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印度小鎮謀殺後逍遙法外

即將離任的記者碰上一件當地政府聯手包庇的兇案，在法治鞭長莫及的地方，記者、警員與村長的交談勾勒出當地一景

印度．皮普利克拉——在印度的最後一週，我拜訪了一座小村莊的村長賈希魯丁．梅瓦第（Jahiruddin Mewati）向他告別，我曾赴這座村莊十數次報導新聞。

賈希魯丁和我不太算是朋友，但我們過去幾年間多次交談，內容大多是當地政治。我發覺他講話肆無忌憚又不失真誠。他懷疑我問話的動機，但至少認為我很有趣，就像是會說人話的狗很有趣一樣，他也就不怎麼在意我到底說了什麼。

賈希魯丁雖然未受過教育，卻是老練的政治人物，他才剛從一場激烈的地方選戰勝出。我們每次談話，他經常就當場大談起關乎真理與正義的激昂愛國演說，說到重點處還會大拍面前的塑膠桌面。不過演說的效果多少因為他的妥瑞氏症症狀而打了折扣，「陰莖」一詞會規律地插入他的演講內容。

他對於自己職責裡的骯髒面相當坦率。他占據的位子是給較低種姓女人的保留席，但沒人費力遮掩這不過是場騙局，印在選票單上的是他妻子的名字，然而競選海報上印的卻是他的臉孔。

他在當地政府做的所有事情幾乎都暗藏對價交易，由鞏固小家庭與種姓聚落的選票之慾望所驅策。好笑的是，這一套看來卻大行其道。

在他豢養的選民之中有一群曾經行乞的社群，其中有些人是我在印度遇過最貧窮的人。我在過去兩年裡定期拜訪這些人，期間他們的生活水準有突飛猛進地改善——部分案例是因賈希魯丁伸出援手。

賈希魯丁說服了——我的意思是行賄——種姓領袖，允許他們種姓的女人接零工賺錢，而她們上揚的收入清楚反映在新造的磚房與營養充沛的孩子身上。此外還有新的補貼款項讓婦女添購瓦斯爐，讓她們不必再苦於搜羅、撿拾木柴生火。這樣的轉變在我看來正是寧靜的革命，就像避孕藥丸登陸西方世界一樣了不起。

我想要當面稱讚賈希魯丁為這些人做出的貢獻，並與他道別。我所有的家當都已送上一艘已然駛離孟買港口的貨船，開過了非洲東北。

賈希魯丁似乎因我的離去而不安，或許他認為之後就沒機會長談了，於是在接下來的 45 分鐘卯起來問了我一大堆問題。

英國人為何離開印度？既然英國人離開了，為什麼你們這些人仍然在這裡？你們最喜歡吃什麼料理？妳會覺得我在問蠢問題嗎？在美國，如果我喜歡妳並帶妳走，妳爸會宰了我嗎？妳寫這裡的故事會得到什麼好處？妳銀行戶頭裡有多少錢？妳薪水多少？如果妳不告訴我妳薪水多少，我要怎麼知道妳有多少錢？白人真的不誠實嗎？妳的同事接手妳的工作之後，會願意跟我租車嗎？

諸如此類的問題持續了好一段時間。我承諾會與他保持聯繫，他存下我的手機號碼，聯絡人姓名則輸入「Angrezi」，意思差不多是「白人女士」。我們友善地告別了。

和他告別沒多久，有人告訴我皮普利克拉（Peepli Khera）發生了一件兇案，於是我明白我得再一次造訪村長。

週四 駭人的謠言

在皮普利克拉採訪新聞期間，我時常待在婦人安茹（Anjum）的家裡，她家隔壁就是一尊手動打水的水井，也因此成了村裡八卦的集散地。

在安茹家閒坐時，我聽說有個女人在去年遇害、當著至少十幾個人面讓丈夫活活以棍棒打死。

安茹說，女人的嘶喊聲將她從深眠中喚醒，她摸黑跌跌撞撞地走到 20 英尺外的鄰居家裡。她告訴替我翻譯的同事蘇哈辛尼（Suhasini），挨打的女人吉塔（Geeta）在鄰居家 U 型的淋浴間縮成一團，她的丈夫拿著竹條，棍如雨下。

「我拖她出來好保護她。」安茹說。「沒人保護她。所有人都只是旁觀。」

然而當安茹一離開，吉塔瘦小的丈夫穆克許（Mukesh）又站到委頓在吊床一側的吉塔身前，往吉塔的頭上再度猛擊數次。吉塔當場死亡。

安茹說，最讓她難受的是，警察獲悉凶殺案情，卻幾乎馬上就結束偵查，短短幾小時內就放走穆克許。

其實，就在我造訪安茹家的前一天，穆克許就再娶了，新婚的女孩比死去的吉塔更白皙、更高䠷，而且穆克許在機車後座載著新婚妻子四處蹓躂，大加炫耀。

穆克許的兄弟貝布盧（Bablu）正巧在安茹家串門子，他說他的兄弟逮到吉塔出軌，於是殺了妻子。

「他很傷心。」他說的是他的兄弟。「不過他昨天再婚了。所以又何必傷心呢？」

我們開車前往最近的警察局，就在幾英里外，局裡派出年輕警員賈涵葛．汗（Jahangir Khan）與我們交涉。他配了一把步槍，槍托還要用鐵線捆在一塊才不至於散掉——他粗估這把槍的年紀直溯「希特勒年代」——他說他看得出我是美國人，因為我講話時鼻子會顫抖，他觀賞龐德諜報電影時觀察到美國人都是這個樣子。

