命沒有爆發的唯一理由，是因為我們的父母還有公寓和退休金。」
註：英國自 2013 年起，對領取住房津貼的低收入戶者徵收臥室税，請領人家中若有閒置臥房，所得津貼將依比例扣除。此舉旨在刺激更多民眾回歸職場，卻也引來不少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