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鄉武漢,不是一座恐懼之城

在 2 月 3 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習近平形容席捲中國的疫情「是一面鏡子,是一次大考」。新型冠狀病毒對中國政府而言或許是場施政考試,但在這座遭政府封鎖隔離的城市裡頭,人們並不在乎當局這回政治得分如何。


1 月 17 日,我在武漢漢口火車站遇到一個朋友,那是政府公告首個新型冠狀病毒確診案例的 17 天後。她是唯一戴著口罩的人。在當時,官方說法就是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而病毒的傳染是能預防的。「華南海鮮市場就在兩條街外,」我打趣道,該市場是疫情爆發的中心。在一家通宵營業的餐館,玻璃水缸裡的海產生龍活虎地悠游。我們吃了蟹腳麵。外頭街道上擠滿醉醺醺的人們,他們在公司尾牙後叫著出租車。一個男人彎下腰嘔吐,一個年輕女性拍拍他的背説:「準備好喝第二輪了?」

一週前,恐慌僅限於有健康意識的退休人員,他們老是擔心季節性疾病。關於某個不知名病毒的新聞,只是讓老人家又有新理由不讓年輕人出門罷了:多喝水、別外出。還有一些陰謀論者對官方消息表示懷疑,但無法給出更可靠的消息。對我們多數人來說,不戴口罩似乎是很合理合邏輯的。誰願意跟領退休金的偏執老人或消息不靈通的怪人為伍?

武漢並不是一座恐懼之城。我想不出我的家鄉有哪個時候曾被恐懼占領。或許這和武漢的革命歷史有關——推翻了清朝的 1911 年武昌起義,便是發生在這座城市。如果革命都不曾讓我們驚慌失措,某個不知名的病毒更不可能。

1998 年,當我還是個在武漢成長的孩子時,一場洪水沖垮了長江上的堤壩。附近地區遭洪水淹沒,公共交通陷入癱瘓。房子和公寓大廈的底層全浸在水裡,所以小孩子會在二樓一起玩耍,用 BB 槍瞄準漂浮在水面上的動物屍體。我們賺到水上假期時,我們的父母仍要繼續上工。武漢人有一種反常的韌性:面臨的挑戰愈是極端,我們就愈奮力以對。

當我的朋友在 1 月 19 日離開時,我們從其他省分的官方報告中得知,這種病毒已不僅限於武漢,更可以人傳人感染。雖然超市裡仍擠滿了為農曆新年做準備的當地人,但氣氛已經變得更加緊張。我回家只是要過年,於是我寫信給在澳洲的大學,告訴他們我要請更多天假。

翌日,我出現了感冒症狀。在當地社區診所裡,醫生給唯一戴口罩的人開了抗生素、退燒藥和中醫傳統的金銀花藥。我沒發燒,所以他只是寫下我的名字和年齡,然後告訴一群病人:診所的口罩已經沒了,建議去隔壁的藥房看看。「我們能做什麼來預防生病?」有人問道。醫生拉下口罩回答:「試著正向思考。」每個人都笑了出來。

藥房貨架上擺滿各式口罩,我猶豫了一下,然後隨意挑了一大把。不久之後,另一名顧客拎著一個大袋子,掃光剩下的存貨。在上海和北京,口罩早已售罄——而在武漢,現在幾乎不可能買到口罩了。隨著新年到來,戴口罩的人忽然變得無處不在,好比千樹萬樹梨花,卻慢了一季才開。

很多人都病倒了——有真有假。我本來打算和朋友在市中心吃個午飯。他們說,來啊,把病毒給喝了。我們都沒提出說要取消。餐館比平時更空,等我們喝完酒,就只剩下我們幾個人了。到了外頭,走經過解放公園時,我們拿下了口罩。我從未見過解放公園這麼安靜。「因為今天下雨了」,友人說著,並豎起了他的衣領。

1 月 23 日凌晨兩點,武漢市民獲悉,八小時後,來往武漢的公車、火車、飛機和渡輪全面暫停運行。機場、火車站、地鐵站全關了。世界衛生組織稱讚這次封城隔離是「公共衛生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動」。一封封關心的訊息灌進我的手機。我往水杯裡倒了幾片維他命發泡錠。父母去購物儲貨,超市商品一上架就被搶光了。超市在上午就關了門,重新營業的日期未定。超市門口,一名保安用體溫計碰了每個人的頭,彷彿在祝福他們。

在漢口車站碰見朋友已經是好幾週前的事了。華南海鮮市場在 1 月 21 日關閉。我住的街區現在幾乎空無一人,我睡得異常地熟。春節慶祝活動和媒體尊為前線英雄的無私醫護人員,占滿了中國國內的新聞版面。在社交媒體上,這場危機已經成為檢驗中國政府優缺點的試金石。正反雙方都沒改變立場,但現在他們各自有了新的例證、新的理由來讚揚或批評國家。我半個字也不想發;對我而言,武漢不是可以拿來在爭辯中揮舞的論據。在被隔離的城市裡,人們真的不在乎政治得分。

2020 年 1 月 27 日,武漢封城第四日,兩名居民走在武漢一個空蕩蕩的公園裡。

呂曉宇
牛津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現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與國防中心研究員,國際政治評論文章常見於華文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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