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情的威脅溜進了美國，空了街道、關了商店、壞了經濟，迫使人們躲進家中。
在這個「新美國」，以往擁擠的城市現在好似被遺下，宛如所有的人都在一夕間搬離了。現在這國度的高速公路，沒有交通高峰時段。一家又一家公司門口，都掛上「打烊」的牌子。
對許多人而言，此次冠狀病毒的大流行，牽涉到的是最為戲劇化的那種戰鬥——為生命、為食物、為金錢而戰；而對另一些人，足不出戶可能荒唐地無聊——是與百無聊賴、暴飲暴食、寂寥孤獨的戰鬥。
在俄亥俄州朴茨茅斯的嘉麗·卡梅爾（Kalee Kamer）已經戒酒 27 個月，且下定決心要繼續保持，她參加的一個康復互助會已改在線上舉行。克里斯·艾利森（Chris Allison）戴著藍色口罩，坐在一輛消毒過的警車裡，在奧克拉荷馬州諾曼這座安靜的城市中巡邏。北卡羅來納州牛頓市，牧師羅伯‧李（Rev. Rob Lee）召喚著黑暗中的希望，面前沒有半個信眾。
這是美國在 4 月初的 24 小時，在一個徹底變異的國度裡，隨著太陽升起、落下又再升起，時而停頓，時而全速前進
6:30 a.m.：邁阿密
—— 派翠西亞·瑪翠（Patricia Mazzei）
在邁阿密文化中，去一趟「萬塔尼塔」（ventanita）不只是喝一杯 1.82 美元、甜而綿密的「cafecito」而已；萬塔尼塔是關乎言談與八卦的，是愛管閒事的退休老人和滔滔不絕的工作狂聚集之地。排隊是禁忌。蠕動和推擠是到達櫃檯的唯一方法。
至少曾經是如此。
人群無視社交距離，持續在萬塔尼塔外頭聚集，人數多到市長威脅要咖啡廳關門。塞吉奧咖啡廳（Sergio’s）的義式咖啡機也還在不停運轉、滋滋作響，但2公尺外的地上匆匆貼了膠帶標記，提醒保持距離。
現在顧客小心地上門，隔著新裝的透明壓克力版點餐。許多人在拿到裝著食物的棕色紙袋後便匆促跑開。
「這是我唯一的外出，」現年 58 歲的黛西·阿布瑞尤（Daisy Abreu）說道，她在一家雜誌社工作，外帶了一杯咖啡加奶（café con leche）、一份芭樂糕點和兩個恩潘納達餡餅（empanadas）。但起初她先逗留了一下，去問候 61 歲的機場承包商雷納爾多·梅薩（Reinaldo Mesa），梅薩買了一杯咖啡和一份三明治。他也幾乎放棄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除了萬塔尼塔。
8 a.m.：科羅拉多州伊利市
—— 傑克·希利（Jack Healy）
雪莉·馬洛尼（Sherry Maloney）從床上爬起來，戴上口罩並前往喜互惠超市。今天是廁所衛生紙日。可能是。
謠言道，有一批紙製商品在前一晚送達。早上 6 點半開始，她和丈夫就一起站在超市外頭，等得直打哆嗦，祈禱著能搶到一包。
一個男人家裡只剩下三捲衛生紙；一個女人說她打算把尿布剪成正方形當衛生紙用。63 歲的馬洛尼則説她「現在會分配一捲衛生紙的用量，每次只用兩小節。」
長遠看來，美國國內衛生紙短缺肯定不是最嚴重的危機。但在一個富饒之地上，這當然不正常。
在大門深鎖的商店內，店員們擦拭購物推車、在自動收銀櫃檯噴灑消毒劑。在外頭，人人都在談論去一趟商店是如何演變成霍布斯式的大搶購。相互推撞的人龍、瘋狂的顧客。天知道每天有多少小時，這些壓力爆表的員工要暴露在一堆天知道哪種的細菌之中。
「情況開始變得難堪了，」馬洛尼説。但是今早排隊時氣氛友好。兩名好友相遇；「別跟他握手！」有人喊道。
門開了，馬洛尼大步走入。
10 a.m.：亞特蘭大
—— 理查德·福塞特（Richard Fausset）
在她的黃色校車大巴上，冬妮婭·布郎特（Tonnia Blount）換了擋，駛上這條她開了十年的路線，只不過現在沒有孩子要接送。他們全在家裡，困在亞特蘭大東南部勞工階級社區裡的小平房和公寓中。
