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座城市失去一間書店

The Passage of Youth 男人四十

週六凌晨一點,我從頂樓牽著單車搭電梯到一樓,把家門關上。這一年我睡得比較早了,除了週日晚上的 DJ 工作,不太會在這個時間出門。我騎出靜巷,轉入忠孝東路,整座城市都在休息,只剩那家 KTV 門前徘徊著喝醉的酒客、賣香腸的攤販,與趕過來要排解糾紛的警察,整條大街上,人車不多。

一個捷運站的距離,踏板踩個幾下就到了,我把車鎖在安和路上的人行道,把頭上剛才被風吹歪的棒球帽調整好,準備最後一次,在夜晚走進那家書店。它中庭那座倒數計時器在「噠噠噠」了幾個月之後,差不多快要歸零了。

很深的夜,門外依然聚集了好多人,全是模樣好看的年輕人,像一個個無家可歸的孤兒,依依不捨地圍在那裡,和同伴們談天、你推我我推你、百無聊賴地滑著手機,或者把一口煙淺淺地吸進去又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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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歇業前的最後一個週末夜,人聲鼎沸。(陳德政提供)

我像個初次來朝聖的觀光客,站在斜斜的丁字路口,往那棟華美的、曾以為會永遠佇立在街頭的建築物拍了幾張照,接著穿過中庭,那只電子沙漏即時顯示著最終的「告別時刻」:

誠品敦南店 倒數計時 001D 22H 38M 45S

樓上傳來 Soft Cell 的〈Say Hello, Wave Goodbye〉,我沿著樓梯走上二樓,鑽到人滿為患的雜誌區,闖入一場奇異的派對,空氣裡洋溢著青春的氣息與剛揮發的酒精,人群間穿梭著像小行星會發光抑或像黑洞會把光吸入的文化恐怖分子,氣場頗強!還驚喜撞見了九〇年代最酷的音樂品牌真言社的掌門人倪重華先生,他一頭優雅的白髮實在太好認。

在敦化北路開餐廳的朋友阿寬,正坐在一面臨時立起的銀幕前,和兩個來賓談論著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小四和小明,在他們身後相對無語。

這是一場連續 24 小時的狂歡派對,向這間每天營業 24 小時的書店致敬,瘋瘋癲癲的氛圍中,它依然存在著某種「節目流程」:週五夜到週六凌晨是一連串沙龍對談,而我被安排到週六上午要來播音樂。一票來賓中,只有我的「演出時段」被安排在週六上午,沒關係,我本來就比較邊緣。

我拿著冰啤酒和一些熟面孔打招呼,意識到這是我第一次被允許在這間宛如殿堂的書店裡喝酒,也是第一次在這裡感受到如此活潑的氣氛,騷動的搖滾樂中,告別紙卡像都市裡的塗鴉攻占了書店的每個角落。彷彿把二十年前墾丁的春天吶喊搬了過來,書店像一座即將拆解的樂園,讓孩子在裡面撒野、搗亂,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因為大人今夜不在家,或者,大人今夜也做回了孩子。

誠品敦南店最初是 1989 年在仁愛圓環旁開業,那是解嚴後的第三年,台灣島風起雲湧,而我仍在台南讀國小。1996 年它搬到一條街外的敦化南路、安和路現址,隔年我北上讀大學,這傳說中的台北文化地標,和西門町、忠孝東路的 Tower Records 並列前幾處我最早要去參拜的地方,我當時極有可能在半天內就走完了這套行程。

我還記得初次走進敦南店二樓時內心的激動,甚至是一種害怕,誰不記得呢?好多從來沒看過的漂亮精裝書,好講究的空間,好多不知從哪兒匯聚來的好看的人。建築師姚仁喜當初的設計理念是藉由拱型邊窗、室內層次的堆疊與收放,以及木質傢俱的採用,在書店裡創造出「空間的儀式感」,讓閱讀不只是閱讀,昇華為某種更神聖的體驗。

