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得經過一段時間，才能真正意識到我們到底失去了什麼。
海爾穆‧柯爾（Helmut Kohl）是戰後時期的一位指標性人物，他在 1945 年冷戰對抗後統一了德國、推動且深化了歐洲一體化的視野，並以靈巧的手腕處理了柏林圍牆的倒塌，從而獲得來自莫斯科和華盛頓的喝采。2017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五，他在他出生的德國萊茵河港城路德維希港（Ludwigshafen）家中辭世，享年 87 歲。
「我們哀悼，」他所屬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在一則宣告其逝世的推文中寫道。
憑藉著他的外交手腕、決心，以及為了終結國家分裂所需付出之巨額代價的準備，柯爾在許多人的記憶中是一名定義時代的偉人。他重劃了歐洲的政治結構、瓦解了鐵幕的雷區和哨塔，並在昔日誓不兩立的對手之間，以長久共存——即使經常被挑戰——取代了東西方怒目相向的武裝對抗。
他是一名身材魁武的男人——他身高 193 公分，在任職領導人期間，體重甚至超過 136 公斤。身為德國總理的柯爾以近乎頑固的堅毅決心，為自已也為國家謀取政治利益。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在這動輒得咎的環境裡，我顯得有些莽撞，」但他克服了歐洲的對立，以他處理國內政治對立的同樣方式整合了歐洲：憑藉其歡快但又強勢的性格。
德國尤其面臨著這樣的挑戰：與受蘇聯支持、經歷獨裁政權的東方世界接觸，並在華盛頓及其西方盟國的支援下，將那長久以來可怖的秘密警察把持之地與繁榮的西方世界接合。
與許多德國人不同，柯爾從來不諱言他對所謂「此地，我們的祖國」的驕傲，即使這句話讓許多在二次大戰中因德國受苦受難的人感到不安。二戰結束時，15歲的柯爾是希特勒青年團的一員。而在處理德國納粹的歷史遺產時，他經常呼籲「寬恕這些後代」，因而冒犯了一些聽眾。
柯爾的成年生涯多數時候都是一名政治家，他從1982年起任職總理16年，是自俾斯麥之後任期最長的德國領導人。他統御基督教民主聯盟宛若那是他的私人領域。
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在 1998 年的選舉中以失敗告終，而他的遺緒則因一場不透明的募款餐會醜聞蒙上了恥辱的陰影。
但這並非他出現在諸多悼念詞中的形象。
「我們感受到一個生命的告終，而他的生平將寫入歷史，」總理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以顫抖的聲線說道。「在這一刻，我對其人生和功業懷著極其尊敬且感念之心。」
她又補充：「我們得經過一段時間，才能真正意識到我們到底失去了什麼。」
法國總統埃瑪紐耶爾‧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讚揚柯爾在統一德國以及鞏固德法友誼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隨著海爾穆‧柯爾離去，我們失去了一個偉大的歐洲人，」他在一篇以德文發表的推文中寫道。
歐盟委員會主席尚–克勞德‧榮克（Jean-Claude Juncker）下令歐盟降半旗，以向柯爾致敬。
晚年的柯爾被視為失勢失意的人物，並在 2008 年一次跌倒後頭部受傷，嬴弱地坐進輪椅。評論家們略過了他作為一名歐洲主要政治家的成就，將焦點放在了他私生活的內幕。他的第一任妻子漢內洛蕾‧科爾（Hannelore Kohl）於 2001 年自殺，對外說法是因為一種對光的罕見過敏，那迫使她遁入了夜行生活。
2008 年，在柯爾跌傷後不久，他宣布他打算和新伴侶麥科‧里赫特（Maike Richter）結婚，里赫特比柯爾小 35 歲，是統理團隊的前經濟顧問。後來她被指控插手限制他人與柯爾會晤及取閱其檔案的管道。
