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在瘟疫年代

為了治好病,病人不得不從日常生活中被隔離出來。並非偶然的是,對一種被認為對於治療有益處的極端心理體驗——無論這種體驗是因藥物而起,還是因心理幻覺所致——最常使用的隱喻是「旅行」。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

寫作者過的其實就是一種自我隔離的生活,為了寫出好作品,自我隔離成為一種必要的手段,讓他盡可能不被外界的雜音干擾、不被主流的偏見誤導,可以專心一致地讓手、眼、心,這些源自身體的書寫工具,協調出韻律與節奏。

相對於染病者,寫作者的自我隔離是自發性的,既沒有社會壓力也沒有道德約束,把自己關在家裡,或更決絕地拔掉 WiFi 插頭、把手機關機,這些舉動與找來一張舒適的椅子、一個手感良好的鍵盤,服務的都是同一個目的——生產力。

一個有生產力的書寫者,代表可以在既定時間內敲出既定的字數,而字數會轉換為報酬,也就是溫飽。能夠有效率地產出,才有最起碼的可能把寫作當成一種職業,以上,都還沒顧慮到「當天有沒有靈感」這件事。

我讀過一個很有見地的譬喻,帶點反神話的色彩:棒球投手的對手,並不是站在打擊區上的打擊者,而是他手中那顆縫著漂亮紅線的棒球;同樣的,打者的對手,也不是站在投手丘上那個虎視眈眈、準備用各種刁鑽球路來伺候他的投手,而是手裡的球棒。

這個觀點直視事物的本質,卸除了人們賦予運動賽事(或其他創造性舉措,譬如畫一幅畫)的浪漫想像,把一項古老的技藝化約為人與物,或進一步是人與自己的對抗。棒球比賽之於投打雙方,不過是一種日常工作罷了,是一門必須反覆練習(因而也就不免枯燥)的手藝。

打擊區與投手丘相隔 18 公尺,在偌大的棒球場只佔短短的一段,我的床和我的椅子相隔約 8 公尺,幾乎等同於我住的公寓裡最長的直線距離。身為一個書寫者,我的對手也不是這次要寫的題目、某個嘮叨的編輯,或一個緊迫的截稿日,我的對手是那張該死的椅子。

每天最困難的事,就是坐到那張椅子上,一旦坐下了,我的手、眼、心自然會幫我處理接下來的種種。

2020 年人類迎來一場百年的瘟疫,人被告知要待在家裡,維持安全的社交距離,以壓平感染曲線。一個英國極簡派電子樂手以此為靈感,推出一張名為《Music For Isolation》(隔離時期的音樂)的 EP,曲目為:

  1. Isolate Yourself(自我隔離)
  2. Social Distancing(社交距離)
  3. Stay Home(待在家裡)
  4. Flatten The Curve(壓平曲線)

前三首歌的情境,早在疫情開始前,多數寫作者就身在其中了。我認識的寫作者,多半是不太熱衷社交的內向者(introvert),或許先天性格就得如此,才耐得住日復一日伏案工作的悶煩,與那一點點寂寞。內向的人喜歡與人群、社會維持著一段距離,寫作或許收入不多,可是在家工作不用受通勤之苦,午餐時不用聽某個煩人的同事講主管的八卦,這些無形的精神獎勵卻相當豐厚。

內向並不代表反社交(antisocial),內向的人同樣渴求外部的連結,只是那外部最好能夠導入到內部,產生心靈的交流,不只是酒肉的共享。

這場瘟疫讓書寫者忽然發覺,其他人也加入待在家中的行列,體會到他行之有年的生活型態,以及美國評論家蘇珊·桑塔格所言的那種「極端心理體驗」,即置身在密閉空間裡,卻想像自己正在旅行(這精準描述了寫作時的心理狀態)。

有愈來愈多人和書寫者一樣,必須每天坐到椅子上,雖然他們不一定把時間都拿來寫作,可能是追劇、到 IG 上傳限時動態、在抖音以為全世界正在關注自己。

COVID-19/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無論如何稱呼它,這個顯微鏡底下看起來很像按摩球的狡猾病毒,給後全球化年代帶來一場空前的浩劫,奧運延期、職業運動停擺、演唱會被迫取消,人們熟知的「娛樂」被強制徵收了。人們這才意識到,大自然才是終極的生物恐怖分子,這場瘟疫是人類疏於照料它一次猛烈的反撲。

瘟疫重新書寫了地球人的共同想像,看見全球化的暗面,如桑塔格所說:「疾病是生命的暗面,一種更麻煩的公民身分。」身為當代地球的公民,世界經濟是息息相關的(更明確的說,整個世界就是一個經濟體),既然地球上 78 億人口可以自由流動,對瘟疫的恐懼就更無所不在,也更感同身受。

《疾病的隱喻》寫於 1970 年代,桑塔格本身是乳癌患者,她在文中談論的主要是結核病與癌症這兩種疾病。當時,幹細胞療法、人工心臟、微創手術機器人這些當代醫學神話尚未被建構起來,但流行病誘發的心理效應與今日卻無二致,桑塔格在文中寫道:「任何一種被視為神祕之物並確實令人感到恐懼的疾病,即使事實上不具有傳染性,也會在道德上具有傳染性。像任何一種極端的處境一樣,令人恐懼的疾病也把人的好品性和壞品性統統暴露出來。」

焦慮、恐慌、利己、排他,猜想此刻擦身而過的人是可能的帶原者,瘟疫初期,人的壞品性確實一覽無遺(我至今無法理解搶購衛生紙到底為何),造成現代人恐慌的根本原因,是我們並不如醫學神話告訴我們的擁有這麼多健康籌碼。

然而,一種共同置身在人類的大歷史中,再清晰也不過的「時代感」,在曲線漸緩時默默凝聚了每一個人,地球得到喘息的機會:印度首都新德里幾十年來第一次能眺望到 200 公里外的喜馬拉雅山。人類的「不活動」讓空氣變清澈了,地球正在恢復秩序,此時人的好品性也開始抬頭,想起先祖是如何渡過鼠疫、黑死病、天花的考驗——自助也互助,是從另一場浩劫中生存下來的唯一方式。

美國的重災區紐約市,每晚 7 時城中各處會響起掌聲和歡呼,向醫護人員致謝,那些聲響在空寂的市街上構成動人的合奏。藝術家利用居家隔離期間創作音樂、拍攝短片、編舞、寫詩,透過網路讓他們的自我表達也像病毒一般蔓延開來,如同疫苗灌注到人心裡,去抵禦、消解那些不好的病毒。

災禍時常是偉大藝術的催化劑,意圖消滅異端以維護天主教正統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啟發了後來的《唐吉訶德》;沒有霍亂,卡繆不會寫出《瘟疫》;17 世紀一場席捲倫敦的鼠疫讓城裡的公共戲院歇業,莎士比亞關在家中振筆疾書,完成了《李爾王》和《馬克白》。

因為瘟疫而新加入的書寫者,獲得了過去少有的探索自我的機會,可以透過文字,重新想像與建構自己的人生,試著理解這個世界為何發展至此。至於那些每天都需要重新對抗一次椅子的職業寫作者,他們原本時時刻刻就在寫作。

社群網路、地球村、科技的普及,讓 2020 年這個瘟疫故事不再是少數人的故事,無論寫作的文字是什麼語言,或只是參加了一場線上派對,或發送了一個戴口罩的表情符號,我們都在用新的方式,書寫共同的歷史。


圖:攝影/BILLY H.C. KW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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