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暴力如何回巢:一次世界大戰的醜陋真相

人們常說大戰是意料之外的大劫難。然而在帝國主義統治下苟活的數百萬人眼中,恐懼和社會倒退肯定不是新鮮事


「今日的西線戰場上,」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 1917 年 9 月寫道:「站滿非洲和亞洲的野蠻人廢渣、全世界的小偷和流氓組成的烏合之眾。」韋伯指的是數百萬名印度、非洲、阿拉伯、中國和越南的軍人和勞工,他們在歐陸與英法軍隊並肩作戰,一次世界大戰其餘的小型戰場也看得到這些人的身影。

由於人力短缺,英國的帝國主義政府招募 140 萬名印度軍人。法國在非洲與中南半島的殖民地徵召近 50 萬名士兵。美國軍隊也徵用將近 40 萬名非裔美人。一次世界大戰真正的無名小卒正是這些非白人的士兵。

1917 年 6 月 16 日,為法國軍隊服役的塞內加爾士兵在歐陸西線戰場某地休息。(Getty Images)

一次大戰期間,胡志明大半時間待在歐洲,他痛批在他眼前強徵殖民地人民入伍的惡行。他寫道,在大戰開打前,殖民地人民得到的對待「就是個骯髒黑種人(negro)⋯⋯只該安分地踩著人力車」。可是當歐洲的殺戮機器需要填充「人類原料」時,他們就得入伍服役。其他反帝健將,如莫罕達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和杜波依斯(WEB Du Bois)(註 1)則熱烈支持白人宗主國的作戰目標,他們希望能藉此在戰後換得同胞在國內的尊嚴。但他們都不明白韋伯句子裡的意思:歐洲人一旦發覺這些非白人奴僕靠得太近,不禁又懼又恨——這些「剛擄來的壞脾氣人類」,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註 2)在 1899 年的詩〈白種人的負擔〉如此稱呼殖民統治下的亞洲人和非洲人。

殖民地的臣僕一直處在戰爭主流史觀的邊緣地帶。他們在大英國協國殤紀念日的繁多神聖儀式之中也泰半遭到冷落、未得紀念。白廳和平紀念碑的步行儀式全是英國政要、軍樂〈最後崗位〉演奏後的兩分鐘默哀、獻上罌粟花圈以及國歌演唱——而「一次世界大戰是歐洲的瘋狂自殘」的論述經由這些儀式維護深化。過去一世紀裡,人們記得的一次大戰就是現代西方文明的大亂,一場費解的大劫難,高雅文明的歐洲列強在 19 世紀「漫長和平」後的夢遊——大災難未解的遺緒則引發另一場自由民主世界與威權主義的毀滅衝突,最後自由民主世界終於贏了,歐洲重返穩定均勢。

逾 8 百萬人死亡,2,100 萬人負傷,一戰成為歐洲史最血腥的橋段,之後才由歐洲大陸第二次兵燹之禍一舉超越,直至 1945 年方告終。從歐洲最偏僻的村莊,至凡爾登、馬恩河、帕斯尚爾和索姆河等戰場的墓園,全部深刻銘記歐人的至慟。在許多書籍與電影裡,歐洲的戰前歲月是繁榮、幸福的年代,1913 年的夏日更以最後的美好夏天印象停駐人們心頭。

但在今日,隨著種族主義和排外恐懼重返西方政治中心,是時候回想,一次大戰的時空背景是數十載的種族帝國主義,而且其後果為害至今。在大英國協的國殤紀念日,沒幾個人、也可能沒有人記得住這個事實。

一戰時,西方列強全都奉行領土擴張政策,並以此建立種族階級體系。1917 年,美國總統伍卓‧威爾遜(Woodrow Wilson)露骨地說出他的意圖,「讓白色人種凌駕在黃色人種之上」,也要維續「白種文明和白種文明在地球的統治地位」。種族篩選的優生學觀念在各地蔚為主流,類似《每日郵報》的報紙經常可見焦慮情緒,西方世界普遍擔憂白人女性要是慾望撩起,會和「比畜生還糟的本地人」通婚。美國大多數的州都有反通婚法。邁向 1914 年的歲月裡,在歐洲的非洲殖民地,嚴令歐洲女子和黑人男子之間不得有性關係(不過法律並未禁止歐洲男子和非洲女子做愛)。1914 年以後,「骯髒黑種人」在歐洲的身影似乎違背了這道嚴峻的禁忌。

