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式辦公室已死？摩天大樓可能倖存？從開關燈到泡咖啡，手機將控制一切？全球化都市會走入歷史？——又或者一切平息後人們會再度忘記教訓，等著重蹈覆轍？《衛報》作家追溯歷史、思忖未來，探尋建築空間在瘟疫蔓延後的變化
綜觀歷史，我們所處的都市和建築一直以來都為疾病所形塑，從抗菌的黃銅門把到寬敞且通風良好的林蔭大道，例證比比皆是。霍亂影響了現代的街道網絡，這場 19 世紀的流行疾病催生了汙水處理系統，而下水道上方的道路必須寬廣筆直，並且為防範都市過度擁擠，新的街道劃分法應運而生。
1855 年，一場始於中國的鼠疫爆發，造成第三次瘟疫大流行（third plague pandemic），這場人類和鼠輩抗衡的全球之戰下，進而改變了從排水管、門檻到建築地基的所有設計。而現代主義的清潔美學一定程度上肇始於結核病，通亮的療養院開啟了一個時代——將屋內粉刷成白色、浴廁鋪上衛生瓷磚，以及隨處可見的中世紀躺椅。建築設計的型式依循著對染病的恐懼，功能亦然。
如今全球多處商店大門深掩、辦公室遭棄守、市中心淪為鬼城，自我隔離狀態下的人們無一不和他人保持著社交距離，不禁讓人好奇 COVID-19 會對我們的城市造成何種長遠影響。房屋會變得更適合辦公嗎？人行道會拓寬，以便人們保持距離嗎？我們會不想再住得如此擁擠、不想在開放式辦公室工作、不想和他人同擠一台電梯嗎？排隊還會是人們喜愛的消遣娛樂嗎？
後 COVID-19 工作場域
有一間設計公司已將全部的注意力轉移到想像「後 COVID-19」景觀的可能模樣。設計研究部（Design Research Unit，簡稱 DRU）成立於 1943 年，長久來以大膽設想著稱。它塑造了戰後英國絕大部分的景觀，包括發現圓頂（Dome of Discovery）、倫敦的街道標誌和英國鐵路公司商標。現在，它將其創造動能變為想像力，設想建築如何協助抑制未來流行病的傳播，從室內和公共空間的布局，到物體表面的塗層——關注範圍直至奈米等級。
「最大的轉變會是人們對工作場所的看法，」斯科特·布朗里格建築事務所（Scott Brownrigg）執行長達倫‧康伯（Darren Comber）說道，該公司在 2004 年已和 DRU 合併。「我們見證了共同工作空間的榮景。但是，這一切過後，真的還有公司會想把整個團隊安置在和其他公司緊密混合在一起的地方嗎？」
共同工作的夢想建基於社交互動，在你等待手沖咖啡的同時，有望偶遇充滿創造力的自由工作者。但親近感似乎不再如此誘人。「我不是要建議大家回歸 1950 年代那種在蜂窩隔間內作工的型態，但我確信辦公室的密度會有所改變。我們將見證開放式格局的沒落、空氣會更加流通，會有更多能打開的窗戶。」
阿瓊·凱克（Arjun Kaicker）也有同感，他曾領導福斯特建築事務所（Foster + Partners）的辦公室設計團隊逾十年，該團隊曾替蘋果以及彭博公司設計偌大的新總部。「我覺得未來的走道和門廊會加寬，部門間會用更多隔板區隔開來，樓梯數量也會多上許多，」凱克說道，他現職於札哈‧哈蒂建築事務所（Zaha Hadid Architects），是洞察分析部的首腦。「曾經，所有設計都是為了消弭團隊之間的隔閡，但我認為往後的空間不會像現在這般開放流通。」
傢俱或許也會有所改變。「這些年來，辦公桌的長度從 1.8 公尺縮減到 1.6 公尺，再減到至今的 1.4 公尺甚至更短，但我想這種情形將被推翻，因為人們不想再坐得那麼近。」為了避免過度擁擠，他猜想或許會有立法規範每人最小辦公面積、限縮電梯的最大乘載量，和增加大廳寬敞度。
