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反抗與致命打擊:劇場如何推倒柏林圍牆

他們反抗惡名昭彰的東德國家安全部「史塔西」,並揭起一場革命。《衛報》記者揭露,豐富的劇場文化如何在東德崩解的過程中扮演重要推手


1989 年的 11 月 4 日,在彼時仍分裂的柏林,一群東德民眾湧入亞歷山大廣場,對當權政府提出抗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DR,即東德)分崩離析;被眾人唾棄的領袖埃里希‧何內克(Erich Honecker)被迫下台;數千人早已逃離東德。五天後,在一名黨內人員口誤下意外宣布:任何想離開國家的人都可以自由離去。之後,民眾爭先恐後翻越柏林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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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11 月,人民在柏林圍牆上慶祝東德共產主義垮台。(Getty Images)

如同記者們觀察到、數名劇作家意識到的—— 1989 年 11 月的一連串事件是如此戲劇化,他們根本不可能寫出這種腳本。誰會相信一個關於國家連一槍都未開就放棄幽靈的劇本,而這竟帶來了歐洲共產黨的末日?全只因為一名黨員講錯了他的台詞。

值得玩味的是,東德的崩解在許多層面上看來都是一部舞台劇。東德史上大規模抗議之一的亞歷山大廣場示威(Alexanderplatz-Demonstration),是由東德劇場頂尖的演員與導演所計劃。他們邀請劇作家與演員、反對者與政客向民眾喊話。他們甚至還有反派角色:史塔西祕密警察前副局長到場發表演說,並且被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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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圍牆倒塌前五天,人民聚集在亞歷山大廣場示威。(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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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作家穆勒於亞歷山大廣場示威時上台致詞。(Getty Images)

對許多人而言,團結群眾的口號是:「我們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來自德國劇作家格奧爾格‧畢希納(Georg Büchner)1835 年關於法國大革命的作品《丹頓之死》(Danton’s Death)中的一句台詞。為了替那年秋天的起義行動醞釀氛圍,或說為了尋求現實的轉變,幾座劇院也紛紛上演了這齣舞台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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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廣場示威,標語寫著「德國統一」。(Getty Images)

幾年前我偶然看見這些新聞時,並不確定該怎麼看待這些事件。劇場圈的人參與抗爭行動並不奇怪。當時在其他東方集團(Eastern Bloc)(註 1)的國家也是如此:異議劇作家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後來還當上捷克斯洛伐克的總統。

劇場在充滿壓抑的社會裡總是代替政治,成為另一種形式的辯論場域。而如同那個老笑話所說的,在德國,劇場比現實人生更被看重。

但這看來有點牽強,尤其是我從 30 年後的英國角度來看。在英國,相較於混亂的真實事件,政治劇場常看來像餘興節目。這讓我心生疑問:在全世界監控最嚴密的國家之一裡,劇場創作是什麼樣子?為什麼當那麼多人逃離,劇作家與導演卻選擇留在東德?劇場創作者真的幫忙推倒了柏林圍牆嗎?

這些疑問啟發了我和 BBC 一起製作的紀錄片《權力劇場》(Power Plays,暫譯),內容是關於圍繞東德文化的各種奇特狀態。

誕生於 1949 年的「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註 2)致力將自身打造為一座文化燈塔。早期的成功來自於劇作家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前一年結束流亡歸國。隨著時間過去,布萊希特的柏林劇團(Berliner Ensemble)成為歐洲大陸最有影響力的劇團。許多劇作家、導演、演員投入支持這個宏偉的社會主義計畫——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而國家自然樂意助他們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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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具影響力的舞台劇《潘提拉及僕人馬蒂》1949 年於柏林劇院上演。(Getty Images)

史塔西之國,人民的劇場

僅有 1,600 萬人口的東德最後宣稱擁有 68 座劇院,幾乎可以肯定是全球劇場密度最高的地方。劇作預算充裕,但為了吸引藍領階級的觀眾,票價卻訂得低廉。畢竟,真實的劇場是由人民製作、並獻給人民的。「那是個令人興奮的時期,充滿熱情與希望,」現年 88 歲的劇作家麥克‧漢伯格(Maik Hamburger)說道。「在劇場圈的我們感受到自己在做非常重要的工作。」

