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景翔演劇團《女僕》:經典重製的意義與可能

經典重製是重要的,而其重要與珍貴之處在於:在文本的隙縫間、在角色的弦外之音中,我們會發現屬於自己的聲音,並以此骨幹去催生出一個全新的作品


法國小說家、劇作家尚‧惹內(Jean Genet)1947 年的劇本《女僕》從出版至今,世界各地有過無數次的搬演,其劇本靈感來自 1933 年發生在法國而震驚世界的謀殺案。一對女僕姐妹在一次爭執中,將女主人及其女兒以極其兇殘的手段殺害,而後被發現在她們平時居住的小樓裡、全身赤裸在床上緊抱彼此。她們向警察坦承罪行,而此事件也成為新聞媒體關注的焦點。

當時不只惹內,包括沙特、拉岡等菁英分子都注意到這樁謀殺案。其特殊之處在於,一個事件卻反映了眾多面向的人類社會問題,或精神狀態的轉變。謀殺案的被害人與加害人具有階層、社會背景的懸殊差異,而兩女僕最終被警察發現的場景和被監禁時的行為,都顯示了兩人之間超越姐妹的複雜關係。尚‧惹內看見此事件中的被害人、加害人關係的變動,藉由儀式扮演的戲劇性,他將此事以言語複雜的劇本包裹,卻不流於知識分子的傲慢,依然將女僕的悲哀展現出來。

(楊景翔演劇團提供)

她們愛著夫人、也愛著對方;恨著夫人,也恨著自己。

劇中兩位女僕克萊兒與索朗芝就是原事件中兩姐妹的化身,只是此時她們以艱澀的語句進行儀式表演與自我表白。當兩人進行輪流扮演夫人的遊戲,她們扮演的不只是夫人,也是鏡像中的自己。克萊兒扮演夫人時,索朗芝就是克萊兒,於是克萊兒使喚「自己」取出珠寶,克萊兒以自己的名字呼喚索朗芝而同時侮辱她;索朗芝諷刺而充滿愛慕地回應她親愛的妹妹克萊兒/夫人的命令。她們愛著夫人、也愛著對方;恨著夫人,也恨著自己。

這是惹內對原始事件的延伸。在原始事件中,兩人被隔離監禁之時,姊姊表現對妹妹的依戀而發瘋,而妹妹最後被認定為人格不完全,陪審團與醫療人員相信在長期相處下,她的人格已幾乎與姊姊同化。這種人格的不定與混淆在《女僕》故事中得到很精采的發展。在最終的場景,克萊兒決定將某種重責大任交到索朗芝身上,那不只是一起承擔他們的「罪行」,還是賦予兩人如同基督宗教中的教士身分。

她們之間之所以能夠互相召喚,是因為她們在代表階級之前先是一個活生生的個體。

惹內在此劇本的前言中曾將女僕的故事與基督為大眾獻身的概念做比較:教士作為上帝與信徒的中介,透過儀式將上帝的肉體轉化為他與信徒吃下的聖餐,而女僕在此是另一種中介,透過扮演、成為、殺害、取代夫人的儀式,她們將對夫人的愛恨呈現在世人面前。在最後的場景中,克萊兒向索朗芝說:「我召喚你來代表我,向世人呈現我的樣貌。」(I call upon you to represent me, to represent me in the world.)這時,女僕是一種意象而不再只是她們自己,而這樣的設定延續到索朗芝最終的獨白。

在討論楊景翔演劇團今年六月的製作《女僕》之前,必須先淺談論文本的原因是,由於女僕作為一種階級,其在劇中最後作為群體的場景是如此強烈。近代的改編有時忘卻夫人、索朗芝與克萊兒之所以能夠互相召喚,是因為她們在代表階級之前先是一個活生生的角色,一個個體。惹內在處理文本時並沒有忽略個殊性(idiographic),但在當代改編中卻容易被忽略,時常儀式扮演的處理精彩、觀點獨特,但角色卻失去了個殊性,於是造成以部分代替全體的危險性。

經典重製的珍貴之處在於,讓我們在縫隙間發現屬於自己的聲音

本次製作,導演楊景翔在選角方面做出大膽嘗試,選用波蘭女演員、自然而然劇團藝術總監卡霞(Kate Stanislawski)飾演美麗的夫人,並請到底子深厚的劇場演員徐堰鈴、蔡佾玲飾演索朗芝與克萊兒,以膚色、種族創造女僕故事文本下的政治意涵。這種跨膚色、跨種族的選角也出現於 2016 年傑米‧洛伊德(Jamie Lloyd)在倫敦製作的版本,而楊景翔的選角中更進一步包括語言的遊戲。

這樣的設定開啟了文本詮釋的空間,卡霞流利卻帶有口音的中文將夫人與女僕的身分背景拉更遠了;而在女僕怪腔怪調的模仿下,多少也使夫人的語言弱勢展現出來,與卡霞所詮釋之性格銳利的夫人形成對比,使得夫人的角色複雜化。但與此同時,語言卻在一些時刻削弱了夫人角色的力道。當我們聽見她以法文呼喚:「Claire, Solange ! 」時,與那使用中文的夫人是不一樣的,而這強弱之間如果獲得好的安排,將會成為本次改編中的亮點,也是卡霞的膚色、語言、表演方法能夠為此劇帶來的最好詮釋,可惜我們在這方面未見到太多處理。

至於兩位女僕間的關係,透過硬底子演員的詮釋,我們能夠看見一組原型式的母女、姐妹、情人關係,演員抓住了惹內原劇本當中的角色設定,在表演節奏、感染力與力道轉換等都是精采的。但作為一個經典改編作品,觀眾將期待看見更多屬於創作的詮釋。就如此文章標題提出的問題,當創作者選擇經典重製,其必須包含對文本的延伸、詮釋,在形式或潛文本的面向提出屬於此版本的觀點。

(楊景翔演劇團提供)

我認為在這個改編作品中值得稱許的是其對語言和膚色的探討,其中不乏使人眼睛一亮的段落,但這一觀點卻沒能被發展成存在於整個文本的潛在主題,即語言作為肉體,聽起來的不同(在法文與中文、在口音與口音之間)能帶來什麼「質」的變化,也許其中一個可能發展方向是語言作為聲音的應用,即使觀眾聽不懂外語,依然能傳達女僕劇本中的精神。(例如韓國梯子肢體實驗室在 2014 年改編《女僕》的作品)

另外,回到本文中間提到的,以部分代替全體的問題,或許也出現在這個改編作品中。我們在角色身上能看見原型,於是能理解這些情感,但在文本之外的、1933 年的真實事件(以及從古到今類似的千百個事件)中,其角色是不重複的特殊個體,而《女僕》故事中的角色是怎麼樣的特殊個體,惹內留了很大的詮釋空間,但在這次的改編中沒有見到太深入的安排,也是較為可惜的地方。

楊景翔演劇團的《女僕》是一個有趣的嘗試,相信也將激發更多經典重製的演出去追問文本詮釋的更多可能性。

楊景翔演劇團的《女僕》以不同膚色、種族和口音的演員飾演夫人與女僕,嘗試在經典劇本中演繹出新的可能。(楊景翔演劇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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