1915 年 5 月,《每日郵報》印了一張英國護士站在負傷印度士兵身後的照片,引起譁然。軍隊長官試圖撤出所有收留印度傷患醫院的白人護士,並禁止印度傷患在未有白人男子陪同下離開醫院。戰後,法國占領德國期間,在德國派駐非洲軍人(其中大多來自北非馬格里布(註 3)),導致更激烈、廣泛的怒火。德國在保衛其東非殖民地時,也起用數千名非洲軍人,但德國並未徵調非洲軍人上歐洲戰場,也未放任德國外交部長(暨薩摩亞前任總督(註 4))威罕‧索夫(Wilhelm Solf)聲稱所謂「用有色人種羞辱白人」之情事。

1915 年某日,法國軍人在法國境內的壕溝用午飯。(Getty Images)

「這些野蠻人是很壞的威脅。」德國國會在 1920 年發表聯合聲明,警告「德國女性」。1920 年代撰寫《我的奮鬥》時,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形容德國境內之所以有非洲士兵,是因為猶太人的陰謀,企圖顛覆白種人的「文化與政治高地」。納粹得到美國發明「種族衛生觀」的啟迪,於 1937 年強行去勢數百位非洲士兵生下的孩子。對境內武裝「黑鬼」(據韋伯所言)的懼恨不止限於德國,或者政治右翼人士。教宗出言反對歐陸的非洲士兵,而英國社會主義報紙《每日信差報》1920 年有篇社論叫作〈歐洲黑劫〉。

當時優越的全球種族秩序就是如此,圍繞獨尊白人的觀念所建立,並有帝國主義、偽科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聯手撐腰。在我們的年代,種族繼承而來的特權穩定地消退,因此動搖西方世界的身分認同與體制——此事也揭露了種族主義至今依然是有力政治勢力的事實,情緒不穩定的煽動家於是得以在現代西方中心呼風喚雨。

今日,白人至上主義者狂熱地尋求跨國盟友,我們不得不提出杜波依斯在 1910 年問的問題:「白人的白究竟是什麼,為何在有些人眼中如此可欲?」當我們回顧一次世界大戰時,一定要記住,主要交戰國全都有一套「西方主宰世界」的計畫。其實,一次世界大戰值得一提的就是,帝國主義在亞洲和非洲留下的暴力遺緒回老家,引爆歐洲自我毀滅的大屠殺。有件事在此時的國殤紀念日看來格外不祥:今日西方大亂的可能性似乎已經來到 1945 年以降漫長和平的最高峰。

「主人種族」的新宗教

史學家探討大戰源頭時,他們通常會關注各國間死板的同盟關係、當時軍事部署、各帝國主義政權的衝突、軍備競賽與德國軍國主義。他們一再強調,這場戰爭是 20 世紀大災難的濫觴——歐洲的原罪,引來日後更大規模的殘暴怒潮,如二次世界大戰與猶太人大屠殺。許多探討這場戰爭的文學著作——貨真價實的數萬本書籍與學術文章——大抵聚焦在西線戰場,以及英、法、德彼此傾軋殺戮的衝擊;更精確一點,這些作品談的都是這些帝國勢力的都會核心,而非帝國外圍地帶。雖然有 1917 年的俄羅斯革命與貝爾福宣言(註 5)打亂他們的故事說詞,不過正統史觀敘事大抵如下:戰爭始於 1914 年的「 8 月砲火」(註 6),然後全歐愛國情緒高張的群眾將士兵們送進戰壕裡,彼此僵持不下。和平在 1918 年 11 月 11 日停戰協議降臨,1919 年的《凡爾賽和約》卻又重創得來不易的和平,搭起日後另一場世界大戰的舞台。

