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個泥人，從頭到腳趾覆蓋泥土，沒有一吋例外，像是上班途中掉進大泥沼裡剛爬出來，一個個白紗布蒙著眼 ，夏日正午，泥人們在烈日下排成一排，徐徐前行。這是來自巴西的集體越軌劇團（Desvio Coletivo）帶來的作品 CEGOS （BLIND）《不見》。
如果要以藝術行動占領一個城市，你會找什麼目標？古蹟？政府機關？著名地標？如果是在台北，你又會選那些點？Desvio Coletivo 選了西門町、總統府、中正紀念堂。
圍觀的民眾好奇無比，竊竊私語。「是誰啊？作什麼？」「又在抗議吧？」，泥人們不語，只是緩緩前行。行過西門町，正好某少女團體舉辦簽唱會，台上台下青春熱力十足，對照泥人，像是一窩泥鰍放進了五色錦鯉池。眾人側目，泥人沒有回應。經過警察局，泥人們舉起手敬禮，四周響起喀擦喀擦快門聲。
行經總統府後門，憲兵一個箭步上前，卻不是對泥人們發話，而是對拍照的人：「那個，小心，請不要站在馬路上拍照。」泥人們繼續往前。
中正紀念堂，白日藍天，白色拱門上「自由廣場」四個大字，飽滿淋漓的墨色。底下整排武器與制服筆挺的軍人，原來國防部正舉辦高中職樂儀旗比賽暨武器展示。泥人們沉穩地持續往前，就在泥人隊伍快要碰上武器陣時，有人開口了：「不能過來喔！不要這樣，誰帶來的？你有申請嗎？相互尊重好不好！不要再往前喔，叫警察喔！」越嚷越大聲，一時之間，英文中文葡文齊飛。工作人員協調之下，泥人轉向繞行。行至中正紀念堂碩大的階梯，斜舉右手 45 度，掌心向下，如此手勢，很難讓人不聯想到法西斯。行動，結束於此。
泥人與軍隊、儀隊恰好出現在同一空間，刺激了一連串的討論。事實上，光是把覆滿泥土的人和儀隊放在一起就夠有趣了。儀隊的身體要挺拔、體面、乾淨，是國家對於身體的控制，「乾淨」也是現代社會對於空間的要求。剛從泥坑爬出來的泥人，挑戰了公共空間中對於「身體」的想像。當代城市空間多有其特定的用途，前日伊斯蘭教開齋節大批移工聚集台北車站，反對者大聲抗議「車站就是拿來等車的，哪裡是來集會的？」，學校用以教育，操場用以體育，廣場，理當是眾人都可以使用的吧。
當國防部依法申請了廣場使用權，一般路人可否經過？塗滿了泥巴的一般路人，又可否經過？藝術的核心是「表達的自由」，遇上了「不容挑戰、不容質疑」的事物，引發更多的聯想。
藝術行動（Art Activism）的核心在於以藝術介入社會，進一步影響社會。藝術本身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當圍觀眾人問「為什麼要做這些？」，藝術行動分子（Art Activist）會說「藝術的目的在於問問題，不在於給答案」，只要這個行動開始讓人們問更多的問題，藝術擾動社會的目的已達成。
CEGOS（BLIND）《不見》已經行過二十多個城市，對我而言，最有趣的問題是「藝術行動（Art Activism）是否能跨越國界？」CEGOS（BLIND）《不見》 由巴西導演 Marcos Bulhões 和 Priscilla Toscano 主導，泥人中，除了導演 Marcos Bulhões 外，其餘皆為本地招募、來自各國的演員。身為一個外來者，巴西的導演們對行動發生地的城市空間和文化脈絡理解多少？當演員們不能百分百同意某些手勢的意義，而僅僅當作一個表演去「演」完它時，觸動另一個深層問題：當意圖不存在，行動是否還有意義？
或者，當代的藝術行動分子始終得面對這樣的兩難，一方面要深入肌理，如庖丁解牛般以手術刀精準解剖社會脈動。另一方面，行為又必須一看即懂，可操作可複製，才能奪取最大版面，才得以對抗那些各國通有的問題，諸如權威獨裁的轉型、公共空間之失去等議題。
這不免讓我想到嘻哈，早年嘻哈是「召喚反抗力量的魔幻咒語」，席捲各國銳不可擋。卻也不可避免地被主流商業勢力掏空，剩下性、裸體、暴力的空洞符號。若嘻哈是帝國，藝術行動分子更像游擊隊，保持彈性，永遠在第一線，這裡一槍、那裡一戰，有時引人欣羨，有時被拖走。
當晚，PTT 八卦版上有人問道：「中正紀念堂一排泥人想宣揚什麼理念？」，底下網友回覆：「宋楚瑜找朋友吧」，毫無關聯但又無比切題。在網路時代，影像與語言突變快速，同樣的藝術行動放在不同文化下，自動被賦予意義，就像是侏儸紀公園恐龍的「生命自會找到出路」（而且還會追著你跑），藝術行動分子們無須躊躇，勇敢向前吧。
文 魏琬容／OISTAT 國際劇場組織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