這所有改變都可能連帶對天際線產生巨大影響。「多樓層建築的造價成本會變得更高，效能也會變低，」他補充道，「這會降低開發商建造高樓——和超高樓——的辦公大廈與住宅時的經濟吸引力。」
凱克的團隊早已著手研究未來辦公室，碰巧的是，當時他們便已用上了一些他如今認為可能和「後 COVID-19」原則有關的事物。例如，札哈·哈蒂建築事務所以「非接觸式通道」為理念，設計了 Bee’ah 資源回收公司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沙迦的新總部，意味著員工在大樓間穿梭時，幾乎不需要用手觸碰任何物體表面。智慧型手機能操控電梯，進出時不需按下按鈕，而辦公室的門將採動態感應器和臉部辨識系統自動開合。
「從街道到個人工作區，我們希望能盡可能減少直接觸碰公用設施的必要，」凱克說道，並補充說明百葉窗、照明系統、通風，甚至連點咖啡都能用手機控制。由於傳染病的擴散八成源自接觸到受污染的物體表面，所以「不用手」有望成為未來潮流。
瘟疫圍城下，反思都市空間
社交接觸在疫情下已經變得罪大惡極，某些人將疾病的迅速蔓延歸因於都市密度，他們主張郊區是最安全的地方。「紐約的人口密度是引發毀滅性災難的原因，」紐約州州長安德魯·古莫（Andrew Cuomo）在 3 月底時於 Twitter 寫道，「必須即刻訂定降低人口密度的計畫。」另一派的人則從以汽車為主的美式生活型態中，看見希望的曙光。「只希望大規模的（都市）擴張有所幫助，」一名美國記者在 Twitter上寫道。
綜觀全美，病毒加劇了城鄉間的分裂，加上某些共和黨員將疾病傳播之責歸咎於（多數傾向支持民主黨的）城市居民。「人口密度在美國仍然是個令人緊張的課題，」波士頓東北大學建築系教授薩拉·詹森·卡爾（Sara Jensen Carr）說道。「這場流行病成了原本就對人口密度存疑、並且想要推廣以汽車為主的郊區生活的人們抨擊的依據。這些人正在重述百年前的論調。」
且此種立場有忽略肥胖的流行和氣候危機之虞，這兩者都隨著都市擴張而加劇——而高密度、可步行的都市能予以趨緩。「人們傾向於把責任推卸給個人選擇，但建築環境影響了這些選擇，」她補充道。此外，世上某些人口最密集的都市，已經證明了城市也能作抑制 COVID-19 傳播的最佳典範。
卡爾近期將出版的著作《健康地形學：健康與美國都會地景》（The Topography of Wellness: Health and the American Urban Landscape，暫譯）爬梳了都市應對公衛危機的歷史，以曾在南北戰爭期間擔任衛生官員的景觀建築師費德列‧洛‧奧姆斯特（Frederick Law Olmsted）之作破題，探討了紐約中央公園和波士頓「綠寶石項鍊」公園群的設計，認可「偶爾凝視自然景觀」對「人類健康和活力有益」。在家宅了幾個月後，我們是否都會重新審視公園和都市綠地，以及公廁、飲水機，和最重要的洗手設施等公共設施的價值？
許多 19 世紀的公衛理論根基於想像中的「毒煙」，這也或有所歧誤，但仍為人類帶來益處。古希臘以降，人們普遍認為疾病源自土壤，並藉著土壤的有害氣體或瘴氣傳播。
「瘴氣理論對城市影響很深，尤其是建築材料方面，」克里斯托斯·林特里斯（Christos Lynteris）說道，他是聖安德魯斯大學的醫療人類學家兼《瘟疫與城市》（Plague and the City，暫譯）一書的合著者。「鋪設石板路的風潮很大程度上是和當時的衛生觀有關，人們希望藉此將有毒氣體鎖在土壤中。」