冷戰催生了當前最主流,但也非常意識形態的歐洲史觀,該觀點主張,世界大戰、法西斯與共產主義都是舉世向自由派民主政體與自由邁進時偶遇的恐怖亂流。然而,從許多方面看來,1945 年後的幾十年,也就是歐洲喪失殖民地,從兩次大戰後的廢墟重建的時期,看起來才是異常現象。當時西歐普遍倦於軍國與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民主的優點、最重要的是,對個人自由的尊重,才顯得更加可貴。改良社會契約和福利國家的實在益處變得很清楚。可是,不論是幾十年相對承平的年代,或者 1989 年共產政權的崩潰,均不該讓我們輕易相信歐洲有深厚的人權與民主價值素養。

若要溫習一次大戰,與其採信美化現代偏見的說法,我們應該要記起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註 7)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所言,本書是追認歐洲在 20 世紀慘痛的戰爭、種族主義與屠殺經驗的頭幾本重要著作。鄂蘭觀察,在征歛亞洲、非洲和美洲期間,歐洲人率先重組優劣順序,「把人類歸類成主人種族和奴隸種族」。之所以要畫出種族階級,是因為就算只打算實現半套在歐洲老家許諾的平等與自由,就需要在海外殖民擴張。我們常常忘記,承諾土地、食物和原物料的帝國主義,在 19 世紀晚期普遍獲尊為民族發展和繁榮的必要之道。在過去、甚至現在,種族主義都不只是骯髒的偏見,不只是該透過法律與社會努力抹去的髒東西。在社會與經濟情況驟變的社會,種族主義企圖以隔離與區別下等人,解決政治秩序問題、安撫不滿民眾。

20 世紀初期,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氣凝聚了新共識,民族應該看作是生物有機體,若未能清除異物、騰出國民的「生存空間」,就會冒上滅亡或衰敗的風險。強調種族生理差異的偽科學理論斷定,所有的種族都參與了全球爭搶財富與權力的爭霸戰。白人的白搖身一變,成為杜波依斯見證的「新宗教」,在失序的經濟與科技改變之中提供白人安全感,並許諾賜與凌駕世上大多數人口的權力與權威。

白人至上主義觀點在今日西方的復甦,以及主張其他族群與白人西方族群文化上互不相容的普遍標籤污名,在在表明一戰並非歐洲歷史的大亂。毋寧借用中國著名現代知識分子梁啟超的句子,他早在 1918 年就堅持一次世界大戰「不過一個承上啟下的轉捩段落罷了」。

國殤紀念日的儀典與緬懷 1913 年美好長夏的情緒都否認了戰前、甚至延續至 21 世紀的嚴酷現實。我們在一戰百週年的複雜任務是找出滲透至我們現時的過去,並認識過去如何介入未來:看白人文明統治的強弩之末與上一代憤怒白人的專斷如何催出西方世界某些非常古老的傾向與特質。

你必須相信帝國主義

一戰結束後近一世紀,非歐人參與者與觀察家的經驗和觀點依然相當模糊。一戰的大多說法都主張,一戰大致而言是歐洲事務:粉碎漫長和平的四年屠殺事件,西方理性主義悠久傳統的反常現象。

很少人知道,一次世界大戰加速了亞非的政治奮鬥進程,阿拉伯和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印度和越南反殖運動人士都在一戰找到機會;摧毀歐洲古老帝國的同時,一戰也讓日本化為亞洲來勢洶洶的帝國主義強權。

著重一戰時歐洲以外區域政治衝突的歷史解析,多少能釐清今日許多亞非統治菁英激進民族主義思想的根源,最明顯的就是中國政權,中國一副尋仇的樣子,要報復西方對中國長達一世紀的羞辱。

