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鞍華導演的新作《明月幾時有》在香港政權移交二十年後上映，以 1942 年香港人民組織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營救文化人士逃往中國為故事背景。由於上映時間點引人聯想、中國公司出資、故事題材與抗日愛國有關，官方的宣傳語為「為保衛香港與兇殘的日軍抗爭，奉獻出青春和生命的真實故事」，上映後有許多討論圍繞在這部影片是否為宣揚官方主流意識形態，謳歌革命歷史事蹟的「主旋律電影」，以及這是否為許鞍華的「失準之作」？
中國電影產業爆發性的發展下，越來越多香港導演「北上」拍片，要完全與中國切割關係，基本上是困難的。許鞍華作為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導演，《明月幾時有》便是她面對與中國的合作，能開拓出多少可能性的嘗試。我不同意《明月幾時有》是一部主旋律電影的說法，裡頭當然有著彼此讓步的痕跡，但不代表導演／電影的姿態是妥協的，我認為許鞍華在各種限制當中，不囿限於歷史的簡化劃分與對立，依然拍出了溫婉而堅毅的電影。她就像是影片中那位本來是中文老師但臥底日軍的李錦榮（霍建華飾），扮演著為雙邊互通訊息、轉譯的工作；李錦榮和日本憲兵隊大佐（永瀨正敏飾）之間對中國傳統文學的相知相惜，不同於常被主流論述／主旋律電影定位為國仇家恨的二元對立，同時似也暗示著彼此之間存在相互理解的嘗試，至少，《明月幾時有》便是一次這樣的嘗試——當日本大佐以蹩腳的中文問著為什麼是「明月幾時有」而不是「明月何時有」時，那「敵人」的樣貌仿若在詩詞的韻味中柔軟了起來，不再只是單純的對立與廝殺，而是存在著相互欣賞與溝通的可能。
這場戲許鞍華處理得令人玩味，她以一齣宛如曹植七步成詩再版的橋段，呈現雙方在權力關係上的不平衡，巧妙而幽微地展現李錦榮在大佐面前隨時可能遭逢的殺身之禍。而這橋段的安排，不免令人聯想到許鞍華拍攝本片的處境，幾乎像在七步成詩的情境中，小心翼翼地平平仄仄排列各個元素，試探著打破格律的可能性。對我來說，這幾乎是許鞍華拍攝《明月幾時有》的心情，是這位鐘愛著香港、心繫著香港電影未來的導演，深深切切埋藏的訊息。正如她曾說過的，這是一次「帶著鐐銬跳舞」的創作；她以整部作品、整個拍攝過程，開拓著香港電影的未來。
表面上《明月幾時有》是部描述日本佔領香港期間，帶有共產黨背景的民間游擊隊「東江縱隊」營救文人雅士、展開抗日地下行動的電影，但它絕非一般的主旋律敘事，沒有壯烈的對峙情節，沒有過多的刀光劍影，雖然有怎麼都死傷不了的游擊隊首領劉黑仔（彭于晏飾），但他亦非典型的英雄人物，電影中展現他的無所不能之餘，卻以「不能」作結；女主角方蘭（周迅飾）本是平凡的小學女教師，投身參與營救計畫與情報戰，其他市井小人物，亦是細細雕琢過的，例如中藥店老闆娘、在憲兵隊工作的打字員、書店老闆、方蘭的母親（葉德嫻飾）——特別是方母，她像是這部影片的核心精神，乍看之下與一般精打細算、叨叨絮絮的婦人無異，但隨著劇情的鋪陳，方母的形象立體了起來。在方蘭決定加入游擊隊時，她勸道「打日本人，多妳一人不多，少妳一人不少」，雖然不捨，但也只叮嚀這麼一句；方蘭踏出家門，方母追出去，並非哭天搶地要女兒回家，而是遞上了一把傘與一枚金戒指；體貼女兒辛苦勞累，甚至幫她傳送情報。方母沒有振興民族的革命論調，有的僅是見欺壓人之事都會萌生的正義之心、愛自己的孩子也愛別人孩子的關懷憐愛，但就正是這些細微但無畏的情感，默默地、一個個地在背後鋪墊出整個時代。
《明月幾時有》譜出了這曲知識分子文化人遠走高飛、政治領袖缺席，靠著香港小民自立求存的潛在旋律。這是許鞍華想要透過這部電影傳達的核心訊息。這些小人物，不見得故事都有結尾，他們多數人走著走著到了歷史的邊緣，就這麼掉下去、消隱無聲。一如影片最終，由梁家輝飾演「東江縱隊」小鬼隊的昔日成員，他回想當年那意氣風發的樣貌，鏡頭切換回當前的香港街頭，他步出會館，將自己塞入路邊那台計程車內，「我現在開計程車，人總是要吃飯的嘛！」一語道盡希望與無奈。但那希望還是多一些；在緊要的關頭，送上一把傘，這便足以辨認彼此。正如《明月幾時有》片名所示，懷抱著但願人長久的心情，終有一天「Our Time Will C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