戰後，柯爾把他全部的政治生涯都投入了由康拉德‧艾德諾（Konrad Adenauer）和路德維希‧艾哈德 （Ludwig Erhard）所領導的新基督教民主聯盟。柯爾和他們一樣，以在整合的歐洲內重建德國為首要目標。
在意識到只有在美國和蘇聯的支持下德國才有可能統一後，柯爾與當時的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H.W. Bush）以及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同時他也是法國前總統法蘭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的朋友，密特朗協助柯爾消去其他歐洲領袖如英國前首相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等人對德國的恐懼。
在回憶錄中，柯爾援引了柴契爾夫人在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後的發言：「我們兩度擊敗了德國人！如今他們捲土重來。」
兩造在許多歐洲議題上發生衝突。1985 年，為了紀念納粹戰敗 40 週年，柯爾堅持美國總統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必須拜訪位於德國比特堡的軍人公墓，即使他們已發現武裝親衛隊成員——那些執行了大屠殺的納粹準軍事部隊——就葬在普通德國士兵旁邊。
根據美國前國務卿喬治‧舒茲（George Shultz）的說法，美國官員委婉請求柯爾讓雷根總統擺脫窘境，卻是徒勞。
「雷根總統深深地受到柯爾觀點的強勁和氣魄所影響。 」舒茲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柯爾很堅定。柯爾說雷根是有選擇的：『雷根總統可以前往比特堡，或者他可以取消（行程），並看著柯爾政府倒台。』」
於是雷根總統先前往了位於卑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的前納粹集中營，然後義無反顧地前往了比特堡。但是據舒茲觀察：「柯爾不屈不撓的鋼鐵意志似乎也反映出他極低的敏感度：一方面是他對雷根所造成的麻煩；另一方面是由此引發的，對全世界猶太社群——以及所有記得大屠殺及其可怕的人們——所帶來的傷痛。」
但他是一個可以與那些喪生在納粹戰爭機器掃射下的青年們產生共鳴的德國領導人，這些青年部分葬在了比特堡。同時，柯爾也以他距離普法爾茨（Palatinate）地區不遠、與法國相鄰的家鄉為榮。
在 1982 年被提拔至總理辦公室後，柯爾連續四次勝選，兩度作為西德總理，並在西德納入東德後再二度連任。但他在第五次選舉時落馬，1998 年，社會民主黨在格哈特‧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的帶領下重振旗鼓。
一年後，德國檢察官發現了一個秘密銀行帳戶網絡，並以利用這些網絡來隱藏非法政治獻金為由起訴柯爾。柯爾對這些「錯誤」表示遺憾，但即使在議會調查啟動之後，柯爾仍拒絕透露任何捐助者的姓名。2001 年初，科爾支付超過 10 萬美元的罰款，結束了針對他的刑事案件，並於隔年離開了國會。
但在那幾個月前，潛在的繼任者已開始伺機而動，察覺到這場財務醜聞已經剝去了柯爾在政壇無懈可擊的純正性罩袍。1999 年 12 月，出身自前東德並躋身柯爾在基督教民主聯盟門徒之列的梅克爾，在《法蘭克福匯報》中寫道：是時候讓柯爾退出政壇，並「讓位給年輕世代的繼承者」了。
梅克爾在 2000 年接手了基民盟，並於 2005 年成為第一位女性總理。
在退休之後，曾經以居高臨下之姿稱梅克爾為「那個女孩」的柯爾不斷攻擊其羽翼，質疑她處理歐洲政治的手段，並提供不請自來的建言。2016 年，當英國公投脫離歐盟後，柯爾呼籲梅克爾應採取限制措施。但當時，梅克爾正著眼於 2017 年的第四任總理競選——暗示著其將追平昔日導師的德國最高領導人在任紀錄，甚至超越之。