近來一戰的紀念活動漸漸擴及非歐人士兵與非歐洲戰場:總計動員逾4百萬非白人男子加入歐洲與美國軍隊,不少戰事也遠離歐洲——從西伯利亞、東亞至中東、漠南非洲,甚至有南太平洋島嶼。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協約國部隊裡,印度士兵從頭到尾都是軍隊主幹。若非印度奧援,英國佔領美索不達米亞與巴勒斯坦的成功作戰都不可能成功。錫克教軍人還協助日本人佔領德國的中國青島殖民地。學者開始注意英國和法國雇用的中國、越南約聘工人,總人數逼近 14 萬人,用以維護戰爭的基礎建設,他們大多負責挖壕溝。我們也漸漸知道,戰間期的歐洲成了多重反殖運動的舞台;巴黎的東亞僑人社群一度有日後中國總理周恩來與胡志明。殘酷虐待的形式包括隔離與奴工勞動,許多歐洲的亞洲人和非洲人都曾親身經歷。一戰後抵達法國的鄧小平在日後回憶,「資本家走狗」的「辱罵」落在中國同胞身上。

但如果要理解目前西方白人至上主義的返鄉潮,這趟歷史之旅要走得更深——呈現白人的白如何在 19 世紀晚期變成身分和尊嚴的擔保品,也化為軍事與外交同盟的基礎。

這堂歷史課該展示,全球種族秩序在 1914 年之前的一世紀之中,「不文明」民族遭逢消滅、恐嚇、監禁、放逐或改造的經歷是多麽自然的事情。此外,這樣根深蒂固的殖民體系和一戰的關係並非偶然,絕非無關乎一戰兇殘的戰況、引向猶太人大屠殺恐怖的粗暴。倒不如說,是當代帝國主義極端、無法無天且經常沒來由的暴力終於像回力鏢一樣,打回始作俑者身上。

這段新的歷史會説,歐洲漫長和平的同時,亞洲、非洲與美洲正打著無限場戰爭。這些殖民地是種族滅絕、強迫人口遷徙、草菅人命的歐洲殘暴 20 世紀邪惡計略首先問世的鍋爐。研究德國殖民主義的當代歷史學家(這個研究學門正在拓展)將猶太人大屠殺追溯回德國人在 1900 年代犯下的小型屠殺,其中生存空間理論(Lebensraum)(註 8)在內的關鍵意識形態已經萌芽生根。但一下子論定是德國打破文明的規矩、史無前例地野蠻、一手將世界其他地方推進極端年代就太草率了,英美觀點尤其容易犯這種錯誤。帝國主義的慣習、歐美列強的種族觀有著更為深遠的脈絡。

西方強權的狂妄心態在「白人的白」盛極時確實匯流疊加到了非常驚人的程度——杜波依斯自答他問白人的白究竟多麽可欲的疑問,他的答案將流傳後世:「(白人就是)地球永遠、永遠的主人」。舉例而言,德國為了解決國內人口過剩的問題而殖民西南非,英國便經常出手幫忙;另外,所有西方強權在 19 世紀末期也和樂融融地分食中國這塊大甜瓜。在亞洲和非洲分贓引發的衝突大致都和平落幕,要付出代價的則是亞洲人和非洲人。

這是因為在 19 世紀晚期,普遍已然認為殖民地是國內社會經濟壓力的洩壓閥門。 1895 年,塞西爾‧羅德(Cecil Rhodes)(註 9)就提到自己在倫敦東區碰到一群憤怒的無業男子,他就舉此為例,精闢講解殖民的好處。他宣稱,帝國主義是「社會問題的解方,也就是說,為了不讓聯合王國 4,000 萬居民陷入血腥內戰,我們殖民主義的政治人物必須攫取更多土地以安置過剩人口,為工廠和礦場生產的財貨提供新市場。」在羅德看來,「如果想要避免內戰,你就得是帝國主義者。」

羅德在非洲金礦場的巧取豪奪刺激第二次波爾戰爭爆發,戰爭期間英國監禁許多阿非利堪人的婦孺,讓「集中營」一詞進入日常語言。1902 年,在戰爭尾聲,「歷史的家常便飯就是,」英國學者霍布森( JA Hobson )寫道:「政府利用民族間的仇隙、異國戰爭和帝國榮光,討好民氣,並分散衝著國內濫權問題而來的怨氣。」

