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爾幹的群學心法(下):視社會如物

涂爾幹的群學心法(上):視社會如物

自殺,生命幽諱的自我結束。雖然每個自殺都成就了個人乾脆俐落的歸零,但也給旁人留下情緒與理智溝通永遠無法聯繫的空白,遺憾與惋惜中滿是隨著離世者永遠封閉無解的謎。每個自殺者都有著獨一無二、無法被至親好友理解的辛酸,稍稍謹慎的心理學者都寧可選擇無言,對焦於分析集體的社會學者又憑什麼對著自殺說三道四?

但事實是,社會學當年能夠成立,如果沒有先行者涂爾幹用《自殺論》(On Suicide)這本在《社會學方法的規則》之後跟著出版的著作展示其應用,很難想像這門新學問如何能在個人主義高漲加上強敵環伺的年代站穩腳步。

拿還在襁褓階段的雞蛋去敲最難應付的石頭,拿自殺當研究對象來為社會學開幕。這無異自殺的行為顯示了涂爾幹建立社會學的急切感,以及他賭注於單點突破的藝高人膽大。

如意算盤是這樣打的,如果連自殺都可以證明受社會事實「自成一格」的影響,那麼新學問可以競逐擅場的空間也就迎刃敞開。涂爾幹研究自殺的入手怪異但自有其道理,我們就來看看這顆天才腦袋是怎樣教我們「換個角度看世界」,然後想想我們可以從中衍生出怎樣的啟發!

《自殺論》內頁圖表,顯示 1887 年至 1891 年法國各地的自殺率,最深色表示每十萬人之中有 50 人自殺。(Wikimedia Commons)

自殺率與集體秩序

首先,涂爾幹要我們先停止關心某甲某乙不同具體個體的自殺個案,留意一下「自殺率」這個可以客觀測量的統計數據。他發現,雖然說自殺率通常只是萬分之幾的微小數字,但在不同職業、宗教、性別、區域等集體範疇內卻相對穩定,就算逐年有了變化也可以辨識出趨勢。雖然我們知道每一則自殺就個體層次而言都是獨一無二的不幸,自殺者之間也不可能彼此協調「配額」或「排隊」,但「自殺率」卻沒有出現隨機跳躍的不規則混亂。

想像靠近審視貼滿一張張自殺者生前照片的白牆,然後隨著你一步步緩緩後退,雖然原本清晰的個體模糊了,但你定神看整牆的點點,頭皮跟著發麻,因為一大幅自殺的「集體秩序」在白牆上清晰浮現,自殺竟然也藏著涂爾幹說的,雖然不外乎個體,但卻超越個體、甚至先於個體具有「外在」、「強制」的社會事實。

接著涂爾幹比對不同範疇的自殺率有了更有趣的發現。依據他當時蒐集的資料,男性的自殺率一直高於女性,單身的自殺率高於已婚,新教徒高於天主教徒,有錢人高於窮苦人家,軍人高於一般市民⋯⋯為什麼?既然「社會自成一格」(sui generis)那麼針對「自殺率」的解釋自然不可能化約又掉回個體層次,涂爾幹解釋,這是因為「集體連帶」(collective solidarity)的差異所造成的!

譬如新教徒比起天主教徒少了教會更緊密的制度支持,必須更孤立地維繫跟上帝間的溝通,也必須承擔更多的自我責任。新教與天主教不同類型強度的集體連帶乃是「先於個體」的存在,可以被客觀描述觀察,不管某甲某乙的個別具體個案、生前是陷入婚姻、事業、學業的怎樣「走不下去」的生命困境,「自殺率」顯示了他/她們被像安全網般隱形圍繞的社會凝聚力,用溫情、教誨、問候⋯⋯「拉回頭」的機會差異。

集體連帶的影響未必都發揮在阻止自殺,也有可能直接間接鼓勵了自殺,譬如日本武士道頌揚因公捨命的義理,甚至美化切腹為尊嚴的自殺儀式;又譬如中國傳統將貞潔女性身為人妻的隨夫犧牲視為美德,甚至立下歷史榜樣、形乎戲曲傳說、贈名牌坊,都與高自殺率難脫關係。涂爾幹稱之為「利他型自殺」,集體連帶也有可能將自殺變成了一番「善盡社會責任」的表徵。

