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暖化加劇的同時，世界各地的私人送水業者靠著有限的水資源發財致富——但這場乾渴之災，從來都是由人禍而起。生命不可或缺的元素，成了掌權者與投機者斂財的商品，官商口袋裡的油水，代價是社會底層與地下水源的枯竭
尼泊爾‧加德滿都——水閥破裂以來，庫龐德（Kupondole）區的自來水從原先的淙淙細流縮減成涓滴之水已有 11 天之久，向普拉迪普‧塔曼茲（Pradeep Tamanz）叫水的電話響個不停。
馬來西亞大使館的一處寓所已經嚴重缺水，但外交官們亟欲沖澡，他們打算支付額外費用來叫送水快遞。一間咖啡加工廠的水槽乾涸之後，產線幾近全數停工，同樣地，該廠將不惜金錢只為取得水源。電話瘋狂地從街坊和城市的各個角落湧入，狂熱程度令水罐車司機桑傑（Sanjay）打趣地猜說他可能會遭人劫車。「這就像液態黃金，」他說道，用手拍了拍他的貴重貨物，每個閥口都滲出大量的水。「或許還更勝黃金。」
塔曼茲在加水站、住宅和工廠間來回奔波，盡力滿足大眾需求。他的三組水罐車員工常會在冰箱大小的狹窄車廂內，睡上一到兩個小時，並維持水罐車每日行駛至多 19 個小時。塔曼茲曾把生意推給同行對手，此舉在加德滿都競爭激烈的送水產業裡並不尋常，他甚至曾向一名技師探聽如何把平板卡車改裝成水罐車。隨著豐厚的利潤不停湧入，這位年輕商人估計很快便能回本。
但無論員工多麼努力，多麼拼命地將笨重的車輛駛過滿是坑窪的道路，都滿足不了這個城市的需求。進展速度太過緩慢，缺水情況又太過嚴峻。在自來水管線全面修復之前，許多家庭都只靠小型油桶裝水，過了近一個月的生活。「你知道的，現在甚至還不是旺季，但這裡的情况就是如此，」塔曼茲說道。「想像一下，如果少了我們，狀況會如何？」話音剛落，他的電話又響了起來。
和南亞大部分地區以及部分中東、南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樣，加德滿都的商人與他們的水罐車，有時能防範整座城市面臨無水之渴的窘境。少了他們，數以萬計的家庭將沒有足夠的水煮飯、清掃或洗漱——或甚，恐怕是任何事都做不了。少了他們，原先就破敗不堪的公共設施或會全然崩潰，如同送水工人們所熟知的那樣。
「這座城市仰賴我們維生，」在加德滿都喬爾帕蒂村（Jorpati）擁有六輛水罐車的商人馬赫斯瓦爾‧達哈爾（Maheswar Dahal）說道。「如果我們不上工的話，那會是場災難。」
然而，他們也有不太討人喜歡、有時甚至是令人萬般厭惡的一面。水罐車經常輸送致病的劣質水，而且收費通常比政府高出許多，讓窮人們幾乎走投無路。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對世界 15 個發展中城市的水資源獲取情況進行研究，發現私人水罐車的要價平均為政府自來水的 10 倍，在孟買，這個數字甚至多達 52 倍。
貪婪、強硬，又唯恐跌落枝頭的部分送水業者甚至相互勾結，只為鞏固最初促成他們生意的缺水狀況持續下去。他們暗中交易、損壞管線，還造成環境嚴重破壞的情事，在當地民眾之間口耳相傳。「他們全是小偷，該受絞刑的卑劣小偷，」在加德滿都巴格馬蒂河旁出租房源的女房東達拉曼‧拉瑪（Dharaman Lama）說道。「他們對我們做的事情惡劣至極。」
漏水的野獸
就某方面來說，在全球長達數十年的水資源私有化過程中，水罐車只是其中一個階段罷了。許多權威人士認為，在不敷使用的公共設施下，私營企業更善於勉強維持供給，而且他們已放棄掌控關鍵資源。而儘管地方官員斷定，水資源最好掌握在公家單位手中，並限制了私人企業的服務——好幾十座城市的送水業者還是搭上了此一趨勢的順風車，趁機取得經營權，或不顧規範強行營業。