帝國主義開啟「蠻橫驕縱與粗俗濫情構成的遼闊視野」,鄂蘭說各地的統治階級無不努力「民族帝國化」。這項計畫「要組織全國,以劫掠國外土地、永久凌駕異國人民」,而且不久後就獲得新興的小報新聞鼎力支持。《每日郵報》從 1896 年創刊以來,就鼓吹身為白人、身為英國人、比野蠻民族更加優越的自大心態——和今日的《每日郵報》一模一樣。

種族主義的小毛病

在一戰尾聲,德國的殖民地遭到褫奪,獲勝的帝國主義強權紛紛指控德國虐待非洲當地人民,完全不帶諷刺的意思。這種看法今日依舊存在,指稱英美是「良善的」帝國主義,不同於德國、法國、荷蘭和比利時,並企圖否定種族帝國主義政權之間頻繁旺盛的合擊並進。喬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黑暗之心》(1899)的敘事者馬羅看得非常清楚,他說:「全歐洲都推了一把,造就庫茲這樣的人。」他或許會補充,全歐洲也一起發明消滅野蠻人的新方法。

1920 年,譴責德國非洲罪行後一年,英國制定空襲轟炸為該國在伊拉克佔領地的常態實施政策——在今日的西亞與南亞,又有歷時十多年的轟炸行動與無人機攻擊作戰,接下百年前先人的火炬。「阿拉伯人和庫德人現在可懂什麼叫真正的轟炸。」1924 年,一名英國皇家空軍軍官在報告寫道。「他們現在知道,45 分鐘以內,整座村莊⋯⋯能從地表徹底抹去,三分之一居民非死即傷。」這位軍官叫「轟炸機」亞瑟‧哈里斯(Arthur Harris),二戰時他下令在漢堡和德勒斯登狂轟猛炸,他在伊拉克的作為讓德國人起而效尤,在 1930 年代構思「總體戰」(der totale krieg)理論。

常有人主張,歐洲人對他們國家在遙遠的帝國主義領地一無所知或心不在焉,只有極少數像羅德、吉卜林和寇松侯爵(George Curzon)(註 10)這種死硬派帝國主義者才真會計較這些領地得失。這種主張讓種族主義聽起來像個小毛病,是 1945 年以後亞非移民湧入歐洲才加劇問題。但血洗 1914 年歐洲的極端愛國思想早已表明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就有好戰文化、種族優越的沙文語言,這種語言又回過頭扶植了民族與個人的自尊。

1915 年,義大利在民粹帝國狂熱情緒之下倒是加入英法的協約國陣線(在帝國野心遭到遏止後,義大利馬上栽進法西斯主義狂潮)。義大利的作家和記者、政客與商人從 19 世紀晚期便覬覦帝國主義的權力與榮耀。義大利飢渴地撲向非洲,1896 年卻在衣索比亞打了大敗仗。(1935 年,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便朝衣索比亞人施放毒氣加以報復。)1911 年,義大利看到從鄂圖曼帝國手中搶走利比亞的機會。在先前的敗戰之後,義大利獲得英法同意,成功攻佔利比亞,義大利舉國歡騰。時能耳聞義大利軍隊暴行的新聞,其中包括人類史上第一次空襲,亞非許多穆斯林因而思想激化。但義大利國內對帝國博弈的興奮之情依然不減。

德國的軍國主義通常挨批為 1914 年至 1918 年歐洲殺戮漩渦的禍首,如果我們考量自 1880 年代起,德國在政治、商業與學界、甚至強大的遊說團體如泛德意志聯盟(馬克斯‧韋伯即曾短暫加入)無不勸勉君王師法英法的帝國統治,或許日後的事件就不那麼教人吃驚了。而且,德國從 1871 年至 1914 年間所有軍事活動均在歐洲以外地區。這些軍事活動包括非洲殖民地的懲罰式殺戮,以及 1900 年的八國聯軍入侵中國之役,教訓反抗西方的清廷與義和團。