然而，在亞特蘭大公立學校，每五名學生中，就有四名家境貧困到有免費或減價午餐的資格，而他們多半需要學校食堂才能溫飽肚子。所以，在可預見的未來中，這便是布朗特的工作：把她空蕩蕩的巴士停在馬丁路德金中學（Martin Luther King Jr. Middle School），載上裝滿了早餐和午餐的棕色袋子，然後在迷宮般狹窄的巷弄間分送，像是冰淇淋車司機一樣。
「我瞭解這些孩子，」她説。「我知道誰需要幫助。」
每隔幾個街區，55 歲的布郎特就會停一次車，然後按喇叭，直到家長、祖父母或阿姨們出現。「你家有幾個小孩啊？」坐在巴士後座的一名同事會笑著問道，並把袋子遞下去給他們。
有時候，這些小孩早就不小了。19 歲的布萊恩·布希（Bryan Bush）穿著毛衣和連帽衫走出公寓。他本來一直在六旗喬治亞（Six Flags Over Georgia）遊樂園工作。
「沒在做了，」他說，抓起一袋早餐和一袋午餐。
11:40 a.m.：波士頓
—— 凱特林·迪克森（Caitlin Dickerson）
塔利亞·巴德爾（Thalia Bardell）蹲在筆電前面，筆電靠在椅子上，置於未整理的床鋪和梳妝台之間約一公尺寬的楔形空間裡。
「嗨，B！」她對著螢幕高聲說話。「狗狗們還好嗎？」
「牠們很麻煩，」螢幕回答。
巴德爾是教「barre」健身操的教練，這種運動取經自芭雷舞、主要面向 20 到 40 幾歲的女性。當波士頓封城時，她的客戶拜託她想想辦法，將他們的身心從對疫情的無庸憂慮中解放出來。
早在危機爆發以前，如 Peloton 等健身公司便替其販售的器材配備遠端教練，直播運動指導便應運而生。而現在，遠端課程已是剩下為數不多的選擇。
她請學員們注意。「好了大家，我們開始吧！」護士、調酒師、教師和金融分析師出現在螢幕上，跟著她做了一系列的深蹲和弓步動作，而她則如節拍器般準確地彈響指頭。
「凱莉，步伐很美！」她説。「瑪蒂，臀部再低一點。」
巴德爾深信要快速動作，便不會有人有時間停駐在苦痛中。「現在，你在自己身體上感到生理上的不適，也在這個世界中感到情緒上的不適，」她說道。「而我們要攜手度過這一切，就像我們一起上的每一堂課一樣。」
12:30 p.m.：馬薩諸塞州阿姆赫斯特
—— 阿內摩娜·哈托克利斯（Anemona Hartocollis）
被困在安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校園裡的中國籍學生亞莉安娜‧李（Ariana Lee）走進食堂，途經疫情大流行時期的警告標誌：「出入管制」。
供應餐點的員工看到她時，氣氛歡快了起來。她愉快地和他們打招呼。「嗨！我可以來點雞肉塔可和墨西哥米飯嗎？還要一點酪梨醬和莎莎醬，麻煩了。」
這陣子，課程改為線上上課，整個校園宛如一座鬼城。在走往餐廳的一分鐘路程中，今年大四的李只見到了一個人：一名管理員推著裝滿清潔用品的推車穿過公共休息室，像一艘孤零零的船，漸漸被捲入暴風雨中。
服務生帶著手套，但沒戴口罩。打開的麥片罐空空如也。食堂裡的桌子都用警戒線封了起來。
她説，食物比疫情爆發前更美味，但份量較小。不過，她傾向不去市區買東西吃，因為「街上的人會說種族歧視的話。」有天，一名男子用種族歧視的字眼罵她華裔美籍的朋友，還說就算戴上口罩也沒用。
她的父母已離開北京，正在香港的一間小公寓進行為期兩週的隔離檢疫。他們必須在手腕上戴追蹤器，食物會送到他們家門口。她母親會在每個包裹上噴灑消毒劑。
李走回宿舍，打開她的棕色紙袋，把食物放在桌上：兩根香蕉、一顆橘子、裝在外帶紙碗裡的米飯，和一盒雞肉塔可。她看著面前的食物，宛如那是一幅靜物畫，遲遲沒有開動。
2:04 p.m.：賓州匹茲堡
—— 坎貝爾·羅伯森（Campbell Robertson）
牛奶事件發生在午餐後，在 8 歲的孩子對長除法失去耐性時。這是他這天第二次鬧脾氣，第一次是因為找不到一件運動衫，那次的聲音相當大，但至少沒有把牛奶撒得滿餐桌都是。