1930 年 4 月 3 日，海爾穆‧約瑟夫‧麥可‧柯爾出生在路德維希港，是賽琪莉（Cäcilie E.）和漢斯‧柯爾（Hans Kohl）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其父為稅務專家、低階公務員，並曾經於一戰時從軍。
當希特勒於 1939 年入侵波蘭時，柯爾的父親接受國家徵召入伍，並直到 1945 年才返鄉。柯爾的哥哥瓦特（Walter）也自願入伍，但於 1944 年的一次行動中陣亡。當時路德維希港幾乎每天都遭到盟軍轟炸機的襲擊，而年輕的海爾穆如同大多數同年齡的男孩，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團，並被迫投入從灰燼中挖出焦屍的勞役。其後，他也曾在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上為高射砲填裝砲彈。
1945 年春天，在柯爾從同盟國針對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及其周圍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區的狂轟濫炸中生存下來後，希特勒撤退，柯爾也決定從這場戰爭中退出。他和幾名友人步行返回 250 英里外的家鄉。
「我們仍然穿著希特勒青年團的制服，且沒有任何類型的文件，我們避開大路——路上美軍的部隊卡車一輛接著一輛——沿著鐵路奔跑、跳過軌道枕木，」柯爾在多年後寫道。當納粹於 5 月初投降後，希特勒青年團落入了波蘭勞工的手中，並遭受他們毆打。當柯爾終於在 6 月初回到家時，他發現四分之三的路德維希港被摧毀，但柯爾家族的房子仍屹立原地。
在那裡，作為準備進入大學就讀的學生，柯爾遇到了來自東德的難民漢內洛蕾‧瑞納（Hannelore Renner）。她於 1960 年與柯爾結婚，並被塑造成傳統中產階級的可敬形象面對世人。在漢內洛蕾於 2001 年自殺後，替柯爾代筆過三本自傳並對其妻有近距離觀察的記者赫里伯特‧施萬（Heribert Schwan）表示，漢內‧洛蕾是一名悲劇人物。政治人物配偶的包袱宛如盔甲一般，將她的不快樂掩蓋在其的角色之下。施萬說，她對於柯爾拒絕指認——那場終結了他政治生涯的——財務醜聞的匿名捐款人士深感不安。
而對於他的第二段婚姻，包括施萬在內的評論家都表示，在摔傷後失語的柯爾似乎處於他第二任妻子麥科的淫威之下。據柯爾的多位前同事——包括曾經是柯爾總理辦公室經理兼 30 年密友的朱利安‧韋伯（Juliane Weber）——表示，麥科無微不至地照料脆弱的柯爾，但也限制了他人與柯爾接觸的管道。
除了他的第二任妻子，科爾的遺族還包括他的兩個兒子瓦特和彼得。
深具影響力且曾公開承認與柯爾關係緊張的《明鏡週報》雜誌在 2012 年寫到：「這位曾叱吒風雲的男人的政治過往，與他如今孱弱的肉身，已經讓他的遲暮之年變成了一段備受國內關注的悲劇。」
柯爾先後在法蘭克福與海德堡就讀大學。他在年僅 17 歲時加入了基督教民主聯盟。十年後他於 1958 年遞交的歷史學博士論文，以戰後其家鄉地區的政黨再生為題。翌年，他當選戰後萊茵蘭–普法茲（Rhineland-Palatinate）邦的國會議員，並於 1967 年成為該邦首長。
但他的野心是成為所屬政黨眾所認可的全國領導人。柯爾在 1973 年時實現了這個目標，隔年社會民主黨總理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在發現一名共產黨間諜滲透其辦公室後引咎辭職，因布蘭特先前啟動了一項試圖逐步與共產東德及蘇聯和解的政策，曾引起強烈質疑。柯爾與布蘭特的繼任者海穆爾‧施密特（Helmut Schmidt）於 1976 年角逐大位，並出乎意料地僅以些微之差幾乎勝選。之後柯爾搬到波恩（Bonn）領導國會中的反對黨。
1982 年底，施密特的盟友自由民主黨倒戈支持柯爾的政黨，將柯爾送上總理之位。但是，儘管以他的「自由，否則社會主義」作為競選口號，他仍保留了布蘭特和施密特大多數逐步向東方共產世界開放的政策。