派遣德軍赴亞洲時,德皇強調這是他們的種族復仇使命:「殺無赦,不留活口。」他勸勉軍人們要確定「再也沒有中國人敢質疑德國人的神威」。德國人抵達戰場時,「黃禍」(1890 年代發明的新詞)已經差不多解決了。然而,1900 年 10 月至 1901 年的春天,德國依然在中國鄉間發起數十次突擊,而且因行徑野蠻而惡名昭彰。

在教訓中國的遠征部隊之中,中將魯塔‧馮‧圖塔( Lothar von Trotha)志願參戰,此人在非洲屠殺百姓、縱火燒村的名聲遠播。在中國時,他洗劫明朝的墳墓、殺了幾個人,不過重頭戲還在後頭,西南非(今日納米比亞)在 1904 年 1 月起義反抗殖民。該年 10 月,馮‧圖塔下令,已經戰敗的赫雷羅人(Herero)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射殺處決,並驅趕僥倖逃過一死的族人到奧馬海坎的沙漠,讓赫雷羅人在沙漠裡曝曬過度而亡。赫雷羅人全族有 8 萬人口,其中估計有 6 到 7 萬人被殺,也有許多人在沙漠餓死。納馬人(Nama)在西南非再次反抗德國人,屆 1908 年,估計半數人口滅亡。

魯塔‧馮‧圖塔將軍(Lothar von Trotha)在歐洲新殖民時期擔任德國軍事指揮官。身為為東亞遠征部隊的旅長,他代表八國聯軍參與了鎮壓義和團運動。(Getty Images)

在歐洲和平的末年,這類創始級種族清洗已是例行公事。1885 年至 1908 年間,比利時國王里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把剛果自由邦當作私人采邑經營,一半人口死去,有 800 萬名非洲人死於非命。美國人在 1898 年至 1902 年間攻打菲律賓,吉卜林為此題詩一首〈白種人的負擔〉,最後總計有 20 萬平民死亡。先想想,在菲律賓戰場的 30 名美國將領之中,有 26 人曾參與殲滅美洲原住民的戰役,這個死亡人數就不那麼怵目驚心了。准將雅各‧史密斯(Jacob H Smith)向部隊明確要求:「我不要俘虜。我要你們殺人放火。卯起來殺、卯起來燒我才開心。」在參議院的菲律賓暴行聽證會上,亞瑟‧麥克阿瑟(Arthur MacArthur,日後二戰名將麥帥之父)將軍侃侃陳詞他歸屬的「美妙雅利安人」,以及他自認必須維護「種族的團結」。

規模太大太危險

暴力的現代史指出,看似不共戴天的仇敵從不吝於向彼此學習兇殘點子。舉例而言,美國菁英對待黑人與原住民的無情手腕讓德國最早期的自由派帝國主義者大為佩服,還要再等幾十年,希特勒才會嚮往起美國具有明確種族主義精神的國籍和移民政策。納粹從美國南方的吉米‧克勞法(Jim Crow laws)(註 11)汲取靈感,於是維吉尼亞州的夏洛特維爾會有飄揚的納粹卐字旗幟、「血與土」的喊聲(註 12),也只能說恰如其分。

從種族暴力角度回顧這段歷史之後,我們如果繼續視一戰為民主和威權政體之間的衝突、猝不及防的大災難元祖就很奇怪了。反殖民學者、印度作家奧羅賓多‧葛斯(Aurobindo Ghose)在戰爭爆發前就預言:「浮誇、兇猛、優越的歐洲」已遭判「死刑」,只能坐等「殲滅」——1918 年,梁啟超也有相同看法,他認為這場戰爭會是一座橋,讓歐洲過去的帝國主義暴行通往未來兇殘的同室操戈。

這些精確的推測並非神祕東方智慧或者非洲千里眼。遠在鄂蘭於 1951 年發表《極權主義的起源》以前,卑微的人們早就瞭解,西方宗主國和平的維繫,過分賴於在殖民地外包戰事。