過去十年間，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克拉嗤的水罐車隊總數可能已經翻了一倍；而據兩位研究人員估算，奈及利亞拉哥斯的水罐車則成長了四倍之多，不過，就和其他許多城市一樣，拉哥斯的送水業者在行政部門的庇護下營運，連概略的統計數字都難以掌握。在葉門，自 2015 年沙烏地阿拉伯進行軍事干預以來，水罐車便壟斷了絕大部分的都會市場。而在整個印度半島，隨著都市擴張，大大小小的送水生意在該區成長尤為蓬勃。
從孟加拉到玻利維亞，這一輛輛漏著水、生滿鏽的野獸伴隨著刺鼻黑煙到來的畫面，成了無所不在的景象。
但是，在全球暖化和快速都市化下部分私營企業會如何從中獲利——送水產業或許正好提供了一個先例。預計到了 2050 年，單就南亞的都市人口便會成長三倍，達到 12 億人，而隨著基礎建設日漸頹敗、都市持續向毫無基礎建設的地區擴張，送水工人恰好能補足部分缺口。據世界銀行預估，到了 21 世紀中期，多達 19 億都會人口可能遭逢季節性缺水。
「水罐車能滿足中短期的需求，」康乃爾大學城市與區域規劃系教授維多利亞‧比爾德（Victoria Beard）說道。「沒有電，人體還是能照常運作，但沒水就不行了。而在別無選擇之際，你會不擇手段補足所需。」
因為氣候變遷的衝擊，城市當局早已疲於維持供水，更別提要補充水資源了，於他們而言，私人送水產業似乎是個無力抗拒的安全網。在 2017 和 2018 年，當乾旱肆虐南非，造成開普敦的水庫見底時，生活富庶的居民避開用水限制，以非正規運營商購入額外水源。去年夏天，印度最大城市之一的清奈在極少降雨量下幾近乾涸之際，有超過 5,000 輛的私人水罐車從外部輸水解渴。隨著這些衝擊加劇、更多城市受到影響，送水產業的前景則一片欣欣向榮。
坐落在水源豐沛的喜馬拉雅山山腳下，有著得天獨厚的強烈季風，加德滿都理當不該成為仰賴水罐車的經典案例。但是，多年來政府施政不當，加上鄉村人口湧入都市（在納薩爾毛派叛亂期間尤甚），使得自來水管線大規模過度擴張。從數十名商人、官員和民眾的訪談中，可以見得送水產業趁勢而起的程度。
弱肉強食
自 1990 年代末期，水罐車開始在鄰里間穿梭，各社區居民不論貧富，紛紛使用起送水服務。起初，居民十分歡迎他們的到來，視他們為該市沒完沒了的水管破裂問題之解方。但很快地，情況變了，那些手頭較不富裕的民眾，對於他們高昂的水價和不道德的手段備感憤恨。像洗滌衣物這類原本再平凡不過的日常家事，變得需要精打細算。「以前，我沒想過多久才能洗一次澡，或什麼時候才能打掃屋子，」育有六子的家庭主婦拉克斯米‧馬加爾（Laxmi Magar）說道。「但是現在的我留意著每滴水，因為太貴了。」
許多家庭被迫改變他們的食材、料理方式和招待對象。對許多家庭而言，用水量多的菜餚（例如菠菜等）已被排除在菜單之外。老舊公寓大廈內的大壁爐也不受喜愛，因為火勢要是蔓延開來，將沒有足夠的水能夠撲滅。而在熱情好客的尼泊爾，有時不再歡迎客人，又或害怕他們的到來，因為這代表家中多了張喝水的嘴。水罐車的水價是自來水的 40 倍，5,000 公升要價約 1,800 尼泊爾盧比（近 500 元新台幣）。
在這座城市最貧窮、最弱勢的群體，面臨著世上最糟糕的都市供水狀況，而送水業者的惡劣把戲，又讓情況雪上加霜。加德滿都的貧民窟鮮少與供水網相連，因此每到旱季，他們全得仰賴外部援助。送水業者便趁機哄抬價格。這些地區的道路多半狹小，大概只有一台嘟嘟車寬度，且遍布在陡峭的山丘上，在雨季來臨時又總是泥濘不堪，大卡車無法通過，因此居民必須以極高的價格從掮客那裡購得少量的水。顯然，即使中產階級家庭也飽受困擾。
巴克塔布（Bhaktapur）位於加德滿都以東不遠處，妮拉‧卡薩久（Nira Kasaju）與丈夫在該城的國營工廠上班，加總後的收入比鄰居來得多。但能夠進出他們搖搖欲墜的 17 世紀公寓的車輛有限，所以他們只能倚賴窄身拖拉機水罐車，這種車供給的水價格是一般行情的兩倍。因此，他們不得不縮減一切開銷，從孩子玩具到節日裝飾品都能省則省。「不管多少錢都得付；我們別無選擇，」卡薩久一邊說，一邊往樓梯灑了幾滴水降塵。「這當然令人無法接受，但我們還能怎麼辦呢？」