從兩週前開始，現年 39 歲的董譚英（Tanying Dong，音譯）便在家教孩子自學，努力確保大兒子每天多少做一點功課。當大兒子全神貫注地聽課時，他 2 歲和 5 歲的兩個弟弟窩在播放著 PBS 兒童台的柔和螢幕亮光下。董譚英終於有空開始做她那些沒完沒了的工作，例如她在公法部門的有薪工作。然後是家務事，三餐，問候朋友與親戚。
她有三個正值破壞力巔峰年紀的兒子，現在孩子們沒學校上、沒托兒所、沒保母、沒遊樂場、見不到朋友，而且大多數時候也見不到其他成人。
在這一切雜事之外，她還做起了針線活——特別是全家人的口罩。董譚英的丈夫是一名幼兒麻醉科醫生，雖然他任職的兒童醫院，還未如其他許多城市的急診室那般變成戰地醫務室，但情況可能很快就風雲變色。
針線活一直進行得不錯，直到 5 歲的二兒子把縫紉機推倒在地。她的丈夫似乎把機器修好了。今晚孩子們上床後，她再用看看便能知道了。
2:49 p.m.：奧克拉荷馬州諾曼
—— 曼尼·費南德茲（Manny Fernandez）
警察艾利森讓一輛紅色 Chrysler 300 停在路邊，從副駕駛座那一側走近，請駕駛出示駕照和保險。那人從汽車手套箱裡拿出文件，靠在窗戶上。但艾利森沒有碰那些文件。
反之，他拿出了手機。「好，我拍張照，」艾利森告訴那人。
34 歲的艾利森負責巡輪諾曼市西南部，那裡的居家禁令已經生效，而且這區已有四名療養院居民死於此次疫情。現在的諾曼市非比尋常，警察工作也是。這份工作最平凡的部分，已成了潛在危險。
過去，在總部的換班簡報時，警官們通常一桌會坐兩人，但社交距離下，勤前教育（也停止了，警官們在外出執勤時還會相互保持一定距離。這天，艾利森的午餐被好好擦了一遍：他用高樂氏消毒濕紙巾替奶昔、茶，和本就包在塑膠套裡的吸管都消了毒。
以前在他下班後，總習慣將他的警用 SUV 停在家門外，走進家擁抱妻子、5 歲的女兒和 1 歲的兒子。而如今，在碰到任何人之前，他會直奔車庫，在那兒先脫衣服、將制服塞進洗衣機、消毒他的所有設備，接著直奔淋浴間。
結果，那輛 Chrysler 300的車牌與車輛不符。也許是一輛贓車，又也許駕駛尚未替車子註冊。在 SUV 駕駛座上，這位警官請求支援。然後他準備再次面對駕駛。他伸手去拿放在副駕駛座位上的藍色布口罩。
4:16 p.m.：佛羅里達州奧蘭多
—— 奧德菈·D·S·伯奇（Audra D.S. Burch）
金伯利·米切爾（Kimberley Mitchell）是家傳事業「米契爾葬儀社」的第二代禮儀師，她把悲愴中的一家人聚集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在這個社交距離主導的時節，她唯一的目的是要幫助他們堅持住最細微的一點文化傳統。
她直視著坐在辦公室對角家族代表的眼睛。一個月前，她會把手放在家屬肩上，以示安慰。
這日下午，她溫和地列舉出一套令人眼花撩亂、超現實的安全規範，這些規範正重塑著美國埋葬往生者的方式。這一家人決定在教堂做一個簡樸的半小時禮拜。這間教堂有 22 排長凳——但總共只有七名哀悼者、一名牧師和兩名工作人員。一家人決定，一旦這個國家恢復正常後，便要舉辦告別式。
「對某些人來說，這樣向所愛之人告別，如同『未完待續』，」她說。
疫情爆發前，米切爾以擁抱迎接因失親而步履蹣跚的家屬。現在這樣做實在太過冒險。現在，悼念者必須輪流進入停柩室，每次只能有一小群人。
這一切令人觸目驚心，心力交瘁，無所依歸。
但米契爾還有笑容和話語。她仍能藉由背誦《詩篇》第三十章—— 一宿雖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歡呼——來給予希望，和治癒的應許。
「最難過的是，看著誰獨自傷悲，」她説。「試想那景況——獨自一人。」
5:01 p.m.：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
—— 瑞克·羅哈斯（Rick Rojas）
