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母的樂園——《花街二十七號》 

葛楚‧史坦，巴黎花街二十七號，畢卡索，馬諦斯，海明威。如果你曾經讀過《流動的饗宴》，年老的海明威談論起年輕時的巴黎印象裡，葛楚的教母形象如此鮮明，也深深影響年輕的創作者。這當然是不能可再現的時代了，一位美國人實踐了法式沙龍，在巴黎的核心地帶，出現一個圈子，孕育了「作品」。

這本書特殊的地方，不僅僅在於主題，當然還有作者。作者明明身處在一個最有利的位置，只要一開口、一書寫，讀者就會聚精會神地聆聽，看重之、討論之。然而，她卻選擇從一個奇特的角度出發。本書原文名 The Autobiography of Alice B. Toklas（愛麗絲‧托克拉斯的自傳），卻不是單純的自傳，或為他人作傳。葛楚以她終生相處 40 年的女伴侶愛麗絲‧托克勒斯的角度，以伴侶的自傳口吻，所說的，卻是關於葛楚自己，尤其關於那段精采的法國歲月。這形成的弔詭現象是，作者寫關於自己，卻不以自己來說話；然而，自傳的「我說我自己」的機制，卻始終圍繞著別人，但這別人，卻又是作者本人。「我以別人的口吻，借用別人的『我』來述說回憶，回憶的內容物裡的『他人』，卻又是我自己」。乍看是套用了一個虛構機制，避免自傳或回憶錄時的狹隘和那難以逃離的自戀。可是，當你讀起這本書的首章，作者借用愛麗絲的眼睛觀看「自己」：「在我一生中只遇過三次天才，每次心中都響起鈴聲，從未失誤，而且這三次都是在大家看出他們具有天才資質之前。我要提的這三位天才是葛楚‧史坦、畢卡索，和懷海德 。我遇見過很多重要人物，也見過好幾位偉大人物，但只認識這三位頂尖天才，而且總是能一眼就看出，從沒失誤。」因此，我們應也要撇除作者想客觀分析自己的意圖。認真讀下去，似乎也不帶一點矯情與冷靜。相反地，充滿情感。

如果只是隨意翻翻不去提醒，讀者很容易著了道，覺得這就是一本愛麗絲‧托克勒斯所寫的、關於葛楚‧史坦的回憶錄。況且就算能一再提醒自己，這本書實際上是葛楚寫的，讀起來時仍然容易令讀者融入，數度忘懷這是「偽自傳」。所能提出的簡單解釋其實是，這並不比一般的自傳少。不論是內容的可信度、情感的厚實度，完全不亞於一本恰如其分的葛楚‧史坦自傳。

至於原因是什麼，與其去深究尋找合理的答案，也許面對這段珍貴的書寫，我們反倒可以質樸地相信裡面所說的一切。因為，情感，這個在諸多寫作中虛實的倫理爭辯中顯得尷尬的詞彙，竟是在這裡安然地保存著。

因為是愛麗絲，所以敘事的起點會是 1907 年，愛麗絲與葛楚相遇那年。那年葛楚《三個女人的ㄧ生》剛完成校樣，且專心撰寫《美國人的形成》；尚未聲名大噪的畢卡索完成葛楚的肖像畫，也著手《三個女人》的作品；而馬諦斯剛完成《生命的喜悅》。身為後進者的我們，時常難以相信這麼多偉大的人不僅同時出現，彼此認識，甚至彼此影響（結識或交惡）。愛麗絲的出現，似乎命定般，「她們」一同見證一個時代，見證天才們與天才之妻們。不單是愛麗絲或葛楚哪一個人的眼睛為憑、心靈為屏，而是恰如其分的「我們」。這使得作為傳記作品，它的文學性是獨特的。

不單因為虛構機制（假想用另一個人的自傳訴說自己），也因為這樣的處理回憶方式，預先一步排除了某種傳統回憶錄裡的，「我」乃是見證者的獨語。「我」要以一種保證的方式揭露某種事實（關於「我」所見所經歷），然後無比孤獨地宣稱，這是「我」所記得的事實，包括《流動的饗宴》也有這種特質。這本著作反倒奇妙的，無論以作者或敘事者角度看，都跳過了孤獨，而有伴。是以，花街的二十七號，1907 年（雖然葛楚更早之前便在那，敘事中也一筆帶過），出現了許多名人——那個《午夜巴黎》廢才文青無比追懷的、一去不復返的年代。

書中的時代配置，愛麗絲的入場見到了葛楚，花了短暫篇幅回溯葛楚的出生與來巴黎的契機後，將一戰前的美好年代勾勒出來，危機四伏又飄泊的一次大戰後，延伸到兩戰之間的短暫安寧。表面上，這本書應該是熱鬧精采，實際讀來卻沒有《流動的饗宴》般絢爛。葛楚這本書最美的見證應是畢卡索他們從尚未發光到轉瞬成大師的過程，只是這「雙重觀看」的一本書裡，孕育出最重要的人與作品並不是他人，而是葛楚自己。

我們可以將這本書視為一位作家如何孕育自己，在一個精采的時代與城市，一群天才當中的一名女性。細看出創作與出版不順遂的《三個女人的ㄧ生》與《美國人的形成》，一個人對自己才華的堅持，本身即是最重要的才華。

而本書的最後話語，讓這本書的視角再度折返出鏡像。只是這遊戲，終究是分不開的兩人的見證。這見證中，成為葛楚‧史坦最為知名的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