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家戶花在水費的開銷應不超過收入的 3% 至 5%，但仰賴水罐車的尼泊爾人，最高可花上收入的 20%，而在約旦，部分的農村地區的數字還可能到 50% 以上。
許多顧客表示，只要水質乾淨，他們便會設法支付這筆費用。但情況日漸事與願違。居民們屢屢報告出現皮膚問題、腸道病菌和腹瀉等情形，這驅使仍有餘力的人花更多錢購買可飲用的「壺裝」水，卻也迫使那些無力負擔的人因病缺課、缺勤。又一次，仍是那些最窮困潦倒、最身陷囹圄的人，得到最差的水質。（而這還不是最糟的。世界資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研究員表示，玻利維亞中部城市哥查班巴的水罐車，還會從氯化泳池中汲水。）
送水業者一方面與貪腐的官員們達成協議，限制自來水的流量，讓他們賺好賺滿；另一方面，他們也遊說反對任何可能打破其壟斷的公共建設計畫。在毗鄰加德滿都的城市拉利特普爾（Lalitpur），住在著名遺跡帕坦王宮廣場周遭的居民表示，有業者付錢給官員，讓他們不要修繕許多免費且裝飾華麗的公共直飲台，這些直飲台在 2015 年因致命強震而遭摧毀。在印度的班加羅爾，情况大同小異，據傳有許多國家水利技工與商人們同謀合污。
加德滿都約有 400 名送水業者，競爭非常激烈，時常砸毀對手車輛，或拜託關係好的政客強行關閉對手公司。「這整個競爭是很不健康的，」擁有三輛水罐車和一家瓶裝水工廠的達曼達‧史瑞斯特拉（Dharmanda Shresthra）說道。「大家成天互相較勁、追逐利潤，而這讓水質受到了影響。」
而且，至關重要的是，業界大佬們對於水資源的過度開發、環境及城市長期生命力的危害，幾乎肆無忌憚。送水業者不停開採地下水，致使諸多水井的年水量减少至多兩成。數十口深井和湧泉已然枯竭。水資源專家——甚至許多送水業者自己都擔心——除非發生重大改變，不然當地可供開發的資源很快便會所剩無幾。
加德滿都以南的山丘上，一處名為卡哈雷（Khahare）的地區，克里希納‧哈里‧塔帕（Krishna Hari Thapa）佇立在他經營的加水站旁，沉浸在十月憶昔撫今的氛圍中。過去十年的多數時間裡，他眼見來取水的水罐車，從每日約 30 輛增加至 80 多輛——也持續從中獲益。他也看著曾經強勁的在地泉水，漸漸變成一條不起眼的涓涓細流。
「二十年前，它就跟一條河差不多，而現在卻不然，」他說道。「天知道再二十年後它會變成怎樣。」但是塔帕表示，無論流量多小，他都不會停下。這錢太好賺了，況且，「人們還能從哪取得水呢？」
顛簸的復原路
夾雜在大眾怒火和逐漸乾涸的水資源之間，就連一流的送水商都承認：這個產業失控了。儘管用了種種齷齪手段，送水工人們表示，在這個利慾薰心的故事中，他們並非最大反派。他們堅稱，這個頭銜最適合頒給政府當局，若不是政府一錯再錯，他們根本沒有登場機會。
他們所言不無道理。「我就直說吧：公部門的失能，使私人企業介入，」政治經濟學家、前水利部部長的迪帕克‧賈瓦利（Dipak Gyawali）說道。「在徹底整頓政府的作為前，一切都不會改變。水罐車只是個徵兆。」
政府的失職始於自來水管線。加德滿都谷地的供水狀況極差，平均每週只有一小時的自來水供應，這一小時本應讓居民填滿屋頂水塔或地下蓄水池。然而水壓甚微，許多家庭每次獲得的水不超過 250 公升，還有三成左右的居民連半滴水都沒有。
對這些居民而言，是水罐車協助他們度過下一次自來水來臨前的日子。官員們承認這是場危機，卻說他們無力解決。
「老實說，供需間的差距非常大：現在每日的需求量為 4 億公升，但供給量只有 9,000 萬到 1.5 億公升，」加德滿都谷地供水管理委員會（Kathmandu Valley Water Supply Management Board）執行董事桑吉夫‧比克拉姆‧拉納（Sanjeev Bickram Rana）說道。「這種差距，我們要怎麼彌補？」