當時的人認為，疾病可以穿透任何與土壤直接接觸的建築結構，所以牆壁的表面得牢牢密封住，建築物塗上一層又一層的油漆、灰泥和亮光漆等，形成了病菌難以攻克的屏障，用來對抗看不見的敵人。而裂縫是拉響警報的主因——不僅代表建物結構已朽壞，更暗示致命煙霧逸散的可能。
第三次瘟疫大流行在數十年間不斷在世界各地重演，造成共 1,200 多萬人殞沒，而林特里斯對此瘟疫的研究，揭露了疾病如何引發城市的極端措舉。「燒毀部分城市是當時最受歡迎的解決方法之一，」他說道，並援引了 1900 年發生在檀香山的極端試驗。當時計劃以一把火燒燼唐人街內受感染的區域（充滿種族色彩的計畫），但由於當時風向轉變，使得幾乎整個華埠都付之一炬。
其他國家也曾嘗試燒毀都市街區，打造「防疫封鎖線」，不過，一旦斷定主要病原攜帶者為老鼠，注意力便全數轉向保護建築物免於鼠輩侵擾。「世上的每座城市突然都有了工程師委員會，想方設法阻止鼠輩橫行，」林特里斯說道。「那是當時的全球趨勢，在 1910 和 1920 年代，從排水孔蓋到水泥屏障，數千項專利應運而生。」
對冠狀病毒的實質影響程度，他則持懷疑態度。「流行疾病有其自身的時效性，它們維持的時間極短，恐慌很快就會過去，後續人們也不再關注這些疾病。」
他點出了 2003 年爆發的 SARS 為例 ，人們發現香港的淘大花園社區成為「超級擴散」點：因為建物的 U 型排污管長期乾涸，使得污水管線中的病毒飛沫隨空氣倒流進多戶人家的浴廁中。事過境遷後，卻不見人們對管線和通風系統全盤修檢或大規模檢查以防重蹈覆轍。「一次性的流行病通常是過了就算了，不會有任何影響，」他說。「除非它不斷捲土重來，人們才會真的放在心上。」
如夢初醒，回歸在地
有些人藉著此刻的危機退一步思忖，重新評估關於城市建構方式的基礎設想。「這是有史以來最適合思考可步行城市的時刻，」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政治設計學教授沃特·范斯提堡特（Wouter Vanstiphout）說道。「冠狀病毒會是地方分權的催化劑嗎？我們有這些偌大的醫院、過著人擠人的生活，卻還是需要長途跋涉橫越都市才能抵達。當前的疫情突顯出，都市紋理應該被劃分為更小單位，如醫院和學校應坐落城市各處，並復甦地方中心。」
由於旅遊受限，在地商店街逐漸嶄露頭角：街角的商店和酒行庫存通常比量販店更為齊全。這次疫情讓近在眼前卻未曾察覺的改變明朗易見。范斯提堡特表示，他那些住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朋友們如夢初醒，「現在觀光停擺， Airbnb 滿是空屋，人們發現他們沒有鄰居、沒有社區、沒有城市。如果沒了遊客，就什麼都沒有了。」
冠狀病毒以不同形式揭露了觀光業和移民對世界各個都市的影響。在德里，居家隔離政策迫使成千上萬移工踏上返鄉的百里長路，停工更使他們繳不出房租。
「我認為擁護『全球化都市』的聲浪會削弱，」范斯提堡特說道。「都會網絡的流動造就了許多事物，但現在，人們愈發認為，城市應該是一個屬於安全、屬於家，繼往開來的所在。這一切可能被視作對移民的一記警鐘，但我認為恰好相反。它所要警誡的是觀光產業和造成暫時性移工的貧富差距；是零工經濟（Gig Economy）和不敷使用的公共設施。全球大流行疾病讓許多事情變得清晰：你可以看到公衛服務和適切的社福機制絕對有其必要性。它清楚地讓人們知曉，什麼才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