從早上 7 點 10 分開始，史蒂芬·蒂梅托波路斯醫生（Dr. Steven Demetropoulo）便一路看診至現在。他很累了，但他肩負重任。
他得開著他的小貨車回家，才能快速更衣，然後再次出門直奔市政廳，他希望能去那說服議會實施宵禁。二月時，蒂梅托波路斯成為墨西哥灣沿岸、擁有 2 萬 1,000 人口的帕斯卡古拉的市長。他以主打經濟增長和美化市容的政策參選。
但現在，他也替市民錄製影片，教導大眾如何在近幾十年最糟糕的公衛危機中生存下來。「我是史蒂芬醫生，你們的市長，」他身著綠色醫院工作服（scrubs）坐在市長辦公桌前，對著鏡頭說道。明天他要再拍一支影片，講述飛沫如何經由空氣傳播，以及人與人之間要相隔 1.8 公尺的重要性與箇中原因。
他的建議不僅限於生理健康。「保持信念，持續祈禱，」他在另一支影片裡說道。「我們會攜手度過難關。」
7 p.m.：俄亥俄州朴茨茅斯
—— 丹·雷文（Dan Levin）
卡梅爾躺在床上，依偎在她男友和他們的貓「Dirtball」身旁，正在用 Facebook 直播參與一個藥物成癮者康復會的線上聚會。
在對海洛英、冰毒、快克古科鹼，和任何弄得到手的毒品成癮數十年後，卡梅爾如今已戒毒長達 27 個月，卻在 3 月 15 日失去了在漢堡店的服務生工作。她和同在戒毒中的男友克里斯·基頓（Chris Keeton）一起將屋子打掃得一塵不染。他們一週要看四到五場線上康復聚會的直播。
在這個小鎮、這個俄亥俄州鴉片類藥物氾濫的中心，誘惑總近在咫尺。
這對情侶的目光牢牢釘在 Facebook 視訊會議上，這場聚會由當地成癮者康復會「原癮」（Raw Addiction）主持。
凱西·紐曼（Kathy Newman）是一名戒毒治療顧問，自身已經遠離毒品近九年之久，敦促著如卡梅爾這樣的觀眾們嚴格遵循療程。螢幕上冒出了一堆表情符號，觀眾們齊聲喝采表達支持。
數百則留言時時出現——這些是通常會面對面分享的、希望與絕望的證言：
我很怕我又一次拿起針筒……我需要出門走走。
我在勒戒所。
4 月 6 日就是我停止用針的第 18 個月了。大夥兒，你們給了我很多啟發。
32 歲的卡梅爾也寫了一則留言：
在牢裡蹲過兩年。已經三年半沒見到我兒子了，戒毒 27 個月了。他是我之所以沒有重蹈覆轍的巨大動力！#目標
這只是茫茫留言海中的一個聲音。
我戒 31 天了。
我是第一次來看的菜鳥。
我快要崩潰了。
9 p.m.：洛杉磯
—— 提姆·阿蘭戈（Tim Arango）
照賽程安排，這天有場洛杉磯道奇隊對上科羅拉多洛磯隊的比賽。但道奇體育館空無一人、大門深鎖，在這美國最擁擠城市之一，外頭的鳥鳴比僅存的一點交通噪音還要喧囂。
所有熟悉的面孔都不在此處。兜售 T 恤的人、帶著保冷箱來賣啤酒的人、賣黃牛票的人、在場館停車場入口上坡前方「非請勿入」警告牌旁料理著培根捲熱狗的女人。
獨自慢跑的人一個接一個從廣告看板下跑過，看板上宣傳著當季門票——當下這個進退維谷的賽季。一名帶著外科口罩的人遛著他的巴哥犬經過。
29 歲的左投艾力克斯·伍德（Alex Wood）原訂會代表道奇隊站在投手丘上。本來約莫在此時，洛磯隊應該做完揮棒練習了，而伍德應該在球員休息室（clubhouse）和他的捕手與投球教練商討比賽戰略才是。相反地，他人在數百里外的亞利桑那州，借住在一名隊友家中。他説，最近大部分的日子裡，他都只是在蹉跎時光，並試圖維持「一些理性的表象」。
在本該在賽場上揮汗的時候，他說自己所做大概和其他所有美國人無異：吃東西、看電視、睡覺。
伍德鼓勵沮喪的球迷保持耐心。「持續保持興奮之情，」他說，「一旦賽季再開，就全部釋放出來。」
11 p.m.：密蘇里州北堪薩斯城
—— 約翰·艾靈根（John Eligon）
唐娜·達納西（Donna Danahy）在州際公路旁的一間旅館內，她坐在床墊上，因恐懼和不確定性的浪潮襲來而惶惶不安。