該區域的路況也阻礙了水資源供應。多數卡車都從喜馬拉雅山周圍的卡哈爾等地汲取水源。唯農村道路崎嶇不平，為防車軸斷裂，他們開得不快，而且該市設計拙劣的交通網路更經常引發交通堵塞。商人表示，如果卡車能開得更快，就能將目前日均四趟的送水能增加一倍，因此還能賣得更便宜。但水罐車司機對道路改善不抱持期望，遂採取了他們自己的預防措施。
一些人折報紙貼在他們沒有懸吊（避震）裝置的車子天花板上，減緩顛簸行駛時的衝擊；另一些人則在車身上貼滿宗教圖像，幾乎快把擋風玻璃都蓋住了。最常不耐煩、或在交通最壅塞路段工作的司機，則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許多卡車都加裝迷你電視，或震耳欲聾的音響設備。
針對這些嚴重缺水問題，尼泊爾政府提出「梅蘭奇計畫」（Melamchi project）作為解方，結果卻演變為一場長達 40 年、無能得無與倫比的慘敗。該計畫於 1970 年代首次提出，於 2000 年開始實施，旨在將一條源自喜馬拉雅山的河川改道，但這項計畫延宕過久，以致於它預計帶來的水量——第一階段為每日 1.7 億公升——早已連加德滿都需求量的一半都滿足不了了。
專家表示，無論如何，這本就不是個好計畫。自來水管線網路漏洞百出，「就算水管另一端是貝加爾湖，也還是會不敷使用，」前水利部長賈瓦利說道。
而現任水務部部長比娜‧瑪格（Bina Magar）在她家戒備森嚴的院子受訪時，則將水資源短缺的責任歸咎於前朝政府。「長期以來，尼泊爾政局不穩，政權更迭頻繁，有些維持了一年，有些六個月，或者八個月，」她說道。「現在，我們有機會穩定下來，將一切撥亂反正。」儘管承認水罐車有助掩飾國家的缺點——就連每個內閣官邸都得仰賴水罐車——但她堅稱，水罐車目前正苟延殘喘。「他們收費過高，」她說道。「我們的收費要低得多。一旦梅蘭奇完工，我們將是解答。」
然而，貪腐和官僚主義幾乎盤據在政府上下所有層級，使送水業者更加肆無忌憚。由於要打點賄賂的地方如此之多，有時商人們甚至會在身上帶著一大疊的現金，以備不時之需。十幾名商人表示，如果不支付從 5,000 到 10 萬盧比（1,300 到 2 萬 6,500 元新台幣）不等的金額，他們可能被迫歇業。而這些成本，也勢必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官員否認時的態度，則明顯遲疑。拉納表示，「這些說法和『我們的機構』無關，但交警或其他人或許有涉入，」她指的是水務部底下的供水管理委員會，人們普遍認為，該機構是尼泊爾官場中最為貪婪的一環。
事實上，國家對水務相關部門的漠視顯而易見；投機主義確實導致了水罐車的低劣水質，而當局拙劣政策與規範的匱乏也絕對難辭其咎。
2012 年，該國採用彩色標籤貼紙來區分水罐車的水質——綠色代表可飲用，藍色代表家用，黃色則是工程用——但多年下來，這個政策始終沒有確實執行。供水管理委員會表示，他們缺乏資源來進行每週三天以上的監測；送水工人則表示，只要能中飽私囊，官員們才不在乎這些。所有人都同意，這政策就是一團糟。
身為最大的送水商協會主席，普拉迪普‧普拉薩德‧帕塔克（Pradeep Prasad Pathak）肩負維護產業利益的任務。他説國家正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挑撥送水業者相互競爭，這讓他的任務變得愈發棘手。「政府從不認為替人民供水是他們的職責，」他說道。「在像加德滿都這樣的城市裡，總是我們這些人在替政府履行他們的職責。」他承認有些送水工人缺乏教育，不懂得區分水質好壞，而那正是該產業需要加以規範的原因。「我們不是英雄。我們也需要受監管。」
枯竭