大多數歐洲人在 1914 年以後遭遇的大量死亡與大量毀滅,首見於亞洲與非洲,當地的土地和資源遭到強奪,經濟與文化的基礎建設遭到系統性摧毀,整區的人口在最新穎的官僚技術與科技的襄助下徹底翦除。歐洲的均勢太久以來都寄生於他處的失衡之上。

最後,歐洲人的戰爭規模太大,亞洲和非洲不再是 19 世紀末、20 世紀時那個能夠安全容納衝突的遙遠所在。歐洲人口終於承受了長久以來施加在亞非的那種超級暴力。照鄂蘭的警告所言,為了權力而起的暴力「化為破壞的信條,只有在一切秩序都蕩然無存之後才能收手」。

今後別再夢遊

在我們的年代,最能闡釋這種失序暴力的毀滅邏輯、腐蝕公私領域倫理至深的,非瘋狂激化的反恐戰爭莫屬。反恐戰爭假定,下等人組成的敵人一定要從國內、從海外「燻出來」——反恐戰爭也核可酷刑與法外私決的使用,甚至會用在西方公民身上。

但正如鄂蘭所預測,暴力的失敗僅僅讓人更加依賴暴力,不宣而戰、新型態戰爭愈來愈多,國內的公民權利不斷遭到打壓,還有惡化的統治心態,最清楚的例子就是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威脅毀掉伊朗的核子協議,並在北韓釋放「世人前所未見的火焰與狂怒。」

「文明人」假設,自己待在家裡,就能免去他們在海外攻打野蠻人時發生的道德淪喪與秩序毀滅;這從來就是幻覺。自命的西方文明衛士一直都很珍惜這個幻覺,但這個幻覺卻粉碎了,歐洲和美國的種族主義運動抬頭,白宮的白人至上主義者還大聲叫好,此人還正努力讓一切秩序蕩然無存。

白人民族主義者丟棄幾十年來自由派國際主義的老調論述、西方政治與媒體建制偏好的語言。他們沒打算呼喊讓這個世界民主茁壯的口號,倒是赤裸裸地宣稱,白人種族要文化團結,對抗黝黑外國人帶來的存在威脅,無論這些外國人是平民、移民、難民、尋求庇護者或者恐怖分子。

然而數百年來賞賜權力、身分、安全感和地位予既得利益者的全球種族秩序終究漸漸瓦解。就算和中國開戰、在西方實施種族淨化,都不可能讓白人在地球當永遠、永遠的主人。重拾帝國的權力與榮耀的企圖早就暴露其短,不過是逃避主義的幻想——摧毀了中東、部分亞洲和非洲,還將恐怖主義帶回歐美的大街小巷——更別說還讓英國走向脫歐了。

準帝國主義的海外冒險再怎麽刺激,都不再能遮掩國內階級、教育的裂痕,或者分散大眾的注意力。因此,社會問題看似無法消解,尖刻極化的社會似乎已處在羅德憂慮的內戰邊緣,英國脫歐與川普上台也顯示,社會自殘的程度凶險上揚。

正因如此,1914 年戰前的經濟、社會不穩時,白人的白才會化身宗教信仰,白人的白更在今日成為最危險的集體崇拜。種族優越論在歷史上曾以殖民主義、奴役、種族隔離、少數族裔集中區、軍事邊境管控與大規模監禁等面貌示人。川普當政的現在,白人優越論已然進入其最後、也最危險的階段。

我們不該再小覷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註 13)口中「恐怖的可能」描述的情形:歷史的贏家們「搏命死扒著他們從俘虜身上偷走的東西不放,他們沒辦法照鏡子反省,他們會偶然促成全球大亂,假使這場大亂沒讓整個星球滅絕,也會捲起一場前所未有的種族戰爭。」如果想要神智清楚地思考,最起碼必須要反省種族帝國主義的歷史與其經久頑抗:但除了德國,但西方其餘強權仍未有行動。

在國殤紀念日這一天,不反省真正歷史的風險從未如此清晰明白。如果我們繼續逃避,一世紀以後的史學家也許會再次猜想,在漫長和平之後,西方是如何夢遊、走進史無前例的大災難。