幾週前，牛排與奶昔（Steak’ n Shake）餐廳轉為僅供外帶後，原本在那當服務生的達納西也因此失去了工作。於是，58 歲的她也失去了本該拿去支付新套房首月房租（600 美元）的收入。
原本和她一起住的同事搬離了這個小鎮，使得達納西無家可歸。她把 2006 年產的豐田 Camry 停在一個卡車休息站好幾天，拉起用魔鬼氈黏著的窗簾，把擋風玻璃上的遮陽板放下來，並把她約 150 公分的車架底盤塞進後座，枕戈待旦地試圖入睡。有時，她閉上眼睛希望自己永遠不會再醒來。有時，她就是不能原諒這樣無法穩定生活的自己。
「走到這步田地，我覺得都是咎由自取；這是我自己對自己做的好事，」她説。
她原本計劃在 4 月 1 日搬進新家。但房東跟達納西説，如果在 4 月 14 日之前還沒能收到她的租金，就要把公寓重新開放出租。她錄取了一個時薪 13 美元（約 390 元新台幣）的雜貨店熟食區工作，但要等到她拿到出生證明才能開始上班，而那份文件仍在送來的路上。
一家社服機構為她安排了一週的旅館房間。但當一週結束後，她該怎麼辦呢？她哭了起來。在此刻，人很難不感到脆弱。她有氣喘。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會因為這樣四處奔波而染上病毒。
12:40 a.m.：華盛頓州柯克蘭
—— 麥可·貝克（Mike Baker）
譚美·維特羅斯基（Tammy Wiatrowski）拿著一本花卉圖案的日記本，蜷縮在粉紫色的組合沙發上。她從3月初開始寫日記——在她作為護士長，四天內在加護病房上了 57 小時班之後。重症加護病房面對的，是這個國家第一波暴增的死亡、供應的短缺、居家隔離的員工，和可怖的未知數。
「隨著那個週末到來，愈來愈多患者在與病毒的抗戰中敗亡，我意識到我的兩個女兒和五個孫兒都有可能染病，也都有可能失去性命，」她說。
那個週末，她告訴女兒，恐怕要等到數個月後她們才能再團聚了。自那之後，她家一直很安靜。沒有睡衣派對，玩具槍閒置一旁，電玩遊戲的主機電源關著。維特羅斯基反而跑去購物，她把買來的雜貨放在女兒家門口，然後往後退了幾步。
「這樣才能在她開門時揮揮手。告訴他們『我愛你們！』我的孫子說：『奶奶，沒關係的，我可以給你隱形的抱抱！』，然後他伸出雙臂……」
14 年來頭一次，她的工作疏遠了她和所愛之人。對她的病患來說亦是如此。
維特羅斯基無法讓家屬們握著至親的手，陪伴病患嚥下最後一口氣。她無法擁抱那些悲痛的人。她無法幫他們拿到任何遺物作安慰，像是一縷頭髮或心電圖紀錄。
「我甚至不能給家屬一張記載他們心跳的紙，我無法排除它被污染的可能。現在一切好像都被污染了。」
1 a.m.：加州柏克萊
—— 艾美·哈蒙（Amy Harmon）
在這距離正常有好幾億光年的一天將結束之際，恩克里·林蕭（Enrique Lin Shiao，音譯）按照正常時期的學術科學家作業方式，帶頭提供數據。
儘管名聲顯赫的加州柏克萊大學生物學研究室（他在那擔任後博士研究員）因常規研究而關閉、儘管31歲的林蕭正一邊吃晚餐，一邊在 Slack 上和同事們分享他的研究結果，這都沒有關係。真正重要的是，提供數據給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簡稱 FDA）乃是獲得批准、進行更迫在眉梢的新冠病毒臨床實驗之先決條件。
而數據很不錯。
「幹得好，」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創新基因研究中心（Innovative Genomics Institute）負責人詹妮佛‧杜德納（Jennifer Doudna）回道，她正在自家客廳研究著林蕭的圖表。在美國，給潛在感染者的檢測量不足，這讓一些分子生物學家們苦惱不已，他們的研究經常需要參考用來檢測患者鼻腔拭子（鼻涕等分泌物）中病毒基因的基本檢定程序。