在這個節骨眼上，無論是政府或是多數送水業者，都傾向暫不更改其目前作法。但很快地，情勢可能會迫使他們出手。水的需求量快速增長，不論送水公司如何漲價，都無法應付旱季的所有訂單。「找上門來的人逐年增加，這是件好事，」喬爾帕蒂的送水工馬赫斯瓦爾‧達哈爾（Maheswar Dahal）說道。「但在冬季，我們必須告訴他們『可能要等上五天』，或者有些時候，我們只能說不。」而供不應求時，最好的客戶——簡而言之就是富人——能取得自來水和送水商的優先服務。
供應量也逐漸下降，部分原因是當局對城市擴張的處理不當，和南亞大多數城市一樣，加德滿都的擴張速度遠遠超過整個地區的擴張速度。除了水罐車過度抽水外，這座城市正吞噬著其僅存的森林綠地，而森林不僅能涵養水源，還能補給地下水。雨季大部分時間和之後幾個月內，許多家庭使用手壓泵浦抽取房屋下方的淺層地下水，至少滿足些許需求。然而隨著山谷的柏油路愈鋪愈多，能補充的地下水就愈來愈少了。再者，氣候變遷使得降雨情形更飄忽不定，減少了屋頂雨水的貯集量，並加劇洪水，近一步污染部分地下蓄水層。
而隨著供需差距的擴大，公眾開始強烈反彈。水資源貧乏區的居民，曾在水務官員涉險前往當地時襲擊他們。送水工人罷工時，同樣曾遭受攻擊。隨著水變得愈稀缺、愈昂貴，人們之間的爭鬥也就愈頻繁。儘管加德滿都地區仍有許多農民歡迎送水業者的到來，而且水井出租賺的通常比農耕還多，但是在印度以及其他國家，愈來愈多農民和商人針鋒相對，指責商人抽取地下水導致他們的水井乾涸。「我們從自來水管得不到半滴水，從自家水井汲取的水變少，又買不起水罐車的水。我們當然生氣！」和朋友們在巴格馬蒂河旁野餐的學生安賈利‧塔芒（Anjali Tamang）說道。
部分家庭每人每天僅靠 15 公升的水維生，遠低於聯合國為難民規定的 20 公升「最低可接受標準」，社區領袖警告，除非政府能解决危機，否則將發生更嚴重的暴力事件。
希望仍有跡可循。由於資源的枯竭威脅到利潤，一些送水業者開始採用更永續的方式汲水。在加德滿都外圍、正快速擴張的昌德拉吉里（Chandragiri），六名送水工人聯合起來，試圖拯救水源——與收入——賴以續存的森林。遠在首都南方數里外的幾個城市，則預示了當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受託掌控公共事業時，會是何種光景。現在，黑道達市每日至少提供六小時自來水，而且收費是首都水費的六折，導致當地許多私人送水公司關門大吉。
尼泊爾之外，在其他面臨缺水問題的巨型都市中，執政當局均證實，私人送水業者壟斷水源的同時，短缺問題似乎能得到解决，或至少得到一定程度的舒緩。從德里到撒哈拉以南非洲，諸多城市都在盡力試圖減少私人供水量；德里正復育多達 500 個湖泊和濕地以促進地下水補給，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則有大半地區擴增了公共管線。
「我認為，這時的樂觀的態度只會讓我們變得自滿，不過我們也不是全盤皆輸，」新德里國際水資源管理研究所（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的資深研究員阿迪蒂‧穆克爾吉（Aditi Mukherji）說道。「我們有數種解決辦法，雖然各個都很棘手。」
然而，在加德滿都和它日益激增、苦苦掙扎的市民同胞們，從根本徹底改革其方式之前，他們不會是那幸運的少數人之一。居民們當然不期待會有什麼變化。若真要說有什麼是在預期中的話，那就是他們正準備面對更多渴望、更多花費，甚至更多禿鷲般貪得無厭的行為。
去年 10 月下旬的某星期六早晨，蘇妮塔‧蘇瓦爾（Sunita Suwal）在巴克塔布的家門前，等待每週一次的自來水從水管流出。隨著表訂時間過去，她的怒火益發高漲。然後，她又等了一個小時，缺席了她萬萬不能缺席的裁縫坊排班。最後，早晨涓滴流逝，卻仍不見點水，蘇瓦爾理智斷線。「國家辜負我們；送水工人打劫我們，」她飆罵道。「他們全都只是想從我們這裡賺錢。說真的，差別在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