在任期間，他會在週間待在萊茵河畔波恩辦公室後方的一棟別墅，並喜歡在一間不起眼的義大利餐廳用餐。他在週末時搭直升機回到位於路德維希港的家，在那裡他可以享用他最喜歡的德國料理：灌豬肚（Saumagen），受邀到他家作客的外國訪客也經常被強迫推銷這道菜。
柯爾認為德法和解對於德國重拾尊嚴至關重要。1984 年 6 月盟軍登陸諾曼第 40 週年紀念時，柯爾並未受邀參加儀式。11 月時，他前往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讓法德雙方損失慘重的戰場凡爾登（註），並在陣亡將士的墓前，與當時的法國總統密特朗握手致意，令人心神激盪。
註：凡爾登戰役是一戰耗時最長的戰役，德軍進攻法國東北城市凡爾登，德方雙方死者合計逾 25 萬人，在一戰僅次於英法反攻的索姆河戰役。
在他贏得 1987 年的大選後，柯爾接待了東德領袖埃里希‧昂奈克（Erich Honecker）的第一次波恩參訪，當時昂奈克正尋求數十億西德馬克來援助東德衰退的經濟。參訪的和睦氣氛令那些以為柯爾是一名堅定反社會主義人士的人們感到困惑。在東德消失多年之後，他也成功阻擋那些企圖將他過去——遭共產情報組織偵查——的秘密檔案公開的人。
柯爾與戈巴契夫於 1988 年 10 月在莫斯科進行了第一次會晤。很快地，柴契爾夫人公開譴責柯爾，抱怨在北約現代化短程飛彈抵禦蘇聯攻擊方面，他不值得信賴。
但是當時共產主義已經開始在東歐各地潰散，而且很明顯地，戈巴契夫不打算利用蘇聯的軍事力量來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
1989 年夏天，成千上萬的民眾經過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註）逃離東德，以抵達西德。他們在西德可以自動獲得公民身份。柯爾和他的幕僚們看見了統一的曙光。
註：存在於 1918 至 1992 年的歐洲國家，後演變為兩個獨立國家：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共和國。
在最後一任東德總書記昂奈克被罷黜、其繼任者於 1989 年 11 月 9 日晚間打開柏林圍牆之後，柯爾反應機敏，提出了令盟國驚訝的德國聯邦十點計畫。
但是，在他隨後參訪東德時遇到的熱情民眾說服了柯爾，聯邦是不夠的。有了華盛頓支持為後盾，他在 1990 年 7 月於 52 小時內快閃拜訪莫斯科與高加索山的度假山莊，獲得戈巴契夫默許，確保統一後的兩德所構成的聯邦共和國將納入北約。
雖然他和戈巴契夫都明白戰爭的可怕，但柯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他告訴戈巴契夫：「我們沒有直接參與戰爭，良心上我們都不為戰爭負疚，但我們仍然以心之眼銘記著戰爭，我們目睹過其恐怖，我們經歷過其他人所沒有的。而我們必須懷抱著這一切，推動文明的發展。」
他的一席話贏得了那一天。那年的 10 月 3 日，柯爾在柏林舉行了一場巨大的煙火遊行慶祝統一。這是他職業生涯的最高點。
東德曾被認為是所有歐洲共產國家中經濟最強的國家，結果它卻破產了。柯爾向德國東部提供了他們渴望已久的德國馬克，儘管匯率是一比一。這使得東德效率低落的公營產業無力與西方經濟環境對抗，紛紛倒閉（註）。
註：柏林圍牆倒塌後，成立託管局處理東德黨產，許多產業私有化或變現處置，造成大量失業；匯率問題也讓東德產品價格飛漲導致滯銷。因此有些說法認為，指稱東德企業缺乏效率並非公允之詞。
但在 1990 年 12 月的第一次戰後全德選舉中，柯爾在競選中承諾：統一將為德東帶來光榮的綻放。並以 43.8 ％的得票率贏得了黨的勝利。
儘管如此，一年之內德東有超過 100 萬人失業。在東部的哈雷（Halle），左翼示威者用雞蛋砸向柯爾，稱他為「騙子」。柯爾握緊雙拳跟在他們後面，最由被幕僚阻擋。當政府將支出花在重建東部破碎的基礎建設，使國家財政赤字突破 4000 億美元時，許多德西的納稅人覺得被利用了。通貨加速膨脹，而當央行調升利率時，該單位被指責造成西歐大規模的經濟衰退。
