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史蒂芬妮・伍德（Stephanie Wood）以私人書寫向世界袒露內心。她說，她的故事遠不只是一個「沒有孩子的寂寞女人愛上一個騙子」的經歷
2013年，我寫了我的第一篇「私人書寫」（Personal essay）。我告訴世界，我經常感到極度寂寞。即使當時距離《Slate》雜誌宣稱這些「情感揭露的獨角戲」太過氾濫還有兩年、距離賈・托倫蒂諾（Jia Tolentino）為《紐約客》寫下〈私人書寫風潮已結束〉（The personal-essay boom is over）一文也還有四年，我卻已經感到害怕，害怕將我內心的痛苦呈堂發表可能會有某些不大得體的地方。
《Slate》撰稿人蘿拉・班尼特（Laura Bennett）曾將〈我如何原諒我的強姦犯〉（How I Came to Forgive My Rapist ，刊於《Vox》）和〈我的婦產科醫師在我的陰道內找到一團貓毛〉（My Gynaecologist Found a Ball of Cat Hair in My Vagina，刊於《xoJane》）等文章稱為「以新聞口吻寫下的專業死胡同」。
寂寞這個主題看來相對安全。但我仍以研究報告、專家訪談，以及許多同樣寂寞到絕望的他人故事，來支撐我的私人論述。
在那篇文章以〈所有寂寞的人〉（All the Lonely People）為題刊登在雜誌《美好週末》（Good Weekend）前的好幾個禮拜，我一直感到噁心。畢竟，我得要是多麼瘋狂的人，才會自己去揭露這種事？那附在寂寞上的污名仍舊巨大。在我承認自己寂寞時，難道不也承認了其他事嗎——不也承認了我是社會的失敗者、人類的失敗者？
若說我是個瘋子，好歹也是個能引起共鳴的瘋子：那篇文章的迴響非常好。數百人捎來信息，感謝我說出他們的故事，讓他們在自己黑暗、寒冷的地牢中不那麼孤單。
三年後，《美好週末》將我的第二篇私人報導刊為封面故事。又一次，我苦惱自己是否該寫下這些東西。和我描寫寂寞的那篇文章一樣，我以訪談和研究貫穿全文。也和先前的文章一樣，對我來說，把這些東西寫下來好似就是在承認自己是個失敗者。這篇文章的標題是〈無子：2016年，沒孩子的女人如何被對待〉（Childless: how women without kids are treated in 2016）。我寫下我多麼想要小孩，但卻從未實現。當我終於開始想要有個自己的孩子時，卻只有錯的人、錯的時間，和不足的勇氣。
我們的社會對沒小孩的女人有太多意見。一道隱形的線，在情感上（也常是身體上）將我們與社會的其他部分劃分開來。我們是他者。我們選擇不要有孩子的行為很「自私」。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聽到其他女人話中的切割條款：「作為一個母親，我⋯⋯」我們的想法被低估，我們作為女人的價值不被承認，我們的未來無足輕重。那些旁人耳語，我們不可能完全不放在心上、不對號入座。
這篇文章再次獲得讀者廣大迴響。又一次，那些信息寫著：「謝謝你，讓我不那麼孤獨。」
這次，只有我的故事
2017年一個週五午後，當我得知我的第三篇私人書寫已經發表時，我差點在《雪梨晨鋒報》（Sydney Morning Herald）的新聞室裡昏倒。我本以為我那篇無子女人的文章會是我最後一篇自我揭露的文章；我想重回隱私的懷抱。
然而，這已經是不同層次的故事了。我剛和一個騙子結束了十五個月的戀情。這個滿嘴鬼扯的男人讓我相信他是個富裕的農人和房產開發商，他鼓勵我相信我們可能共度未來。但最終，他不過只是個不切實際的幻想家，一個身形矮小、內心空洞，但卻極其擅長在他人身上施加痛苦的男人。他一次次地爽約、滿嘴稀奇古怪又自相矛盾的故事，讓我陷入一種無以為繼的高度焦慮狀態——我甩掉他之後，我發現他在我們交往期間也和另一個女人在一起。我還發現他有犯罪前科，犯案時他正處於破產狀態，留下一連串悲淒且破碎的情愛關係在身後。
