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還有部分人士說著「運動歸運動，政治歸政治」之類的言論時，近來最為全球化、商業化的職業籃球聯盟 NBA，做了最好的打臉示範。
從休士頓火箭隊總管達雷爾‧莫雷（Daryl Morey）一則支持香港反送中立場的推特開始，引起中國網民熱烈地表達意見，形成壓力一路延燒，讓火箭隊老闆蒂爾曼‧費爾蒂塔（Tilman Fertitta）、主力球員詹姆士‧哈登（James Harden）、羅素‧衛斯特布魯克（Russell Westbrook）、NBA 總裁蕭華（Adam Silver），以及布魯克林籃網隊的老闆蔡崇信（阿里巴巴執行副主席）等人皆針對此一事件各持立場發表言論。
緊接著各大球星跟教練，尤其是向來對於政治人權乃至於其他公共議題發表意見不遺餘力的史蒂芬‧柯瑞（Stephen Curry）、史蒂夫‧科爾（Steve Kerr）、格雷格‧波波維奇（Gregg Popovich）、勒布朗‧詹姆士（LeBron James），還有自身最直接受政治角力影響的埃內斯‧坎特（Enes Kanter），紛紛主動或被動表示看法。
此爭議也由於 NBA 是具代表性跟商業利益的運動聯盟，因此在中國與 NBA 所有相關的商業組織，紛紛在中國網民的要求下表態；然而，美國這邊則是幾乎不分黨派，重要政治人物（包括不會放過機會的川普）紛紛站出來伸言捍衛民主人權與言論自由。在幾乎所有相關團體都無人能倖免的時刻，有一個照理說應該非常有關聯的組織——NBA 球員工會，則鮮少在此一事件上發言或是被點名。
在提到 NBA 球員工會之前，我們先從這次事件當中，一個讓筆者很有印象的意見表達開始說起。這個人是籃網的得分後衛、上一季 NBA 明星賽三分球王喬‧哈里斯（Joe Harris）；當他被問及莫雷的發言會不會影響到 NBA 的發展與球員薪水時，他回答：「我不真的覺得有什麼影響，我已經賺夠多了」（I already get paid too much to play a game. So, not really）。
為什麼要從這句話開始說起？
哈里斯跟籃網隊簽下的合約是 2 年 1,600 萬美金，雖然已經是相當大的一筆數目，但這跟哈登、衛斯特布魯克等人簽下今年度高達 3,800 萬美金的頂薪合約——也就是他們簽約當下所能拿到的最大合約，有著相當大的差距；NBA 球員所能簽署的最大合約其實是定式合約，其金額是依據球員的條件（例如年資、簽約的球隊是否原球隊），得出一個固定比例，例如 25%、30% 或是 35%，乘以簽約年度 NBA 所計算出的每隊薪資上限，然後再依照條件給予漲幅，從而計算出的合約總價。
所以，對於那些每個球隊都竭盡所能追求的頂級球員來說，他們能拿到的合約有多大，大部分取決於他們簽約那年的「薪資上限」有多高；然而，薪資上限又是如何決定的呢？依照球員工會代表和 NBA 老闆們談成的集體勞資協議（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簡稱 CBA），是以前一年度 NBA 的籃球相關收入（Basketball Related Income，簡稱 BRI）的 44.74% 做為球隊薪資上限的金額，來算出平均每一個球隊的薪資上限。
簡單地說，這些超級球星成為自由球員時能簽多大的合約，其實跟 NBA 前一年賺多少錢是幾乎百分之百正相關的。所以 NBA 如果真的因為莫雷的言論少賺了錢，基於 CBA 的計算，最直接衝擊的還真的就是那些預期會簽下頂薪定式合約的超級球星；但如果照一般人的想像，聯盟中說話最大聲的球員都是那些超級球星的話，怎麼這些超級球星沒有左右工會，來為了會直接影響他們合約的聯盟收益發聲呢？
這就是因為在美國反托拉斯法的架構之下，像 NBA 這樣經營者集體建構一個壟斷組織、並制定各種行規的行業，在不違反反托拉斯法的前提下，有幾個要件是必須達到的。
其一，就是擁有一個對外既有充分談判實力、對內可以代表各階段從業人員——也就是球員——的工會。對外還好理解，對內的話，球員工會代表的組成必須顧及到不同年資、族群的球員，畢竟現階段從 BRI 分出來的餅就是球員們去劃分，而如何去分配這塊餅，如果只是明星球員說了算，那對於佔 NBA 多數球員的那些角色球員，甚至是輪替邊緣的球員來說，實屬不公平，長久下來也會扼殺了這個行業的發展。
因此，當有勒布朗‧詹姆士、衛斯特布魯克、哈登或是柯瑞，這些會因 NBA 營收牽一髮動全身，講話倍加小心、避免得罪玻璃心的超級球員時，也會有哈里斯這種身手不怕沒人要、但營收計算出來頂薪什麼的又看起來跟他無關，寧願活得果敢點的中堅球員，而球員工會夾在兩難中採取不表態的立場，也就非常好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