歐洲一體化的前景也受到波及。1991 年底，柯爾和隨行的領導人在荷蘭的馬斯垂克會晤，他們同意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畫：歐洲的經濟、貨幣和政治聯盟。但是幾乎是立即地，該計畫陷入了經濟困難的僵局，並因歐洲無力終結巴爾幹半島的戰事而爭吵不休。一些人指責柯爾政府開啟了戰爭，責怪柯爾在克羅埃西亞脫離南斯拉夫後，倉促地承認了這名德國二戰時的盟國。
「自 1990 年以來，有些事我做錯了，但誰不曾犯錯呢？」柯爾在 1994 年的春天時說道，當時民意調查再次預告了他的時代正在終結。那年柯爾仍然贏得了選舉，但政府只以些微差距險勝。
柯爾開始警告戰後作為福利國家的德國，其強大的標誌、35 小時的每週工時以及即使是新人都有的 5 週假期，將在全球經濟中喪失競爭力。1996 年年初，失業人數已超過 400 萬人，是他上任以來的二倍多，該數據在之後的二年裡持續上升，來到將近 470 萬，是勞動力的 12.2 %。
自從 30 年代後，德國便從未出現過這種規模的失業。而 30 年代的那一次失業潮促成了納粹崛起。柯爾的政黨打造了一個福利國家，部分原因就是為了避免那樣的恐怖再度發生。但是現在，他告訴他的同胞們，勒緊褲帶和預算刪減是如今的風氣，並希望有了共同貨幣的團結，歐洲最終可以迎來榮景重現。
長期以來，柯爾一直提倡以單一歐洲貨幣來取代曾經強勢的德國馬克，但卻被指控忽視了當這種貨幣開始流通之後，終將出現的最棘手的挑戰之一：缺乏政治和財政聯盟的支撐，該貨幣將成為危機的犧牲品，如 2010 年中期將希臘推向經濟崩潰邊緣的動盪。
20 世紀末期，柯爾拒絕因應壓力將黨的領導權轉移給年輕人。相反地，他決定為了證明批評他的人是錯的，而再度於 1998 年與施羅德的社會民主黨競選總理。施羅德主張，在歷經 16 年後，是時候改變了。柯爾的政黨鎩羽而歸。
施羅德在解決失業問題方面並沒有比前任領導更成功，但梅克爾最終收割了施羅德所推動的改革之效益。
近年來，面對因經濟衰退而動搖的歐洲一體化，以及針對為何歐元變得如此具爭議性而相互指責的政壇，柯爾直指其繼任者「毀了我的歐洲」。他被一些人指責在歐元推出之際並未堅持更大規模的歐洲政治整合。而柯爾指責其繼任者們在面對從 2007 年開始的全球經濟衰退時，採取堅持嚴格財政緊縮的政策。
但他否認自己將他們貶抑為笨蛋，如同在那本《遺緒——柯爾訪談記錄》（Legacy：The Kohl Transcripts，2014 年）書中所說的那樣。該書由施萬和堤爾曼‧詹斯（Tilman Jens）根據數百小時的機密訪談寫成，施萬表示他是柯爾自傳的影子寫手。在一段爭議性的節錄中，柯爾說梅克爾「甚至連怎麼得體地使用刀叉都不會。」
柯爾對這一句以及其它 115 句對其話語引用的準確性提出異議，並以侵犯隱私為由對二位作者及其出版社（Random House的子公司）提出訴訟。2017 年 4 月，位於科隆的法院宣判，柯爾將獲得破記錄的 100 萬歐元賠償。幾名被告提起上訴。
2014 年年底，柯爾出版了由妻子協助寫下的《關注歐洲》（With Concern for Europe）。「我們是否已經失去了理智——連同喪失了我們的責任感？」他寫道。
而儘管柯爾在國內飽受憎惡，他在世界舞台上的前盟友眼中的地位仍大致無損。
「不僅在身材上，他是歐陸數十年來最偉岸的人物，」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在 2004 年出版的自傳《我的一生》（My Life）中如此寫道。而在 6 月 16 發表的另一份聲明中，美國前總統老布希則稱柯爾為「自由陣營的真誠友人，而且我認為他是戰後歐洲最出色的領導人之一。」
文 Craig R. Whitney, Alan Cowell（Melissa Eddy 對本篇報導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