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枝、政治動盪和客廳裡的蜂鳥——我與拉丁美洲的道別

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維茲(Hugo Chávez)朝衛報駐外記者看了一眼,然後大喊:「嘿,外國人!」但即使他永遠無法真的融入,強納森・瓦特(Jonathan Watts)仍愛上了這塊他生活了五年、如今即將離去的大陸


那幾乎只是驚鴻一瞥,但絲毫不減其懾人的程度。一具黝黑、光滑,約莫是人型大小的軀體,在塔帕若斯河(Tapajós river)河畔彎成了一道優雅的弧形,當時我們正疾駛通過亞馬遜河深處,朝聖路易斯前進。在不到一秒之後,那個軀體一頭栽進了渦流之中,留下迷惑的我,不確定是自己的想像力抑或晨霧在作祟。但並非如此,那是真的。船與那個東西之間的距離近得足以確認這一點。但那到底是什麼?

也許是巨骨舌魚,一種可以長到十英尺長的亞馬遜河巨怪。但沒有魚鱗讓它更可能是一隻海豚。在這些水域裡有兩種海豚:粉紅淡水豚和顏色較深的長吻海豚。我推斷是後者。

這個想法使我既滿懷希望又渾身顫慄。11年前我任職衛報駐中國記者,跟隨國際科學家團隊沿著長江考察,尋找白鱀豚的蹤跡,但為時已晚,連一隻都找不到。這種動物被宣告功能性滅絕(註),成為工業污染、河川運輸、濫捕和水力發電大壩下的犧牲者。在存在20萬年後,這成了河之垂死的預警。但在巴西的塔帕若斯河,淡水豚雖然與白鱀豚不同屬,卻可以在不經搜索的情況下便尋得。還有時間能拯救牠們,感覺起來像是第二次機會。

註:指一個物種或分類單元已達以下狀況:一、沒有化石紀錄,或是關於其存在的報告已停止出現;二、族群大小減少到無法於生態系中維持有意義的功能;三、族群大小已經不再改變,其中已經沒有個體可以進行繁殖,或者其族群過小,以致於無法避免會導致其適應度減少的近親交配以及遺傳漂變。

2012年,我離開中國改派巴西成為駐拉丁美洲記者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了尋找更多永續發展的模式。當時巴西似乎做對了很多事,其蓬勃發展的經濟剛超越英國、受歡迎的左派政府正在縮減貧富差距、對亞馬遜雨林的破壞正在減緩、巴西的遊說者們在氣候及生物多樣性協調方面扮演了積極了角色,並且我的新家里約熱內盧正準備主辦2012年的里約地球高峰會、2014世界盃足球決賽和2016奧運。除此之外,我和我正值青春期並對離開北京感到不解的女兒們說,那裡將會有更少霧霾、更多藍天和熱情友善的氛圍。我們全心擁抱可能的差異衝擊。

重新適應比我預期得更困難,前後差異是如此之大。好的部分是,我很享受走在街上、覽看這無疑是地球上最美的城市之一。我每天環繞拉各亞(Lagoa)的慢跑路線可以看到里約熱內盧基督像、蓊鬱的山坡、羅辛哈(Rocinha)貧民窟,以及加維亞之石(Pedra da Gavea)、波尼塔之石(Pedra Bonita)和兩兄弟山(Dois Irmãos)的山峰。在這7.4公里的慢跑路線上,我也看到了比我在北京一整年所見更多品種的樹木、禽鳥、昆蟲和哺乳類動物;同樣地,我在抵達里約一週內聽到的優質現場音樂演出大概比我在中國整整九年還要多。

在經歷東亞的共產國家之後,拉丁美洲民主領袖的開放與可親度是一項令人欣喜的變化。在耗費數年執行往往索然徒勞的中國和北韓部會首長及國家領袖訪談後,我帶著目標清單開始我在巴西的新職位,清單上有三個我亟欲在第一年訪問的重要政治人物——迪爾瑪・羅賽芙(Dilma Rousseff)、瑪莉納・席瓦(Marina Silva)和阿弗雷多・什克斯(Alfredo Sirkis)。在一週之內,我便已經在記者會或者午會上見過他們所有人。而我之後才會明白,要讓南美洲的政治人物開口常常比讓他們停止說話容易。

「我們在過去四年裡囊括了40年的新聞量。」

其他的初期差異則沒那麼讓人欣喜。比起北京人,里約人(Cariocas)對於教育、文化、歷史、科學和工作似乎漠不關心。如果他們有閒錢和時間,許多人會選擇花在他們的肉體上(刺青、健身或整形)好讓他們能在海灘上更亮眼。除此之外,和其隨遇而安的享樂派刻板印象相反,他們也可能極為保守。有一次,我因為沒有符合著裝要求而被拒絕進入一場本該是由我主持的記者會會場(雖然花短褲和拖鞋與我的素色襯衫確實不搭)。人們並且一再投票給幾位巴西最右翼的政治人物,甚至有些人上街要求回到1964至1985年的軍政獨裁政府。