杜德納是基因編輯工具「CRISPR」的聯合開發者，她把自家研究機構的一樓改造成檢疫中心，目標是每天處理至少1,000個樣本。但首先，該團隊需要向 FDA 證明他們有能力測出最低水平的病毒。
在那些顯示團隊所做測試結果「高度敏感」的圖表上，林蕭的一些同事按了「鼓掌」和「著火」符號祝賀，另一些人則揣想著未來，想著他們何時會再重新開始。
5 a.m.：紐約市
—— 提摩西·威廉斯（Timothy Williams）
石灰色的天空籠罩在中央公園上頭，細微的星光在城市頑固的光害中顯得黯淡。
園內東草坪（East Meadow）鬱鬱蔥蔥的青草地用籬笆圍起，「請勿進入」的標誌預示著夏季的日光浴和野餐活動即將到來。然而，這塊草地現在卻沐浴在白色醫療帳篷海中，這些從北卡州運來的帳篷旨在幫助這座城市不堪負荷的醫院體系。
一共 14 個帳篷，裡頭什麼也沒有，除了 68 張移動式金屬病床，上頭整齊地擺放著一樣的白色床單與枕頭。
基督教慈善機構撒馬利亞救援會（Samaritan’s Purse）運來自己的物資。一旦這間野外醫院得到衛生部的最終行政批准開始營運，紐約市當局將會在此提供醫療服務。在重症加護病房帳篷裡有十張病床，每張床都配有如今世上最搶手的醫療設備：一台呼吸器，要價高達 5 萬美元（約 150 萬元新台幣）。
撒馬利亞救援會曾用同樣的野外醫院，在賴比瑞亞治療感染伊波拉病毒的家庭、在厄瓜多地震後照護困於廢墟中的居民、在伊拉克替遭伊斯蘭國的炸彈碎片擊中的兒童動手術。
三月中，在此次疫情中死亡人數最慘重國家之一的義大利，該組織於北部城市克雷莫納搭起了一間相似的野外醫院。而現在，這些野外醫院首度部署於美國。沒人知道在曼哈頓中心，需要這樣一間野外醫院會持續多久。
6 a.m.：北卡羅來納州牛頓市
—— 莎拉·墨沃許（Sarah Mervosh）
當牧師羅伯·李在桌前坐下，拿起他的鋼筆開始寫作時，天色仍暗。
即便在平時，27 歲的李也一向起得很早。然而，自從疫情爆發，使得所有常規都亂了調，包括週日的教堂禮拜，之後的幾週裡，他一天比一天起得更早，完全用不著鬧鐘。
他想著他的 50 幾名教友，和此刻全球共同的「集體痛苦」。他想著妻子，她的行銷工作少了很多上班時數。他想著他的母親，她是一位安寧病房護士。而要老實說的話，他也會想著自己，想著他自身有限的生命。一年半前，他其中一個肺在氣喘發作時塌陷了，讓他在疫情肆虐下更不堪一擊。
三月中，隨著危機加劇，他在社群媒體上向網友呼籲提出代禱，請感到孤單的人寄信給他，他會親筆回信。至今為止，他已經收到 300 多封信：
我孤身一人在加州，離家人很遠。
我今天剛丟了工作。
在這段日子裡，我感到孤單又不安。
羅伯特·愛德華·李將軍（Gen. Robert Edward Lee）是南北戰爭期間的大將，曾因公開反對白人至上主義和南聯盟紀念碑而登上新聞頭條；他的後代羅伯‧李認為，眼下的危機是這個國家另一個關鍵時刻。
寫回信給祈願者已成為一種平息他自身焦慮的基礎儀式，同時是個小小的反抗之舉。「這種感覺是，我們好像就要現身露面了，」他說道。
「冠狀病毒糟透了，但它不是我們作為一個群體的全部。它不是我們故事的結尾。」
註 1：Ventanita 西班牙文原意為小窗，後代指提供古巴咖啡與拉美小點的街邊小吃店，為邁阿密飲食文化特色。
註 2：霍布斯式（Hobbesian）是形容與政治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觀點相似的狀況，特別常用於形容人類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相互競爭、爭鬥。
註 3：指警察勤務執行機構於執行勤務前，召集各出勤人員所為之集體訓示。其目的在檢查應勤員警攜行裝備及機具是否齊全、堪用，宣達重要政令並提示任務及執行要領與應特別注意事項，以利任務之遂行及確保執勤之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