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劉玗在台中國美館「亞洲雙年展」中，展示了兩件錄像作品，《玩石頭的人》中一個坐在聖塔莫尼卡海岸的流浪漢不斷地排列他眼前一些撿來的石頭，零落地表述這些石頭如何與他的人生相關。作為入口以較小螢幕播放的作品，石頭與人的關係帶出了《Salvation Mountain》這件單頻錄像希望進一步探討的：「採礦」作為「譬喻」所可能達及的、對於生活方式、社會關係，與資本主義的探討與批判。
《Salvation Mountain》曾在鳳甲美術館「凹凸史：劉玗個展」中展出，當時以三頻投影的方式呈現。此次在亞洲雙年展放棄了原本三頻投影的方式，改採大型單頻錄像壓迫性地向觀看區前傾，配合較短的觀影距離與地上暗示躺下並仰望觀看的懶骨頭，就觀影體驗來說，有著頗為不同於鳳甲美術館展覽的身體感。原本三頻錄像分別是空拍影像、對地投影與（拓荒者、流浪漢與空拍機三者的）對話動畫，亞洲雙年展的單頻錄像的版本重新將這些影像剪接在一起，造就了更強的敘事效果。在其中，空拍機作爲一個與拓荒者及流浪漢圍著火堆聊天的「角色」，益發凸顯出它是個有趣的設定。
空拍（機）之眼
讓我們回想一下，關於採礦這個議題，近期是什麼時候變成新聞、進入多數人的日常生活，在台灣社會裡變成一個相對多數人關心的議題？最近一波主要的影響，應該主要來自齊柏林導演在拍攝《看見台灣 II》時不幸墜機身亡，社會大眾一方面哀悼一個導演的殞落，一方面也感受到齊柏林希望傳達台灣之美的熱切心情。不過，在這個空拍台灣的紀錄影像中，人們卻發現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的亞泥採礦場大幅破壞山林，甚至挖掉了整個山頭。在空拍的影像中，相對於其他的山林地貌，這個破壞力道的範圍之廣讓人怵目驚心，瞬間引發了環保團體的集結與抗議，再加上《看見台灣 II》看似中立、想傳達自然美感的影像語彙的推波助瀾，讓「自然之美」與「人工破壞」兩者間的對立更加尖銳，最後甚至聯結上原運的「傳統領域」議題，成為全面性的生存議題。
對本文而言，重要之處不在環保運動與原運如何藉由齊柏林所拍攝的影像而擴散出去，而是空拍影像的「位置」並未被議題化，換句話說，空拍影像被認為是中立、紀錄性的，齊柏林希望用這樣的影像來彰顯台灣之美；不同於此，社運人士及其支持者卻是反向地利用同樣的空拍影像來強調亞泥礦場相對於周遭環境的醜惡。在這樣一種正方與反方都同樣利用同一個影像來強化自己論點的同時，被捲入這個議題之中的「我們」，不管是站在齊柏林的觀點，還是採取社運的態度，或甚至與亞泥集團立場一致，都將自己的眼睛等同於空拍（機）的鏡頭，並且透過這個鏡頭形成了對於「我們」的投射。
被這個議題所捲入的「我們」到底是誰呢？是全國人民嗎？是社會大眾嗎？還是只有環保社運人士呢？這個看似奇怪而又多餘的問題，從社會人類學家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的角度來看可一點都馬虎不得，因為這牽涉到如何思考議題影響的範圍與策略。對拉圖來說，只有清楚了這個議題中的「我們」（不管是正方還是反方）到底是如何被聚集起來、又是如何被連結的，才能夠達到一門「精確科學」的要求。
不過，到底如何劃定「我們」的邊界呢？拉圖認為，只有辨識出同時依附在正反雙方／也被正反雙方所依附的「寄食者」，才能夠不誇大也不低估、清楚的描繪出「我們」的範圍，看清每個力量在網絡中節點的位置及部署方式，也才能在時間進程中追索這些力量關係與權勢的變化。
近期與台灣礦業相關議題牽連的社會運動，如前所述，藉由《看見台灣 II》中的空拍鏡頭誘發了整個議題，多數的議論都直接或間接地援引了《看見台灣 II》的影像作為無可迴避的參照，藉以喚醒多數人的環保意識。以拉圖的方式來說，《看見台灣 II》的亞泥礦場空拍鏡頭就是「寄食者」，它作為一個「支點」，舉起了整個運動，也界定了「我們」的範圍。換句話說，在這整個運動尚未大幅「位移」而使得寄食者身分改變的狀況下，以較為傳統的方式來說，亞泥的空拍影像（而不是被預設的「社會」大眾、「全國」人民或「利益」團體）就是「我們」投射慾望之處，在思考相關問題時會想到這個影像，甚或間接受到這個影像所影響的，都是「我們」的一員。
角色
或許只有在上述的背景下，《Salvation Mountain》中空拍機作為一個具有實質內涵的「角色」，才能夠具有與拓荒者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將流浪漢排除出自身領土的「國家」平起平坐的力量。把空拍機當成一個角色，正是為了讓我們將自己的眼睛（與慾望）與空拍機的鏡頭拉開距離，而不是像《看見台灣 II》那樣，沒有意識到鏡頭本身的政治性，彷彿我們的眼睛與空拍機之間是直接等同的、是透明的。這裡的我們，是被限定數量與對象的「我們」，也就是主動或被動地將慾望透過鏡頭灌注到太魯閣山上亞泥礦場的這些人。劉玗將「我們」的慾望外在化為一個「角色」，這是一個不再能夠被化約為個體之累加，在鏡頭前面現身並與鏡頭相對的「空拍機」。藝術家同時藉由向下傾斜螢幕並偶爾旋轉影像，讓觀眾產生壓迫感，而非《看見台灣 II》想要帶給我們彷彿中立未被拘束的開闊視野。相對於不自覺之觀眾的「我們」就被實體化為一個角色，創造出拉圖意義下、資本主義、國家與「我們」這些不同力量的「協商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