無論如何,初來乍到的那些日子大多令我沮喪。和中國相比,每一件事都顯得慵懶、緩慢而不可靠。真的有必要擁有三種不同規格的插座嗎?我到底為什麼需要一直在多數例行性的申請表裡提供我媽的出生姓名?荒謬的公家機關並非我唯一的不滿。作為這曾是世界最大奴隸買賣國的社會遺緒,其惡名昭彰的貧富不均極其顯見。除了音樂之外,文化生活似乎相當貧瘠,食物相較起亞洲也顯得平淡。房屋租賃的手續荒謬地複雜,價格也由於巴西當時超級強勢的貨幣(當時巴西以販售全世界最貴的蘋果手機惡名在外)而嚇人地高昂。我第一年的大部分時間都睡在一個會在熱帶暴雨中漏水的發霉棚屋裡,我只好在枕頭邊放水桶接水。

更重要的是,我對巴西顯然有著不切實際的美化印象。不僅談不上是新典範,巴西過去五年的狀況更像是為「如何不搞砸一個國家」提供了研究案例。

這是一個驚人的動盪時期,期間包括一名總統被彈劾、10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蕭條、巴西史上最大規模的貪腐醜聞、數百萬人上街抗議、以難以置信的1比7戰敗世界盃足球賽、奧運前茲卡病毒的流行,以及暴力犯罪和環境破壞再起。我的巴西記者朋友們不確定是該感謝大量的工作,還是為源源不絕的慘案而感到恐懼。「我們在過去四年裡囊括了40年的新聞量,」其中一人這樣觀察。「這感覺很超現實。我們似乎正在報導巴西聯邦共和國的崩解,」另一個人哀嘆道。你不可能不為這個國家感到遺憾。

巴西幾乎在各方面都在倒退。自2012年以來經濟萎縮了9%,失業率則幾乎翻了一倍;2016年,亞馬遜森林的砍伐加速了29%,里約熱內盧的暴力謀殺案件增加了近30%。毫不意外地,大眾對政府從來沒有這麼失望過。五年前迪爾瑪.羅賽芙總統坐擁64%民眾支持。2016年這個數據在其前盟友對她發動政治私刑後跌至10%。而其繼任者米歇爾・泰梅爾(Michel Temer)比她更不受歡迎。最近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只有2%的選民認為他表現不錯。

某些方面而言,巴西從2012年到2017年的故事是中國由2003年至2012年的倒敘版。在這個亞洲最大的國家,我觀察到有時是以殘酷方式達成的穩定和可觀的經濟增長;而在拉丁美洲的最大國,我目睹了動盪和緊縮。無疑我也吸了更多的催淚瓦斯,特別是自2013年國際足總洲際國家盃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之後;那是一個轉捩點。

HAVANA, CUBA — CIRCA 1977: Fidel Castro smokes a cigar in his office in Havana, Cuba, circa 1977. (Photo by David Hume Kennerly/Getty Images)

在地區政治趨勢上,南美的民粹和左翼勢力式微。過去五年中,拉丁美洲的兩大左派巨頭斐代爾・卡斯楚(Fidel Castro)和烏戈・查維茲相繼過世;巴西的勞工黨創建者路易斯・伊納西奧・魯拉・達席爾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遭受審判,而他的黨則被中間偏右的政黨篡位;在阿根廷,前裴隆主義(註)政府領袖克里斯蒂娜・費南德茲・德基西納(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被更保守的莫里奇奧・馬克里(Mauricio Macri)所取代;在玻利維亞,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在一場能使他東山再起的公投中失利;與此同時,委內瑞拉在尼古拉・馬杜羅(Nicolás Maduro)治下陷入了更深的危機。但智利、秘魯、烏拉圭、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尼加拉瓜和墨西哥都以各自的方式成為例外。拉丁美洲的政治異質性太高,難以概括而論。

(註)由阿根廷前總統胡安・裴隆(Juan Domingo Perón)提出的一種政治理念,以國家復興和民族解放為主要內容,同時主張中央集權。

面對氣候變遷,即使科學家們愈發擔心,政治人物採取行動的意願卻愈來愈低

一個較為清晰的趨勢,或許也是強化了這裡及全世界騷亂狀況的趨勢,是在這塊區域有愈來愈多氣候變遷的證據。巴塔哥尼亞湖正在枯竭,而冰川正在退後;里約的海灘因強度空前的風暴受到浪潮襲擊;智利森林在2017上半年遭受前所未有的高溫和野火蹂躪;而利馬則遭到怪異的洪水侵襲。最令人擔憂的故事可能是聖保羅,這座拉丁美洲最大的城市正經歷歷史上最長的乾旱。我記得一個反烏托邦的時刻:在這座城市的主幹道聖保羅人大道的一間星巴克,收銀員告訴我他們因為缺水所以沒有咖啡了,「我們只有啤酒或可樂。」