下述則是我們對談的精簡版本：

不久後，警員指出他沒時間再討論下去了。他離去時，背對著我。

「這正是你們這些國家愛玩的把戲。」他說。「妳會寫下報導。人們會讀妳寫的報導，並說：『這個國家還要再過一百年才會進步。』」

週五 探訪兇手

我多少同情警員的最後一項論點。

過去十年裡，我在先後派駐的俄國與印度聽了這個問題數百次：妳算老幾，到我們這裡來，對我們國家的結構指指點點？這個問題問得沒錯，駐外記者這行確實很有一股殖民主義氣息。我在海外工作期間，美國人在全球宣揚價值的興致先是緩緩衰退，接著是大幅銳減。我不認為接手美國勢力的地方霸權能做得比美國更好，然而我也不敢說這一定是壞事。

就如警員話裡暗指的，我確實擔憂我寫了太多暴力的故事。特別是印度，每年都有數百萬人脫離極端貧窮，有許多事情值得我們對前景抱持希望——手機與網路普及推動的轉變，或者年輕女人兌領第一筆薪水，又或者許多人家安裝了第一台冷氣機。

我也寫過這些報導，然而從赤貧到普通貧窮的改變幽微而難以訴諸文字。暴力卻躍然紙上。

不過，還因為這件事：穆克許殺死妻子的院子還住著兩名年輕女子，我也和她們談過了。翌日，她們蹲在地板上，用雙手抹去血跡。接著她們用一層薄薄的牛糞鋪過這座院子，牛糞結塊後就彷彿抹上石膏一樣。

新婚妻子在全家的地位最低，也就是說食物稀缺時，餓肚子的總是年輕女人，就算懷有身孕也是如此。種姓的法律規定，當地位較高的人在場時，她們不得坐上椅子或者床褥，而地位較高的人幾乎隨時都在，於是一直以來我都是如此採訪她們：我坐在床褥上，她們蹲伏在我腳邊，從地上抬頭看著我。

當我問及吉塔的遇害，那位年紀稍長的媳婦小聲回應，因為她的意見和村裡的共識不太一致。

「這件事壓根錯了。」她說。「如果今天是我的丈夫打我怎麼辦？」

我們在陽台找到穆克許與他的新婚妻子，他們正切著秋葵。我們上樓梯時我的心臟狂跳不止，但其實毫不必要：我們問他是否殺死妻子時，他鉅細靡遺地描述他如何殺害前妻。新婚妻子則說，她相信吉塔該死，而穆克許實在不必擔心這件事情。

新婚妻子興高采烈，因為她正用著瓦斯爐煮飯，這台瓦斯爐還是吉塔死前登記領取的。她紅著臉說，剛開始她還很怕這台爐子，不過穆克許幫她點燃了瓦斯爐。她享受地穿戴吉塔的首飾，使用吉塔的化妝品。

不過她似乎對一件事情不太愉快，公公婆婆告訴她，婚後她會起一個新名字。現在她的名字也叫吉塔。

週六 再訪警員

在我這個行業裡頭，沒幾件事情的滿足感比得上當場逮到別人說謊。我們隔天再訪警員，我的手機裡有穆克許的自白錄音。

警員看起來有點不安。他說不想和我們在局裡交談，並邀請我們到對街的茶攤聊。但是茶攤已經有六個穿著卡其制服的警官在那裡休憩，撥亂彼此的頭髮，抽著葉子捲的廉價香菸，於是警員又帶著我們到一間小巧的拖拉機維修站，我們面對面坐下——他坐上一張折疊椅，我則坐上吊床。

天氣非常熱，牛車從大路上開過，吱吱叫個不停。我們告訴警員我們在前一天獲悉的事情時，他不停用手帕拭著額頭。過了一、兩分鐘後，他開口了。

「當你得知這種消息時，」他說，「你就動身調查。每個故事都有兩造版本。我們得假設雙方說的都是實話。穆克許告訴我們她當時跌下樓梯。我們也和女方的家人談過。她的母親白紙黑字寫下，她的女兒就是摔下樓梯。」

接下來 45 分鐘裡，我不斷地用不同方式問相同的問題。蘇哈辛尼翻譯時，努力讓我的問句聽上去沒那麼憤怒，不過這實在不容易，因為我就坐在警員三英尺外，身體前傾，直直盯著他的雙眼。

如果你當下就問我，我大概很難解釋為什麼實情如此重要，尤其和我談過的每個人似乎都不怎麼有興趣重啟調查。但我不斷質問他，他則一直說謊，直至我們兩人都筋疲力竭。

到了一個時間點，我們的談話表面似乎起了漣漪。我們當時沈默地坐著，兩人都已然窮盡重申立場的言詞。他凝望維修站的後牆，接著他沒來由地談起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