那是我所謂的害怕,當人進到一座神廟參觀,心中自然會萌生敬畏之情,只是敦化南路上這座廟,供奉的不是宗教,而是人對知識的渴望,對一個未來更美好的自己的嚮往。身為成長於九〇年代的文藝青年,誠品敦南店幾乎是他用來度量自己最重要的量尺。

大學那幾年我有個套裝行程是這樣的:從木柵騎摩托車到東區,先吃碗粉圓冰,逛逛 Tower Records 摸摸定價高不可攀的歐版 CD,再走到誠品敦南店消磨一整個下午。我會在環形雜誌區翻看那些定價很高、但紙質摸起來觸感好好,而且聞起來好香的進口雜誌,揣想著,自己未來有一天假如出書了,會不會被放到書檯上?或許我混得再好些,我的名字和照片會不會被貼在誠品講堂的門口?

時間回到 2020 年,我和這家書店的最後一夜,我蹓躂到凌晨三點,騎單車經過廣場時,想到小虎隊那首〈青蘋果樂園〉就是 1989 年在這棟大樓前拍的:

週末午夜別徘徊 快到蘋果樂園來
歡迎流浪的小孩
不要在一旁發呆 一起大聲呼喚
向寂寞午夜說 Bye Bye

這首歌,根本是為了今夜而寫。

週六早晨,台北出了大晴天,下了一星期的雨竟然停了,我昨夜睡不到幾個鐘頭,睡眼惺忪地戴著太陽眼鏡從地下街走往敦南,由熟悉的 6 號出口探出地表,世界在鏡片後化約為黑色與白色,又漾著一絲天空的藍光。我把電腦架好,開始我的早安歌單,我把這份歌單命名為「給一間即將消失的書店」,選了 31 首歌向這間化身為 31 年台北風景的書店致意。

那些歌有黑名單工作室的〈台北帝國〉,它同樣誕生於 1989 年,而且唱入了鄰近的忠孝東路;有林強和李宗盛對唱的〈台北孤兒〉,正是當年真言社發行的作品,我和主持人阿寬都是從南部北上打拚的小孩;有陳冠蒨的〈欲言又止〉,前奏和尾奏的捷運聲,是許多人來到這家書店前都會聽到的聲響。

那場世紀瘟疫仍在空氣裡浮動著,圍觀的、路過的或專程來聽歌的市民戴著口罩,與我們共享這個奇妙的上午,聽著一首首不曾在此用這麼大的音量被播出來的歌。如果我想傳達些什麼,其實都凝縮在最後一首歌〈Champagne Supernova〉的那一句歌詞:

Where were you while we were getting high?

然後曲終人散了,異常迷幻的週末中午,我在滿滿的要來和它說再見的人潮間默默進行著我自己的告別:我的第一本書曾被放在這個書檯上,我在講堂裡分享過《失戀排行榜》,中庭存放著我和一位前輩對談《猜火車》的記憶(那時還不曉得會拍第二集呢),B2 的文具館(從前是音樂館)是我從紐約回國後第一場講座「我的荒島唱片」發生的地方,不過幾個月前,我才在心愛的音樂館完成一場「再見敦南!」的演講。

這趟最終巡禮必須結束在音樂館,十年前的重新整修,把我曾經在《破報》上寫的一段音樂文字用金色的字體印在牆面上,我初次看見時感到一陣暈眩,覺得不可思議,那是一種「被肯定」的感覺,而今天,那面牆也貼滿其他民眾的語句。

有人寫:搖滾不死!

有人寫:Bye Bye 敦南 我的青春

我當年寫下的字句,在牆面上安然地與眾人的想念共存著,成為這篇跨越台北三個十年的大故事裡的一小段。最終我穿過中庭快漏光的時間,走出大門,想起這裡是我和前女友分手的地點,她當時在這工作,那天我倆在書店門口說再見,就再也沒有見過面。

每個在台北生活的人和這間書店都有一則私密的故事,以上是我尚未遺忘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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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館牆上的告別語句。(陳德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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