熱帶雨林的破壞使事態變得更糟,而人們卻後知後覺。但這些事情在海外受到關注的程度時常超過在巴西和其他亞馬遜雨林區域國家的媒體曝光度。植被減少除了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和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外,更削弱了森林的氣候調節器作用。最近的研究顯示,亞馬遜雨林宛如一個巨大的幫浦,透過凌空的河流和雲雨,在森林上方形成比海洋上空更強烈的內陸水氣渠道。隨著樹木遭到砍伐,這一功能也被削弱,導致更嚴重的乾旱和更極端的天氣狀況。

然而,即使科學家們愈發擔心,政治人物採取行動的意願卻愈來愈低。為了因應農業部門的需求(由於來自中國的需求該部門影響力日高),羅賽芙放寬了森林編碼法(Forest Code),這是巴西管束盜伐和林地開墾的主要法律。現任執政者米歇爾・泰梅爾刪減了環境部會預算,弱化了許可證規定,並正打算減少保育園區和原住民保護區的範圍。在巴西和其他南美地區,反對伐木者、農民、礦工和水壩建設社運人士面對的是遭毆打和謀殺的危險——正如我在拉布里亞(Lábrea)一趟難忘的旅行中所見。

一般來說,位於前線的大多是試圖保護領地的原住民社群,例如朱魯納人(Juruna)、卡瓦爾人(Ka’apor)、門德爾庫人(Mundruku)、基什瓦人(Kichwa)和舒爾人(Shuar)。在這個年代,原住民穿T恤、騎著摩托車、使用筆記本電腦,但他們仍遭受著第一批歐洲移民抵達時其祖先所經歷的命運——離開他們的土地,若反抗便格殺。這段期間最受矚目的是洪都拉斯的原住民維權和環境運動家貝爾塔・卡塞雷斯(Berta Cáceres),她在2015年以反伐林和水力發電大壩的運動贏得了高曼環境獎(Goldman prize)。當時她透過電子郵件告訴我環保是值得奮鬥的事業。「我們必須在世界各地奮鬥不懈,無論我們在哪裡,因為我們沒有其他備用或替代的地球。我們只有這一個,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她寫道。一年後,她遭槍手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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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世界謀殺案最多的大陸。在中美洲,暴力是危難兒童移民至美國的主要驅動因素,雖然由白宮新主人所策劃的墨西哥邊境圍牆會如何影響此事還有待觀察。

在這裡報導新聞有其風險,雖然比起外國記者當地記者涉險更甚。我唯一一次近距離目睹一名幫派成員開槍,是在我造訪林斯城(Lins)的幫派巢穴並問他如何選擇他的武器之後。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他對空發射了十多發子彈,使我立刻對自己的提問感到後悔。幾個星期後,警方在「平定(pacification)」行動中將他的幫派趕出了林斯城。我想他們現在回來了。由於一系列醜聞和警方預算刪減,槍聲在里約不幸地再度普遍起來。最近,我連續三晚聽著迴盪在山谷中的槍聲入睡。

在這塊魔幻寫實的大陸上,怪誕與美妙皆伸手可及

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什麼緊張時刻。我唯二遇到的犯罪行為是我的信用卡被盜刷了三次,更還有被扒。通常更讓我侷促的是飛越安第斯山脈(經常伴隨令人反胃的亂流)、在巴西東北部馬拉尼昂州(Maranhão)的晚餐時出現不請自來的狼蛛,以及罹患瘧疾、登革熱和屈公病等疾病的可能性。茲卡病毒在2016年被列入這個清單,雖然我的理智告訴我,風險主要限於孕婦,但當我在新聞記者會期間被蚊子叮咬時,我仍不禁感到有些不安,同時也有點諷刺——該記者會由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召開,解釋茲卡疫情為何被宣佈為全球緊急情況。這些擔憂發自內心,儘管即將到來的奧運意味著風險遭到誇大。當巴西政府隨後對這小昆蟲進行了空前的大規模軍事行動時,那感覺起來有點像科幻電影的劇情。

在這塊魔幻寫實的大陸上,怪誕與美妙皆伸手可及。馬雷(Maré)貧民窟的一個重金屬教會福音派人士描述了一位天使的造訪,祂以重金屬樂迷的形象出現,打赤膊、留長髮、穿著軍靴、黑長褲和鏈飾,在他們之間跳舞。在安第斯山脈,我目睹了乍看之下像是從古代神話中走出來的東西:一隻有著翅膀和角的野獸衝向一名鬥士。事實上,那是一種殘酷而危險的運動,他們將瀕危禿鷹的爪子縫到飽受驚嚇的公牛的皮膚上,來娛樂亞瓦爾節(Yawar)鬥牛活動裡酩酊大醉的群眾。然後,在里約郊區的一場彌撒裡,有一群反梵蒂岡的神父堅持教宗不夠合乎天主教。他們比較喜歡普丁。