「利他型自殺」的討論顯示了,涂爾幹這種從社會整合的不同類型去分析自殺率的觀點,如何為自殺提供了更為寬闊多元的冷靜理解。神風特攻隊的自殺攻擊有多少是「真的」自願?有多少的「自願」其實是出於壓迫?這些發問牽涉到的哲學思辯,對涂爾幹而言恐怕不會太有意義,他寧可存而不論轉而關心科學實證範圍內可以驗證的說明,像是混和神道的軍國思想(一種社會事實)如何外在強制地導致了高自殺率(另一種社會事實)的客觀機制。

「迷亂型」自殺

如果目前為止聽來的印象,好像涂爾幹雖研究自殺,卻只關心科學、不關心個體價值,那就錯了!作為「啟蒙叛逆之子」的社會學比誰都喜歡辯證「個體性」的歷史命運,在前述「利他」與「利己」型自殺之外,涂爾幹提出一種獨創概念的「迷亂型」自殺。簡單講,「迷亂」(Anomie)是社會在快速現代化中「個體」由傳統同質性的社會連帶中脫溢而出獲得「自由」,但卻因社會無法建立新的集體凝聚,而陷入無規則保護個體,或缺乏社群凝聚支撐個體的混亂狀態。

在涂爾幹看來,沒有集體秩序在底層支撐的「個體」是個虛構無根的假象,多元自由並非與群體秩序無關的放任狀態,隨著網路數位科技的急速發展釋放更多「個體」發揮的空間,我們建構出足以保護「自由人」的現代秩序只有變得更加緊迫。

涂爾幹在德雷福事件(Affaire Dreyfus)(註)中挺身而出,用意不在保護德雷福這位猶太裔軍官的「個人」,而是在催生足以保障「像德雷福那樣」的差異個體,在未來可以不再被歧視迫害的法國現代公民文化,而且它必要是一種帶著「外在性」與「強制性」的社會事實,不管是「汝不可殺人」(Thou Shall Not Kill)或「汝當愛人」(Thou Shall Love)。

經濟快速致富的社會或者一夕成名的暴發戶出現高自殺率,原因不在人們生活中有什麼貧苦困頓或者需求的未獲滿足,相反地,涂爾幹認為,是因為人們陷入一種原子式個體意識的錯覺中「迷亂」,以為需求可以無盡擴張,天下沒有錢不能獲得的東西。涂爾幹的名言說:慾望的滿足創造出更難滿足的慾望,「慾望沒有辦法用滿足來解決,它只能靠限制」,靠給人生價值一個「那樣就夠了」的「停漲點」然後完善自我控制。

自由多元要能夠永續發展,聽起來或許弔詭但正是涂爾幹苦心孤詣發現的「真理」,是需要一個有許多細膩自我克制的文明規則在日常中帷幄運作的成熟社會,這就是它之所以在人類文明中少見無比脆弱需要共識呵護的原因。

《自殺論》被認為是社會科學定量分析的先驅,現在來看這本書的統計分析當然粗糙原始,但這就跟批評還沒地鐵時代的人看不懂地鐵圖一樣,正確但不太有意思而且失之傲慢。涂爾幹根據一致的社會學理論立場,透過不同自殺類型探討社會整合的差異如何影響了自殺發生的機率,如果可以比擬為提供機制洞察的天文學(astronomy),那麼許多我們常見靠昂貴的電腦跑出複雜統計令人驚訝的結果,接著順勢掰出「統計結果顯示了⋯⋯」的事後(post de facto)甚至是化約到個體心理的「社會學」解釋,還比較像是看到什麼就跟著迅速說番道理的「占星術」(astrology);樸實的天文學與華麗的占星術,我寧可選擇前者。

以群觀之

涂爾幹被認為是開創社會學「方法論集體主義」的代表人物,強調從「集體的因」一致地解釋「集體的果」,統計機率提供他心理學測量儀器般在實驗室之外的開放社會中展演出(perform)「社會事實」客觀存在的工具,讓他可以將問題意識的因果檢視「頭尾一貫地」對焦在「群」的集體層次。但這樣乍看之下抽離的社會學分析跟我們對自殺的現實關懷有關嗎?