然而,當局政權並不總是如此看待劇場工作,尤其是當劇場偏離社會主義寫實(socialist-realist)原則的時候。美其名「文化策劃」,官員向劇場製作人施壓,要他們更改或是完全換掉劇本。史塔西警察會在劇場排演時祕密監控;也有部分人進行自我審查。

報復常是野蠻的。1961 年,名為《重新安置的女人》(Die Umsiedlerin)的喜劇敢於以不那麼贊同的眼光刻劃掌權者。劇作家海納‧穆勒(Heiner Müller)被禁數年,而導演 BK‧塔格林(BK Tragelehn)被送去礦坑工作六個月。你必須培養第六感,漢伯格告訴我們:「過了一段時間,你不會再那麼天真,學會變得比較機靈。」

東德觀眾無疑看過許多以下巴瘦長的鐵工為主角的馬克思思想舞台劇,但在其他地方,劇本則透過巧妙地改編來低調傳達某些觀念。穆勒的祕書李納特‧茲默(Renate Ziemer)回憶,當時演員會在某些重要時刻,安靜地向劇院的天花板做出手勢,指向史塔西警察藏匿麥克風之處。漢伯格甚至在 1971 年上演《仲夏夜之夢》時在劇中安插一個梗,將角色沃爾(Wall)的名字翻譯成「Die Mauer」,意為「那道牆」(the Wall)。觀眾都抓到了笑點。

關於導演法蘭克‧卡斯托夫(Frank Castorf),有個非凡的故事——他如今因經營柏林人民劇院(Volksbühne)而成為傳奇,但在 1980 年代初期還默默無名。當時東德政府為他瘋狂解構的劇作所震驚,想到一個點子:讓他當北邊小鎮安克拉姆的藝術總監,希望他會就此埋沒無名。

與當局的盤算相反,卡斯托夫將安克拉姆劇場變成一個劇迷的朝聖地,柏林人千里迢迢花好幾個小時,只為了去那裡看令人震驚的最新舞台劇。傳聞卡斯托夫之所以沒被懲罰,是因為監視他的史塔西線人——一名代號為「達里歐‧弗」(Dario Fo)的提詞員——假造報告來保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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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柏林標誌性的人民劇院。(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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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送到偏遠小鎮的法蘭克‧卡斯托夫。(Getty Images)

當我們問及當時壓力這麼大,其他人都逃跑了,他為何選擇留下?漢伯格說「很難解釋」,搖頭嘆氣道:「當年的我總是非常樂觀。我以為一切會好轉。」

這一切之中有種極大的諷刺。「東德是個可以創作好劇場的地方,」牛津學者與東德研究專家艾蜜莉‧奧立佛(Emily Oliver)說。「資源基本上是無限的。演員可以在劇團獲得終身職。如果你一步步往上爬,並且跟好的劇團一起演出,就有極大的動力留下來。」

對某些人而言,成為監控國家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有種神祕的吸引力:參與這種走鋼索般一失足或就粉身碎骨的冒險行動固然危險,卻也振奮人心。借用澳洲作家安娜‧芬德(Anna Funder)描寫那個可怖時代的書名——「史塔西之國」(Stasiland)本身就是一座劇場。穆勒似乎已經察覺到了這一點,冷冷地說:「對一名戲劇家來說,獨裁統治比民主國家的生活更多采多姿。」

最終,東德崩解得迅雷不及掩耳,是引領抗爭的藝術家們所始料未及的。許多人希望改革國家,將國家導回文化烏托邦的正軌上,而非給予致命的一擊。大多數東德人只想要更好的生活、有機會旅行、可用的貨幣與投票權。

當德國邁向統一,東德經濟一蹶不振之際,許多劇場圈的人失業,有些人甚至喪失生活目標。然而,即便東德最後的日子並不是照著預期的劇本落幕,在我們訪談的過程之中,鮮少人覺得有缺憾。「我們在創造歷史,」漢伯格說。「不斷抗爭,抱持希望。我絕不會為了任何事而錯過那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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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11 月,士兵宣布柏林圍牆正式開放,一對情侶互相親吻。(Getty Images)

註 1:「東方集團」指的是 1947 至 1991 年冷戰時期,相對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以蘇聯為首的中東歐、東亞、東南亞的共產國家。

註 2:此處指的「人民民主」,是二戰後發展起來的共產主義國家的一種政府形式,其在理論上允許在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有多階級、多政黨的民主政治。被稱為「人民民主」的基本上是當時「東方集團」的東歐國家: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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