後記:本文發表於 2017 年 11 月 10 日、英國國殤紀念日前一天,此後朝鮮半島的緊張氣氛急速降溫,川普預期將於近日與北韓領袖金正恩會談。但川普仍揚言要在5月12日撤出伊朗核子協議、對伊朗的核能相關產業施以制裁;伊朗警告美國的舉動會迫使伊朗退出《核武反擴散條約》,歐盟、俄國則敦促各方恪守現行條約。

本文作者米什拉(Pankaj Mishra)是知名印度學人,已出版的繁體中文譯作有《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


註 1:杜波依斯是美國在 20 世紀上半葉著名的學者暨泛非主義者,共同創辦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同時也是多產的作家。

註 2:吉卜林是英國作家,在短篇故事和童書的成就最為人推崇,他在世時即在國內大受歡迎,然而他作品裡透露的帝國主義與種族觀在日後迭有爭議。英國外相強森(Boris Johnson)2017 年 9 月拜訪緬甸時,在寺廟默誦吉卜林描述英國殖民緬甸年代的詩作,身旁英國大使只能難堪地打斷他。

註 3:馬格里布泛指扣除埃及不算的北非地區,包括下述五國: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西亞、利比亞與茅利塔尼亞。

註 4:太平洋島國薩摩亞自18世紀初接觸歐洲商隊,德國、英國與美國均出手介入薩摩亞政治,導致兩場薩摩亞內戰。德國自 1900 年起正式殖民薩摩亞,1914 年紐西蘭奉英國命令佔領薩摩亞。經過漫長抗爭,薩摩亞在 1962 年正式獨立。

註 5:英國在 1917 年發表公開聲明,支持猶太人在當時鄂圖曼土耳其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區建國。

註 6:此處引用史家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的著作《八月砲火》,該書聚焦在一戰開頭第一個月列強間的種種事件,並獲普立茲非虛構文類獎肯定且大為暢銷,然而亦有不少歷史學者批評本書學術考據頗有疑義。

註 7:鄂蘭是 20 世紀權威政治理論、哲學家,納粹德國在 1937 年剝奪鄂蘭國籍後,她在 1950 年歸化美國。她在極權主義和知識論的著述對日後政治理論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註 8:生存空間理論發軔在 1890 年代德國的生物學、地理學界,後經引申用於地緣政治理論,一戰時已普遍為德國政府接受,據此東征俄國。納粹在 1930 年代吸收生存空間理論,作為日後侵略與種族迫害的理據。

註 9:羅德是 19 世紀下半葉著名礦業大亨,曾任英國開普殖民地(今南非、納米比亞)總理。羅德在世時已是高度爭議人物,他傾力推動帝國主義,也是種族隔離政策的先驅;他挹注不少資金興學,英國的羅德獎學金、南非羅德大學均以他命名。開普敦大學的阿非利堪人學生在 2015 年疾呼拉下羅德在校內的雕像,隨後南非與英國各地有羅德相關紀念址的校園也傳出拉下羅德雕像的呼聲,導致不少衝突。

註 10:寇松任印度總督期間,印度爆發大饑荒,後世推測有 100 至 450 萬人死去。當時不少英人對寇松有高度評價,認為他有才能,但因個性倨傲、容易結怨,在總督與外相等職位的成績均不能孚人望。

註 11:吉米‧克勞法為美國南方在內戰重建期後通過的州法與地方法案,在前邦聯各州內強制所有公共空間與設施必須彼此分離。吉米‧克勞之名源自白人作黑人扮相嘲弄黑人的傳統歌曲。

註 12:2017 年 8 月,極右派發動遊行抗議該市移除南軍將領雕像,反極右的抗議群眾也走上街頭,隨後雙方爆發衝突;隨後,一名極右派男子駕車衝撞人群,造成一人死亡。

註 13:鮑德溫是 20 世紀美國作家,以其對美國族裔、同志社群與社會階級的精湛論述為人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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