涂爾幹對我們提出的挑戰正好是:重新斟酌「現實關懷」不同進路的可能,在個體層次與集體層次間做出選擇。按照「個體自願結束生命」的自殺定義所暗示的直覺,自殺「不外乎」一個個特殊的個體因著特殊經歷,透過內在隱晦的心理創傷而最終觸發(trigger)了自殘,個體層次的果由個體層次的因來解釋並且解決也就夠了。譬如社工人員在心理學知識的奧援下,用同理心貼近個案的專業心理輔導。社會學沒有理由去否定心理學的重要,就像對焦器官不需要否定細胞一樣,兩者事實上可以相輔相成。

但是「社會總是先於個體而存在」,被當成落單「一個人」的自殺者也不例外,沒有人是孤立的。從「自殺率」所表徵的「集體連帶」關心自殺的公共課題,意味放棄自殺必然只是「由內而外」(inside out)心理過程結果的定見。反過來,從降低自殺率這個「我們的集體生活出了差錯」的痛苦指標下手,問題焦點也就跟著移動到「我們」(包括你我「任何」潛在的「自殺者」)眾多個體所處的客觀社會環境,目標則成為:如何由外而內檢視、修補、強化社會凝聚對個體生命「不放棄努力」、「還有我們在」的支持。

涂爾幹這本百年前拿簡單的統計機率去解讀超越個體架構「社會事實」的《自殺論》過時嗎?我認為一點都不!技術工具或許陳舊,但洞見卻正日久彌新,我們來看看兩個在我看來十足涂爾幹風味的當代社會分析。

法國著名社會學家涂爾幹。(Getty Images)

《餐叉勝過手術刀》(Forks over Knives)

《餐叉勝過手術刀》這部 2011 年上映的紀錄片引起很大迴響,主要在說服大眾,美國戰後因速食文化的普及,造成糖份與動物性蛋白質的大量攝取,是癌症與心血管疾病失控爆增的元兇。

康乃爾大學營養學家 T‧柯林‧坎貝爾(T. Collin Campbell)醫生 1960 年在菲律賓救援飢餓兒童,當時為了減少花費使用的是植物性蛋白,結果發現菲律賓富有家庭的兒童反而有更高比例得到肝癌。1970 年代在夏威夷糖廠行醫的約翰‧麥道格(John Mcdougall)醫師的研究繼續呼應,他發現在日韓長大的第一代移民以米飯與蔬菜為主食,都很健康而且長壽,但第二代移民開始用動物性牛奶和肉類取代米食後,開始發胖且容易生病,到了孫輩與曾孫輩多胖又多病健康狀況明顯最糟,「飲食文化」這個社會事實的疾病元兇呼之欲出。

克里夫蘭醫學中心的卡德維爾(Caldwell)教授從臨床醫療這端在 70 年代不約而同跟坎貝爾醫師有了一樣的發現。他領悟到自己的乳癌開刀技術雖然精湛,但只是一直忙於為已得癌的婦女做處理不完的手術,卻沒有為預防乳癌做過任何事,於是跳入乳癌罹病率的研究。1978 年美國罹患乳癌的婦女數量是肯亞的 82 倍,其他類型癌症的數據比較也十分驚人。1958 年,日本全國因罹患攝護腺癌死亡的人數為 18 人,同時期人口只有日本兩倍的美國,因攝護腺癌致死的有一萬四千人。

1970 年早期,心臟病發的機率,美國也比中國農村多了 12 倍。那些罹病機率低的地方,以肉與乳為重的西式飲食幾乎不存在。最戲劇性的發現是,二戰期間,挪威因為被德軍佔領,農場等肉品源頭為德軍所充公,國民不得已只好吃素,罹心血管疾病比例大幅降低,到了 1945 年德軍撤退後又開始逐年拉高。

如果《餐叉》代表著集體層次的飲食文化通盤檢討,那麼卡德維爾醫師的「手術刀」就代表著在化約的更低個體層次上「解決問題」的那種架構「現實關懷」的方式。預防醫療的洞察會跟涂爾幹「發現社會」的集體主義分析觀點契合並非偶然,因為所謂「先於個體存在」的社會事實,除了區域空間上的「先」(譬如某個地方的語言文化),還包括了時間上的「先」,在一個人尚未有輕生的念頭前、未發生疾病之前、尚未想過創業前(我們接著馬上要提到)就預先準備好更友善的社會環境(在這個例子裡指的是推廣低加工的素食飲食文化),或許我們可以說:最道地的預防醫學必然是「社會醫學」!