還是有許多啟迪人心、令人振奮的故事:哥倫比亞最古老內戰的結束、古巴和美國之間冷戰對抗的終結,以及教宗方濟各、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和滾石樂隊隨後造訪哈瓦那。

但是說到自由開明和運作良好的國家,烏拉圭以大麻合法化、增加再生能源使用,和擁有何塞・穆吉卡(José Mujica)這樣的前總統引領風騷。穆吉卡秉持反消費主義價值觀,捨豪華宅邸而住在他搖搖欲墜卻迷人的農舍。

儘管巴西面臨重重困難,但巴西家庭貧困救助計劃的成功(雖然它如今受到財政緊縮刪預算的威脅)、原住民團體與伐木者對抗的勇氣和機敏、運動家和檢察官對抗非法墾地與揭露洗錢案時展現的理想主義精神,以及在奧運前夕提供里約貧民窟生活日記的社區記者的勇氣與才華,都為巴西帶來了希望。

在我離開之前,也許我會再看巨嘴鳥、鳳冠雛鳥或豪豬最後一眼

我會想念這塊大陸。我極其有幸能拜訪諸多令人驚豔的美麗之地如巴塔哥尼亞、阿爾特杜尚(Alter do Chão)、馬丘比丘、亞蘇尼和哈瓦那。我也感謝與我一起工作的協作者和編輯們,那些故事包括從基多(Quito)的塗鴉游擊隊和在聖保羅的世界最大黑膠唱片收藏家,到墨西哥城的下水道水源溯源之旅,以及愛德華七世(註1)時期探險家珀西・法塞特(註2)(Percy Fawcett)遠征之路的部分旅程再訪。

註1:1901年至1910年間的英國國王暨印度皇帝。

註2:珀西・法塞特:英國皇家砲兵中校、考古學家暨南美洲探險家。於1925年出發尋找一個他稱為Z的古代城市遺址時,在巴西亞馬遜河流域中的叢林中失蹤。後改編成書籍和電影《失落之城Z》。

雖然我從未算得上是融入(有次查維茲看了我一眼,然後大喊:「嗨!外國人!」),但我現在將拉丁美洲視作家鄉(特別是在我搬出棚屋,住進森林公寓之後)。我仍然不喜歡三種插座的電力系統,或者巴西的官僚機構。但我愛上了人們的親切、市場的生機蓬勃和許多食物——特別是阿薩伊果(açai)、甘蔗汁、木薯餅和亞馬遜魚。

我在一個艱困的時機點離開。里約、巴西和世界都正面臨重重難關。這不僅僅是因為奧運遺留的窘境(儘管運動會以來,這個主辦城市無家者激增的狀況令人震驚)或令人堪憂的國家領袖(泰梅爾是第一位在任被控貪腐、且有八位內閣涉及賄賂醜聞的總統 )。

在中國,我逐漸相信環境危機蟄伏在大多世界經濟和政治緊張局勢之下。在拉丁美洲,我找到了希冀現在行動還為時不晚的理由。當然,趨勢並不樂觀。但這裡有許多值得奮鬥的事物。拉丁美洲可能無法提供永續發展的模範,但與亞洲相比,人口過剩和污染相對來說較不嚴重;與美國和歐洲相比,這裡平均消費適中、生物多樣性豐富。亞馬遜淡水豚只是南美洲這類財富的一部分。這些自然遺產的價值難以估算,卻能輕易感受到。

離開巴西時,我會比抵達時來得更健康而快樂。當我在寫這篇文章時,陽光正從湛藍的天空流淌穿過木瓜和芒果樹。現在正值隆冬,氣溫卻是暖和的25℃。今天早晨,我沿著森林登上中華亭(Vista Chinesa)的觀景點。當我在幾個小時後返家時,狨猴在花園中等待食物。一隻蜂鳥剛剛飛入客廳,尋找我忘記放到窗邊的花蜜水。在我離開之前,也許我會再看巨嘴鳥、鳳冠雛鳥(jacu)或豪豬最後一眼。捲尾猴也許會成群結隊地入侵廚房尋找雞蛋和香蕉。至少會有一隻負鼠。然後,在離家21年後,是時候回到倫敦,回到一份新工作、一間辦公室、一間公寓,和鴿子、麻雀又或許是松鼠,誰知道呢。我好奇著我的老家是否會讓我感覺像是異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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