「人們會在自家牆上掛上甘地的肖像，但他們卻沒遵循甘地的教誨。」他說。我問他是否喜歡擔任警察，他簡短地搖頭。不。

然後他問我們能不能搭便車回家。我懷疑他只是想坐坐有冷氣的廂型車——畢竟當地人如此窮困，他或許不會再有機會坐上有冷氣的車子——不過我們一上路，他就開口了，他不看著我們，而是看向前方的道路。

「我告訴妳，這就是一場謀殺。」他說。

他說，穆克許的家人賄賂了警局的高階警官，不過若非村長賈希魯丁．梅瓦第插手介入，說服吉塔孀居的母親撤回謀殺控訴，賄賂也不會管用。吉塔的母親在 30 英里外的村子打零工賺錢。

整件事都讓他有點作嘔。「我感覺很糟，」他說。「這正是我想離職的原因。99% 的案子都是這樣搓掉的。我變得非常憤怒。我是個老實人。我可以指給妳看，這裡有四個男人，強暴婦女就像從鳥兒身上拔毛一樣容易，但他們從未被捕。」

他說他在考慮轉行當個司機，詢問我們能否替他弄到一張美國的簽證。他問我的父母年紀多大，住在哪裡，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美國人得糖尿病。我說這是真的，他一臉奇怪地看著我，問道：「那我怎麼會想去這種地方呢？」

週日 頭目的解釋

於是我又回到賈希魯丁的院子裡，這次我全副武裝，帶著檔案資料夾，裡頭全是村長違法的證據。

這次我們的關係狀態有些不同。我把我的手機擺到他面前的桌子上，於是他能看出我正在錄音。在某個階段，在旁聽著我們談話的村長兒子試圖警告父親談話內容正在引他入罪，但賈希魯丁壓根不在乎。他告訴我們，他以吃下這個案子為傲。

這並非因為他認為吉塔本就該死，或是吉塔的丈夫理該逍遙法外。是更務實的理由。穆克許的家族擁有 150 張選票，上回選舉賈希魯丁不過以 91 張票勝選。這場謀殺案會成為他們種姓的一大污點，他代勞掩蓋兇案，也就是替關鍵票倉做了一個大人情。來日，此舉很可能讓他再次當選。

「在印度，沒有一張選票會因為發展理念而投。」他說。「在印度，沒有一張選票因為善念而投。選票為種姓、家族和社群而投。而且會有 10% 的人會說：『他替我們做了件好事。』」

他說這並不容易，警方向穆克許的家人索取龐大賄款，而最困難的地方則是說服受害人的母親撤回控訴。

吉塔的母親打零工賺錢，她是個嬌小、黝黑的女人，在工地幹活，整天揹著盛滿混凝土的籃子忙前忙後。在女兒死去那天以前，她從沒和警察談過話，更別說是村長了。但是當她們看見女兒的死狀時，她很憤怒。吉塔母親的親戚說，穆克許毆打這個女孩用力之猛，他們甚至能透過吉塔綻裂的頭皮看見顱骨。

賈希魯丁說，他和吉塔的母親談了整整五個小時，才說服對方放手。

「他們當時可堅決了——他們說：『我們絕不妥協。』他們不讓步，把女人的屍體送驗。」他說。

群體的正義超越一切

有些時候，強調個體權利的自由派歐洲法系，在這個著眼於群體權利的國家好像只是蜻蜓點水。政治領袖讓這一點更加深入於文化骨髓：印度的平等是群體間的平等，而正義是群體的正義。

我從質問警員身上得來的一丁點勝利感至此都消逝無蹤了。我和村長之間愉快的氣氛也沒了。他注意到，轉頭看著蘇哈辛尼。

「請問問她，她覺得我是哪種人？」村長問她。「我不貪心。我任何一種貪念都沒有。我提供的是服務。或許妳會覺得我是在貪求村民們的選票。」

當我無法充分同意他所言時，他大為光火。

「妳到這裡來，也是抱著某種貪念。」他說。「妳想要某種新聞。但我又能從妳身上得到什麼？我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這對妳來說又算得上什麼？」

回德里的路上，我們在吉塔母親住的村子停車，但我不再期望會有人關注我們的調查。吉塔的母親接受了村長的說詞，村長說撤回謀殺控訴對吉塔的四個孩子比較好。挑撥相關種姓之間衝突的後果可能會壓垮她。吉塔的母親說，這全是為了大局著想。

我們之間的沈默不安地蔓延，我才明白她巴不得我們趕快離開，卻不敢說出口。

她雙膝拖著下巴，在她身旁的是一個大概 8 歲大的男孩，他在旁全程聆聽。原來他是吉塔的兒子。他沈默地怒視我們，我問他對整件事情的看法時，他說自己的父親是個垃圾。

「我的父親不愛母親。」他說，他的音量很低，我得傾身向前才聽得見他說的話。

他的外婆一臉溺愛地看著他。「也許有一天他長大了，他會報仇。」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