我沒有為此破財（他不曾向我要錢），但我對自己和這個世界失去了信心。《美好週末》再一次刊出封面故事：〈愛在淌血〉（Love Lies Bleeding），這次我沒有囊括專家意見、研究或其他人的故事。這次，只有我的故事，而這引起轟動。文章刊出後數週，我被讀者訊息轟炸。許多人將他們與那種人交往時所發生的驚人故事告訴了我。
而這第三篇文章，成為了我的書《偽》（Fake，暫譯）。
我曾拿我的悲劇三連發文章跟朋友開玩笑。且聽這個可憐的故事，我說。看：一個沒有孩子的寂寞女人，愛上了一個騙子。看看我給自己貼的標籤。我真的是瘋了！
但在書寫《偽》的過程中，我逐漸明白了某些事：我那三篇文章，其實是被時間分隔開的同篇文章。它們組成了一個連續體；它們講述了一個女人，在21世紀某個時點的生活。而我的經歷並不特別。
在我二、三十歲時，我花了太多時間在那些註定失敗的感情上（誰不是呢）。我為了工作遠行。在打拼事業時，我在許多城市生活過：布里斯本（兩次）、倫敦、墨爾本（兩次）、香港。我在每個城市都沒有認識的人，我在構築自己的社交圈的同時對抗著寂寞。經過許多年之後，我才知道，對於要建立一段牢固穩定的感情、培養對社群的歸屬感，以及在一切還不會太遲之前，有機會認識一個能與我建立家庭的男人，這樣的流動遷徙是多麼有害。
我剛到雪梨的時候，身邊一個伴都沒有。那時我剛滿40歲。而多數跟我同年紀的人都在為新組成的家庭忙碌著。我的兒時好友、學校老友、大學朋友、我第一份工作的朋友們都在其他城市。對一個單身女人而言，在這樣的人生階段中建立新的社交圈是一項挑戰。雪梨的人口流動很快。我抵達這裡後認識的朋友都已經搬去其他地方了。
而認識新伴侶呢？統計數字顯示，40歲以上的女人毫無希望可言。在西方世界，沒有任何女人會懷疑人口統計黑洞的存在：你幾乎找不到一個30歲以上的異性戀單身男人，更別提體面的單身男人了。
當這個討人厭的男人從交友網站上聯繫我時，我已經斷斷續續地單身寂寞了好幾年。我當然會更容易受到他的操縱，跟他黏在一起的時間也會比理智清醒的時間更長，這都是不必驚訝的吧？
現在看來，我的三篇文章是一個故事裡的不同章節。「沒有孩子的寂寞女人愛上了一個騙子」的標籤可能在事實上是正確的，但從脈絡而言卻不是這麼回事。它完全沒有說出我故事的真相。我絕不是一個可憐的受傷靈魂。我的故事不是一個關於失敗的故事。我擁有富足且有趣的生活。我熱愛我的工作。我有許多親密好友，儘管他們太多人都在其他城市。
在寫《偽》時，我一直在與理智（或瘋狂）搏鬥，我是否該再次、且更大規模地將自己暴露出來，因此，我開始謄寫一份名為「為什麼要做這種事」（Why Do This）的文件。每當有什麼想法或句子在我腦海出現時，我就把它們丟進去。當然，作家們提供了最偉大的智慧。阿內斯・尼恩（Anais Nin）說過一句我很愛的話：「有些東西總是因過度而生：偉大的藝術生於巨大的恐懼、孤獨、壓制和變動。」我也從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的話語中找到慰藉：「我們身上所發生的一切，包括羞辱、不幸、窘迫，這一切都是給予我們的原料，就像黏土，我們因此得以塑造出藝術。」
然而，歐普拉（Oprah Winfrey）已爲我概括了一切，且更一言以敝之：「說出屬於你的真相，這是我們共有的最強大工具。」我也許還未寫下我的最後一篇私人書寫。要說的，還有很多。
史蒂芬妮・伍德的《偽：在一個充滿說謊者、騙子、自戀狂、幻想家和冒牌貨的世界裡，一個關於愛情的驚人真實故事》（Fake: A startling true story of love in a world of liars, cheats, narcissists, fantasists and phonies，暫譯）已於今年7月出版，獲選澳洲《衛報》年度不可錯過好書。尚無中譯本。