《城市與創意階級》(Cities And The Creative Class)

從「社會事實」切入現實關懷不只可以除弊還可以興利,經濟地理學者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創意城市」(creative city)的發現是個好例子。在後工業經濟趨勢下,地方如何能夠吸引高品質的創意人才進入變成一個需要突破的關鍵發展課題。佛羅里達從「創意階級占勞動力成本」,「每人專利權數目」、「高科技占全區經濟產出比例」等指標來標示出「創意城市」後,接著提出一個非常涂爾幹式的後工業經濟論點:城市不是因為產業發展才吸引了創意人才,而是因為吸引了創意人才才產生創意產業。

如果套用涂爾幹的名言,契約能夠成立是因為契約底下先有「非契約的基礎」(non-contractual basis of contracts),在沒有交易誠信約束的地方簽再仔細的約也等於沒簽。佛羅里達的「涂爾幹式」看法是:創意人才首先看重的是生活環境的文化品質,有創意人才居住的城市生活才有他們孕生的創意創業,「日常生活是創意經濟底下的非經濟基礎」!

那麼什麼是吸引創意人才樂居的城市生活?佛羅里達發現是自由、多元、寬容的文化氛圍。但怎樣去測量一個城市有沒有具備這樣的社會事實?佛羅里達除了可以想見地拿藝術從業人口來當「波希米亞指標」,更有趣的洞見是把「寬容」看成支持自由與多元更為根本的社會因素,於是有了以一地區同性戀占人口比除以該區占全美人口比來建構的「寬容指標」(Tolerance Index)。再次,我們看到涂爾幹集體主義方法論的當代展演,佛羅里達的經驗研究證明,城市文化多元寬容程度「集體層次的因」連結到創意城市產業發展「集體層次的果」搭新聞話題換句話説:同志婚姻平權可是台灣「拼經濟」的軟實力啊!

我對涂爾幹的介紹並不完整但該告一個段落,我並沒有碰觸到他關於宗教、教育、經濟、政治的各種精采的社會學主張,反而花了不少篇幅連結到《餐叉勝過手術刀》與《城市與創意階級》幾乎沒人認為跟涂爾幹相關的作品,來闡述我認為圖爾幹催生社會學的精明創業手法中最具典範創意突破意義的思維風格。

設計改變社會?

孔德當年提案創立社會學時強調,要在社會科學裡進行一場天文物理學般的實證翻轉,打破半調子啟蒙只承認「個體」存在的那種「地心說」的直覺常識,從外部集體秩序(一個「日心說」的視點)去完整地理解現代社會中的個體處境,揭開那些圍繞著個體,甚至讓「現代個體」成為可能的「如物一般的社會結構」。

這個群學的願景幾乎難產,甚至一度被孔德與其從眾尷尬地弄成了形上玄學,然而,在涂爾幹的手中短短六年間便得以實現!

講完他的社會學創業故事,以及他仍舊犀利、魅力十足的心法洞見後,我想請你/妳給我一分鐘一起想想:我們這個被認為設計可以解決(幾乎是一切,笑)問題的時代,即便只是小學生更輕便的書包、危險路口的標示改善、節省更多地球資源的飲食慣習、更能鼓勵公民參與的會議流程⋯⋯哪一項不是針對社會制度集體秩序的改善?即便有時候被誤解為只是在做造型的工業設計,都默會預設了大量生產因而被大量使用的集體情境,這也是為何當年包浩斯關於建築與產品設計的形式辯論直接就關係到社會改革的可能性,因為「標準」與「規格」就已經限定了設計是在集體層次上不針對具體個體的「新秩序」提案。

 「視社會如物」與「視物如社會」最終是一體的兩面,這個設計的專業直覺不幸地已被它的徒子徒孫遺忘。

創意很少來自技術或工具的應用,否則我們早看到創意被「大量生產」的荒謬場面,深刻的創意往往來自於打破慣性常識、換一個全新的角度看世界的架構觀點突破。你現在認識了涂爾幹,不妨自我觀察不時問問自己:所謂「使用者行為」是不是被太多人(包括你)認定只能出自個體內在的動機?所謂「社會秩序」會不會被太多人(別轉頭)直覺認定不外乎個體的組合?所謂「設計改變世界」(承認吧,你也有過 Yes, we can! 的激動)該不該一直聚焦在如何洞察個體說不出口的「痛點」?如果你開始對這些「誰都知道」的常識起疑,那麼恭喜,你/妳已經通過涂爾幹的引介踏入了社會學用複眼看世界的大門!


註:德雷福事件(Affaire Dreyfus)是 19 世紀末發生在法國的一起政治事件,事件起於阿弗列·屈里弗斯,一名法國猶太裔軍官被誤判為叛國,法國社會因此爆發嚴重的衝突和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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